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

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新子學”的任務淺議

吴　勇

無論中西方，軸心時代的思想家都以極强的原創性思想影響着千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和文明。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中華民族的文化由“王官之學”發展出子學，民族文化從此走向繁盛。民族文化的傳承絶不能割裂“現代”與歷史，諸子的精神經受了2 000餘年的檢驗，經歷了自身的嬗變和與異族文明的融合，它的生命力是世界文明史上絶無僅有的。但在近現代，西方思想的傳播，特别是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傳統文化又一次構成了極大的挑戰，比歷史上佛教帶來的挑戰更為嚴峻。雖然中國共産黨成立後一直强調要繼承優秀的民族文化、强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傳統文化自身並不能因此而置身事外，要從自家的歷史中尋找根基，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吸收各種外來文化特别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繼續前進，積極入世、與時俱進，發展出子學的新形態。

一、先秦諸子面對的現實

春秋戰國時期是諸子蜂起的時代，針對宇宙、國家、政治、人生及生命等方方面面，諸子百家提出了針對性非常强而又極為自由的學説，他們之間或互相詰難，或互相借鑒，但都敢於捍衛心目中的真理。這與春秋戰國時期特殊的環境相關。

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特點是中央與地方勢力此消彼長。平王東遷之後，周王室逐漸走向式微，諸侯卻强大起來。王室衰微導致周禮等“王官之學”漸失效用，當禮儀勝過禮義的時候，禮儀也不能保全，不僅諸侯敢於僭越，民間生活也顯失據。這就是説，在周王室軍事上喪失了討伐諸侯的實力之後，其影響民間的力量也在慢慢失去，從而在整體上走了下坡路。與之相對，諸侯國失去王室的保衛，不得不圖自保和自强、不得不謀求軍事的强大和統治的方法。軍事上，周禮要求大國不過三軍，而晉國在文公之後甚至擴充到六軍，悼公時曾有裁減，但也保留了四軍。三家分晉之後的魏國，其“魏武卒”令當時諸侯聞風喪膽。壯大軍事力量和采用先進的戰法在當時不僅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且需要解放思想，如西元前638年的泓之戰，宋襄公即因固守軍禮而敗，他以“仁義無敵”稱霸的夢想最終破滅。

春秋戰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問題”迭出。諸侯的崛起及相互之間的戰争、吞併，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國家的存亡强弱、人民的去留、生産能力的提高、人心的向背等。事實上，諸侯面臨的問題比當時周天子面臨的問題更為複雜。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從而需要人才和新的理論。這種需求是人才和理論蜂擁的强大推力，齊、晉、楚、吴、越等國的稱霸就是因為得到了人才，為各國作了示範。先秦諸子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裏發展出了儒、道、兵、法、農、墨、陰陽等各家，他們都針對當時的現實提出了自家學説，都以解決諸侯國的現實問題為己任。

春秋戰國時期與後世迥然不同的一個特點是，統治者對社會的控制力相對較弱，人們也重義輕死。孟子説“春秋無義戰”，諸侯征戰是存國和强國的手段，對國内的控制就是相對次要的了，這是人才可以流動的一個原因。同時，周禮漸失效用，諸侯國自己的治國思想不能立即建立，也希望民間能够提供有效的理論架構，這是諸子學説湧現的一大原因。但在民間，正因為缺失主流價值觀，各種思想交錯流行，人人自有信念，在戰亂年代，留名比留命得到了更多的信仰，這是人們重義輕死的原因。反映到士階層，即是他們能够捍衛理論學説的自由。對生命價值的極度推崇和當時的人身自由，是後世不可再現的條件。他們“殺身成仁”的衛道精神是應當繼承的，卻也是最難的。

二、後“軸心時代”諸子面對的現實

秦王朝建立後，廢封建而立郡縣、以法治國而焚書坑儒，一方面增强了對社會的控制力，打擊了傳統的士階層即知識份子；另一方面，統一帝國的建立及治國思想的强力推行，使得國家層面不再需要紛繁的理論，只需要民間承認並遵守現行的治國方略。法家思想成功地使秦國統一了全國，但是也失去了“法”的根本，最終導致秦王朝短命而亡。漢朝建立後，黄老學適應時代要求成為官方學説，但封國及民間仍然可以有自己的學説，子學進一步融合。武帝後，儒學開始確立獨尊地位。儒學的長盛不衰，事實上是為“法”提供了根據，統治方法就是仁孝與刑罰並用，從而既控制了社會，又籠絡了人心。王權得到加强其實是封建中國統一的前提，適度約束王權又是穩定的保障。這樣，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輔以法的手段，社會主流價值觀及統治方法一步步得到鞏固，諸子學其他形態便主要在民間發展，但他們的輔助意義也為官方或半官方重視。

東漢時，儒家思想似乎也走進了誤區，讖緯迷信風行，它對社會人生的解釋與引導能力大為減弱，這意味着儒學需要新的發展。魏晉時黄老思想吸收儒家思想，發展出玄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這是道家與儒家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融合。而借着玄學之風，兩漢之際傳入的佛教開始大肆傳播，對傳統的儒道均構成嚴重挑戰。但是傳統子學以真理為主要追求目標，從而避免了宗教戰争，也為自身的發展贏得了機會。《弘明集》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道與佛教的論戰，儒道往往處下風，但三家關注的焦點都在於什麽樣的理論更能够服務現實和人生。在論戰中，三家相互吸取對方精華，改造自身，歷經500餘年，佛教終於完全中國化，禪宗成為中國最大的宗派。儒學也發展出了宋明理學，道家則借鑒佛教發展出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傳統的道家思想繼續撫慰着人們的心靈。

