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形態的流變及諸子範圍的界定

諸子形態的流變及諸子範圍的界定

李桂生

“諸子”之學是國學之重要一塊。“諸子”，又稱“諸子百家”，最早出自戰國時莊子與荀子的著述中。《莊子·天下》云：“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1]《荀子·解蔽》云：“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説，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2]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指》首列儒、道、墨、法、名、陰陽為先秦諸子六家。東漢班固繼承劉向、劉歆父子之《别録》、《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又把諸子增至“九流十家”。由此，後世所指“諸子”，多沿襲漢志之稱謂。而所謂“諸子學”，則指注釋、整理、研究“諸子”之學問。

魏晉南北朝，“諸子”範圍有所分合與增删。但這一時代之目録著作，所指“諸子”，基本仍承漢志之説。例如，荀勖《新簿》乙部著録古諸子家、近世諸子家、兵書、兵家、數術的圖書；王儉《七志》分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阮孝緒《七録》有經典録、記傳録、子兵録、文集録、技術録、佛録及道録。它們在“諸子”範圍界定上與漢志無多大區别。

“諸子”範圍發生較大變化是在隋代以後，其範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隋書·經籍志》首開經、史、子、集之圖籍分類法，並把漢志之《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合併為子部：“合而敍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3]《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之子部均有十七類，而且各類目基本相同。如《新唐書·藝文志》之丙部子録除著録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小説家、陰陽五行外，還把天文、曆算、兵書、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列入其中。

隋唐至明清，不論史志目録、官修目録，還是私家目録，“諸子”的範圍都比漢魏時的“諸子”範圍大很多。如《明史·藝文志》子部共有十二類；《四庫全書》和《清史稿·藝文志》子部均有十四類，其立目完全相同；《崇文總目》子部有十六類；《通志·藝文略》子部有十一類；《郡齋讀書志》子部有十六類；《直齋書録解題》子部有二十類。而子部類目最多者，要數明代高儒《百川書志》，其子志著録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兵家、小説家、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隱家、格物家、翰墨家、農家、醫家、衛生術、房中術、卜筮家、曆數家、五行家、陰陽家、占夢術、刑法家、神仙家、佛家、雜藝術、子抄、類書共三十類圖書。

由上可知，“諸子”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之“諸子”除了漢志所指“諸子”之外，還包括醫藥、術數、方技、房中、卜筮、曆法、占夢、神仙、佛家、雜藝術等；狹義之“諸子”，則基本指漢志和魏晉目録書所稱之“諸子”。

然而，“諸子”及“諸子之學”並未隨着清朝的覆亡而終結，而是代有興發，不絶如縷。近現代，在内憂外患的背景下，在民族艱危的環境裏，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中，湧現了大批思想學術先驅，如魏源、龔自珍、梁啟超、康有為、王國維、章太炎、劉師培、魯迅、胡適、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林語堂、嚴復、黄侃、熊十力、陳寅恪、郭沫若、錢穆、馮友蘭、徐復觀、梁漱溟、陳鼓應等。他們憂國憂民，懷思抱術，奔走呼號，著書立説，在思想學術上開一代新風，形成了“近現代諸子”。

是故，所謂“諸子”，從歷史形態看，可以分為“傳統諸子”與“近現代諸子”；從學術形態看，可以分為“狹義諸子”和“廣義諸子”。“傳統諸子”又分為兩類：一是先秦至漢魏的“狹義諸子”，二是隋唐至明清的“廣義諸子”。“近現代諸子”既是對傳統諸子的繼承與發展，又在學術形態上有極大的改變，是“諸子學”發展到近現代的轉型。我們很難用傳統的諸子類目來劃分近現代諸子的流派，儘管近現代諸子中有“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之學術，但近現代諸子已從根本上有别於傳統的“諸子”，最重要的一個區别就是近現代諸子能够融匯中西，在當今世界的“春秋戰國”時代，其思想、學術視野真正具有“全球性”。所以，“近現代諸子”是更加廣泛意義的“諸子”，亦可稱為“新諸子”。

可見，一代有一代的思想學術，一代有一代的界定標準。諸子之學，前後相繼，而又代有創新，故“諸子”之涵義總是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文心雕龍·諸子》云：“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户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4]我們既不可以先秦漢魏之“諸子”來衡量隋唐以後之“諸子”，亦不可以隋唐以後之“諸子”來涵蓋所有時代之諸子。故以筆者之陋見，界定“諸子”之範圍，當遵循以下原則：其一，大凡諸子，皆關注宇宙、社會、政治、民生、道德等，並從“道”的高度來審視之，只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各有不同。正如《文心雕龍·諸子》云：“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5]其二，大凡諸子，其旨在於學術創繼與思想闡發，不在逞才使情與雕章琢句。蕭統《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6]其三，大凡諸子，皆以整體眼光看世界，多論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故有“蔓延雜説”之特徵。對此，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有精闢見解，云：“若夫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説苑》，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或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説，故入諸子之流。”^[7]劉勰之所以把上述諸書歸入“諸子”，就是因為雖“適辨一理”，但“皆蔓延雜説”。

基於以上，儒家經學之部分典籍實際上亦應歸於諸子範疇。先秦之時，儒家書非經書。《詩》、《書》、《禮》、《易》、《春秋》本非孔子所作，但經孔子整理過，並以之教授弟子，故於漢武帝時列為官學，成為“儒家經學”。東漢以降，儒家之《論語》、《孝經》亦歸入“六藝”或經部，上升為“經”。至宋代，《孟子》亦抽離子書，入於經書。何謂“經”？《隋書·經籍志》云：“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人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8]由此可知，所謂“經”，就是統治者認為具有經緯天地、燮理陰陽、治國安邦、嚴明綱紀、弘揚道德、成就功名、教化萬民、移易風俗之價值的典籍。在所有書籍之中，地位最高；在思想教化當中，價值最大，是統治階級用以統一思想學術的最重要的書籍。今日編纂子書，若仍把儒家之《論語》、《孝經》、《孟子》等奉為“經書”，則有食古不化之嫌。我們應以今日之學術思維審觀古代之學術，以發展變化之眼光對待中華傳世之典籍。是故，《論語》、《孝經》、《孟子》諸經典，當恢復其“子學”的本來面目。

綜上所述，隋唐以後之目録著作所載録之方技、術數、卜筮、曆數等“諸子”，多半屬於自然科學範疇，並非思想意義上的“諸子”；有些類目從名稱看，雖屬思想意義範疇，但其立目並無學派依據，如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隱家、格物家等，亦不足以稱“諸子”。所以，“諸子”範圍之界定當以《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為基本依據，而删去小説家，增加兵家。具體説，諸子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兵家，共計十家。

（作者單位：黄岡師範學院文學院）

【注释】

[1]王先謙《莊子集解》《，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16頁。

[2]王先謙《荀子集解》《，諸子集成》，第258頁。

[3]魏徵《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51頁。

[4]劉勰《文心雕龍》，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版，第64頁。

[5]劉勰《文心雕龍》，第62頁。

[6]李善《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頁。

[7]劉勰《文心雕龍》，第63頁。

[8]魏徵《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