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

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新子學”論集》序

（臺灣）陳鼓應

中國哲學精神的興起、演進和繁榮，與先秦子學息息相關。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不同的文明都經歷了一個軸心時代。這是一個頗具啓發的説法。至少對中國哲學而言，子學的興起可以視作哲學的開創期，子學構成了軸心時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先秦哲學家面對當時社會的空前危機，自覺反省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對天人關係、内聖外王以及人生態度等問題作了深入探索，從而形成了百家争鳴的思想格局。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遺産。當然，和其他的文明不同，中國的哲學突破自有其獨特之處。先秦諸子大多着眼於人世，有濃厚的社會關懷，致力於理想世界的建設。孔子、孟子、荀子如此，老子、莊子以及黄老學派同樣如此，其他各家也不例外。中國哲學的基本性格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以後的歷史發展。黑格爾説，歐洲人每想起希臘，就會有家園之感。這句話，用在中國人之回想先秦，應該也是恰當的。

但是，先秦時期百家争鳴的思想格局並没有繼續下去。秦王朝建立後，以法家思想為藍本治理國家，采取嚴酷的文化政策，甚至於焚書坑儒，這是國家權力對思想的第一次壓制。到了漢代武帝時期，又開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最終形成了經學一統的思想格局，這是國家權力對思想的第二次壓制。自此後，中國哲學就在國家權力和正統意識的壓制下迂曲而行。經學的地位日益無法挑戰，多元思想被視為異端而屢受打擊。唐代猶能三教共存，而宋代之後，在政治權力的挾持下，“道統”成為思想壓制的新武器。尤其是明清兩代，陸續有各種迫害異端的慘劇發生，文禍不絶，士人寒心。集權制度下的社會慢慢僵化，集權意識下的思想慢慢退化。失去了多元力量之間的良性互動，思想文化的活力不斷弱化，直到整個民族喪失創造力和改變自我命運的能力。

當然，無論怎樣強大的專制，也無法真正統治人們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因為這違背了人的内在要求，也無法保障社會的健康發展。從歷史上看，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抑或經學的任一派别，在獲取獨尊地位後，都會逐漸陷於僵化停滯的狀態，並進一步造成思想學術的普遍凋敝。思想一統的局面在國家權力的扶持下還可勉強支撐，而一旦經學思想喪失強制性的體系支持，就會迅速墮入潰敗。此時，受壓制的哲學思想往往會馬上找到生長的空間。因而我們會看到，經學的凋敝經常會激發子學傳統的復興，或者某種新形態子學的興起，這差不多是中國哲學歷史的基本規則。東漢末年，經學為世家大族把持，成為繁瑣的章句之學，又因為與讖緯之學結合而墮落為災異神學，弊極而衰，於是從漢末開始，經學一蹶不振，而老莊強勁復興，進而慢慢推動了魏晉時代子學的復興，由此學術打開了一個新局面，文學、美學、藝術等各領域都進入了一個大創造的時代。這一格局延續了數百年。之後的時代同樣如此，往往在獨定一尊的專制思想衰落後，多元化思潮就會隨之湧現，亦即由子學的復興來重新煥發哲學的生機。明代理學一統天下，而傅山等發出質疑，並提倡與之相對的子學。清代思想專制解體後，又有清末的子學復興。在某種意義上，“五四”精神亦復如是，它在西方思潮的推動下，對清代的思想專制進行了全盤的清理。一元衰而多元興，子學正是憑藉着其自有的堅韌生命力，在時間的長河中連綿反復，不斷自我重生。認識到這一點，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義。

近年來，中國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一形勢來之不易。猶記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文化界發生過的觸目驚心的災難。臺灣的“白色恐怖”，使進步學者和學生飽受打壓，甚至鋃鐺入獄，當局卻極力宣揚其所謂道統。大陸的“文革”，也使大批學界名流被迫害致死，思想和文化領域一片凋零。這些對文化的壓制與傷害，深深動摇了中國文化的根脈，直至今日，其影響仍未完全消除。我們應該謹記教訓，不能再讓專制政治挾持專制文化禍害中國。

近年來，我一直努力來做的事情，是站在當代立場上闡發歷代道家的人文情懷。和通常的説法有所不同，我願意強調道家思想中人文和自然相互藴含的特質。實際上，不僅僅是道家，先秦哲學的特質都在人文精神上。從中西哲學的對比來看，先秦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異之處，就是人文意識的自覺尤其早，而思考又尤為圓通。從産生的時間來説，中國的人文精神要比西方的人文精神早很多。在西方，人文精神到文藝復興時期才真正出現，那已經將近十四世紀了。可是在中國，早在老子、孔子的時代，伴隨着對神權的質疑，哲學家們已經開始從“人”的視角來思考重大的哲學問題。老子是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他用“道”代替神學意義上天帝的位置，真正體現了人文精神。固然我們不能把孔子視作哲學家，但他也的確深刻影響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孔子思想中深厚的人文精神同樣是那個時代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在老子和孔子之後，人文思想成為先秦諸子的時代精神，諸子各自不同形態的人文思想相互激蕩，最後匯成一股時代思潮，因而可以説先秦是人文思想彙集到人文思潮的開創期。先秦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對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啓示。自古至今，人類就不停地面臨三大衝突:人與自然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人與自己内心的衝突。環顧今天的世界，這些衝突不但没有減緩，反而在一些霸權意識下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子學中藴含的人文精神與對話、和諧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子學是中國文化寶貴的遺産，需要不斷開掘，不斷發展。近代以來，子學研究有非常大的進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不過，面對現代中國的複雜境況，子學還應該在世界哲學的背景下，緊緊抓住中國哲學的特質，開拓出新境界。由此，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學”主張就特别具有學術創新與思想變革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從提出“新子學”這一命題，倡導子學的振興，到深入闡釋“新子學”的精神，方勇教授的主張一直得到學界的積極呼應，並由此引發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呈獻給讀者的這部《“新子學”論集》就記録了學者們的精湛思考，這説明子學及其背後的精神是富於生命力的，是這個時代需要正視的思想資源。

“新子學”新在哪里？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也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從“新子學”的提出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深入，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見解，相信讀過本書後大多數人會同意我的看法。在這些見解中，有的特别能够引起我的共鳴。比如傅璇琮先生提到，需要花大力氣做諸子文獻的整合梳理工作，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還有許抗生先生談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極其豐富的，絶不是儒家一枝獨秀。再如陸永品先生談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成為四大“顯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四大堅強支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當然還有很多學者的看法都非常精到，需要時間細細體味。相信《“新子學”論集》的出版會推動“新子學”研究更深入地發展，這於我而言是一件頗感欣喜的事情。是為序。

（原載於《光明日報》2013年12月16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