自秦漢建立統一的封建中央政權之後，中央對地方、政府對民間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這意味着人的自由相對減少，但也不再像戰國時期隨時面臨生命的威脅。這種狀況導致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安身立命比立德、立功、立名更為重要，死義之士多為墨家餘響；二是無從選擇國家與君主，言論需在現行的框架下進行，這就決定了不會出現軸心時代那樣的原創思潮。但是，先秦諸子為現實、為人生服務的精神並未改變，這就使得我們缺少如西方那樣純粹思辨的理論，我們的民族總是打着“復古”的旗幟來改變現實，總是依賴注、疏經典來發揮自己的學説。注、疏的形式反映的是承續傳統、服務現實的實質。

宋明時期，生産力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資本主義萌芽開始顯現，人的自由意識和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魏晉以來儒道與佛教的融合逐步完成，而佛教對生命的高度重視必然刺激着人們對自由和人性的渴望。諸子人格獨立的精神在這種形勢下的迸發就是離經叛道，訴説的其實是對約束王權、解放個性的期盼。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共同出現，除了個人道德修養的共同訴求之外，方向卻是有異，體現了封建王權與個人自由的張力。因此，清朝雖然仍以朱子理學為官方學説，但遭到了戴震等人的嚴厲批評，這種批評透過考據等耗費知識份子心力的學術體現出來的仍然是對現實的强烈關注。

近現代以來，西方憑藉發達的科技深重地影響着中華民族，進化論、馬克思主義等西方學説的傳播給傳統學術帶來幾近毁滅性的打擊，列强的堅船利炮又嚴重打擊了族人的自信心。但是，保國保種之心、師夷長技以制夷等口號所反映的仍然是先秦以來士子的心。

三、建立“新子學”的任務

從軸心時代以來，思想家們生存的環境發生了幾次重要轉變，一是秦漢統一全國，中央集權制代替了封建制，他們的人身和言論自由相對減弱，話語權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制約，其影響即是軸心時代終結，思想的原創性減弱，必須沿着既有的思想路徑前行；二是魏晉時佛教的廣泛傳播，本土思想家要面對異族思想的挑戰，在排斥與融合間作出選擇，其影響是儒釋道三家相互借鑒、取長補短，開創了唐宋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三是近現代西學的傳播，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理念及其分析邏輯思維方式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其影響是傳統學術難以為繼，傳統的思維方式被西化，儒學淪為民間學術而不再是官方哲學，我們正在經受着被嚴重邊緣化的殘酷現實。

自春秋戰國以來，知識份子的遭際雖然在不斷變化，但他們為了國泰民安、為了普通人的安身立命和尊嚴而努力和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他們立足現實，要成全人之為人，所有的玄思皆為了家國天下。孔子周遊列國是為了弘揚仁愛精神；老莊教人成全生命，看破世間是非；司馬遷忍辱偷生也要“究天人之際”，書寫的正是大寫的“人”字；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弘願，正是千百年來知識份子的寫照。

當前，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主流意識形態，但它的中國化是離不開傳統諸子的精神的，而要建立“新子學”，這恰恰是一個機遇。建立“新子學”的任務，就要心懷家國天下，心胸開闊，以真理為唯一目標，客觀面對諸家理論，勇於發展自身。

第一，要整理典籍，但更要關注諸子的精神面貌。典籍是我們瞭解諸子及其思想的門徑，這是個基礎性工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建立“新子學”還要從中找到不變的核心價值觀，没有核心價值觀的傳承就不是對傳統的傳承，也無從談起開新。在核心價值觀的背後我們可以發現諸子的精神面貌究竟是什麽，我們今天的知識份子與他們相比有哪些變化，有哪些仍然在堅守，有哪些應該堅守。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歷史與現代，分清諸子的歷史語境和當前的現實語境才能明確理論發展的方向。

第二，摒棄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民族文化虚無感和自負感，理性審視西學與中學的共性與差異，勇敢承認西學的長處和自身的不足。没有開闊的心胸、不能以真理為唯一準繩是無法做到的，家國天下的使命也無由完成。但是，真理並没有被誰掌握，真理總是在不斷的辨析中接近。一如佛教東傳，辨析了500年才獲得了多方共贏的局面，中學與西學的比較較之更為複雜，我們更不應該拘泥於理論的形式和森嚴的學科壁壘，而應該各自確立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價值的標準下檢討。

第三，認真檢討中西方思維方式，大膽吸取西方思想，特别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共通性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出自身的新形態。思維方式的轉變，即以整體性思維駕馭分析性思維，堅持理想與務實的統一，或許是傳統思想轉型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還需要清除蘇聯的影響，並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其實是傳統的經世濟國理念的結果。部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回避談論馬克思主義，而這並不能够使傳統哲學向前發展。學術界也早有人提出中、西、馬對話，我以為學者並不必三家皆通，就具體問題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活躍、對社會現實特别是學術現實的關注和參與是各種思想前進的必由之路。

第四，思想既要高屋建瓴、高瞻遠矚，也要落實到民生日用，只有這樣才能滲入人心，具有生命力。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够幾千年綿延不絶，就在於它既能够指導國家行為，又能够安頓生命、處理日常事務。這一點在學術界似乎並没有獲得足够重視，或者學者們往往在觀念上重視而行為上輕視。

（作者單位：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江淮論壇》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