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

對《“新子學”構想》的建議

譚家健

方勇教授最近提出“新子學”的構想。這是比《子藏》更艱巨複雜的學術工程，需要國學界廣泛參與，研討和探索，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逐步實現。當務之急是要認真思考，提出問題，裨補缺漏，使之更加周到完善，具備可行性。依此，謹呈三點雛議：

第一，明確“新子學”之對象和範圍。

“新子學”乃相對於傳統子學而言，傳統子學即經史子集中的子部，其基本文獻在《四庫全書》中分為十四類：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曆算、術數、藝術、譜録、雜家、類書、小説家、釋家、道家。20世紀30年代，世界書局出版《諸子集成》，收書26種。50年代，中華書局出版《新編諸子集成》，收書40種，皆為思想史著作，止於隋以前。90年代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諸子集成補編》，分12類：儒學、道家、名法家、農家、藝術、兵家、醫家、曆算、數術、釋家、雜家、小説家，150餘種。後有續編，分七類：儒學、禮教、兵家、醫家、術數、雜家、宗教。上述兩編最晚者止於清末民初。這些就是目前子學的主要文獻。

方勇教授認為：“新子學”“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學，而是思想史上諸子百家之子。具體内容則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前者側重思想，後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曆數、藝術、譜録不在子學之列。”還説：“子學系統”“是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學、美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技術等諸多領域多維度、多層次的深入展開。”以上可以理解為他所設想的“新子學”的大致範圍。

我希望進一步明確，“新子學”包括釋家、道家和小説家嗎？我以為，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體系，似乎不必納入“新子學”。但他們又是思想史資料，怎麽處理？小説家類乃古小説，不屬於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資料，怎麽處理？

第二，“新子學”究竟如何面對西學？

中學與西學之争，已經持續一百多年。方勇教授强調，要選擇多元文化，擺脱二元對立思考的局限，既反對“迷失在西學叢林裏難以自拔的自由主義”，也不取“一味沉溺於以中國解釋中國的保守思維”。這些意見我贊成，而且已有不少人持同樣立場。問題是如何在“新子學”中體現？依鄙人淺見，目前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中，至少有兩大弊端：一是分析古代作品虚玄化，廣大讀者看不懂，而作者以此自矜；二是評價古人極力拔高，只講成就，不講缺失。前者與不適當學習西學有關，後者與盲目崇拜傳統有關。

推進思想史、文學史研究中的中西結合，多元互補，應該首先解決價值觀和方法論問題。在這兩方面，一百年來，顯然存在多種不同評價體系。古代文學、哲學皆以有助教化為基本價值，哲學史中以陰陽、名實、知行、有無、本末、理氣、道器、心性等為基本範疇。這些如何向現代轉化？如果“新子學”不解決根本理論性問題，僅局限於資料收集整理，注釋校刊等技術層面，與傳統子學有何區别？恐怕是談不上“新子學”之“新”的。

第三，正確界定“新子學”在國學中的地位。

《構想》指出：“‘新子學’將應勢成為國學新主體。”這個問題涉及對國學的總體界定，目前意見紛紜。如前所述，方勇教授主張“新子學”以思想史為對象，並不包括經學、史學、古代文學和古代自然科學史。然而在傳統文目録學中，“新子學”之書只是子部中的一小部分，能够稱得起國學新主體嗎？它與經學、史學、文學是什麽關係呢？建議多聽聽經學界、史學界、文學界和自然科學史界朋友的意見。目前，某些學科地位的界定，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涉及實際利益。某個學科一旦由二級升為一級，或由非重點升為重點，待遇大不相同。“新子學”可否宣稱是“國學新主體”，必須慎之又慎，廣泛聽取不同意見，特别是反對者的意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