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的建构

一、理想人格的建构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庄子的哲学是人生自由的哲学。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成为庄子美学与人生哲学的共同归宿点。

庄子追求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审美的人生。生命的自由与审美的超越是和谐统一、不可分割的。对生命的关注，使庄子从本体论的高度考察和思考人生的本质、价值，体现了他对终极的重视。庄子对人生的思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他主要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是侧重从宇宙的、自然的视角考察人生，其本体论与人生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庄子看来，形而上的本体不仅是自然界的本体，也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根据。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美的超越，从有限进入到无限，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庄子认为，“道”性无为，成就人生也应该是无为的。就体道而言，其无为的合目的性与审美是一致的。人格的自我完善，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审美的过程。通过体道、悟道、达道，实现对生命的困境和现实的超越，其实质就是审美的超越。通过这一超越，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人性得以解放，这充分体现了庄子美学的人生意义。庄子是从生命的本原、自然的本性来思考人的本质、人格理想和人生的归宿，始终以“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审美的最高境界。通过体道，寻找人生的真谛，体道是追求理想人生的有效途径。如果说“道”是宇宙的本体精神和生命之源，那么作为宇宙之一物的人，就不能离开“道”。同道的分离，就意味着失去了本体，切断了生命之根。

庄子讲“道”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为了导出人的本体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标本。在他看来，人是宇宙的一部分，“道”是万物的本体，也同样是人的本体。“道”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然之性，道是自然无为的，所以人的本性也是自然无为的。人应该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体道的人生就应该是自然的人生，只有自然的人生才是最美的人生，也是真正自由的、逍遥的人生。

庄子把他的理想人格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上，是有其特定历史原因的。庄子所处的时代，人们不仅被“物”所役，还被自己所设立的社会伦理规范所束缚，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个体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庄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仁义礼乐本身，他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就到处实行仁义礼乐，仁义礼乐是人们的自然之性。在“至德之世”，人们实际生活在仁义礼乐之中，可并不知道什么是仁义礼乐。然而，到了后来，却成了统治者强行推广的东西，这就违背了人的自然之性。“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马蹄》）所以，三代以来虽推行仁义礼乐，可并没有出现“至德之世”那样的局面，反倒出现了“争地所战，杀人盈野”的结果。孔子是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并把“仁”作为人的最普遍的本性。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四端”是人的本性，只要努力丰满“四端”，就能“尽心、知性”以“知天”，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里，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了人格的自我实现。但是，他们是用封建道德和伦理来规范人格，如果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就谈不上有什么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庄子却与之相反，他主张复归“道”本体，即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这是人的真正本性所在，只有恢复并发挥这一本性，才能使人获得自由，从而实现人的理想人格。可见，庄子突出了个体的意义和个体的人格独立，真正把自由与人的本质、自由与人格紧密联系起来。

庄子把实现个体的人格独立与精神的绝对自由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理想，也就成为人生观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庄子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人与自然的绝对统一。因为天人是合一的，所以人应该在与天地的交流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只有与天地为一，才能实现理想的人格。这个过程就是“逍遥游”的过程，这个境界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亦即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所以，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庄子的人生观是自然的人生观，其核心就是自然无为。安命、顺命，就是合于自然之道。只有以一种悠游、怡然、旷达、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做到“安之若命”、“安时处顺”、顺物而化、顺物之性，才能超越现实人生，达到理想化、审美化的人生，才能“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秋水》）“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秋水》）庄子的人性观也是自然的人性观。孔子和孟子讲“性本善”，荀子讲“性本恶”，而庄子则认为，性无所谓善恶，性乃自然本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知北游》）“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天运》）“性者，生之质也”。（《庚桑楚》）庄子所讲的人之性就是自然本性、自然天性，就是强调人性的自然性。

“自然”与“真”是不可分开的，庄子讲的“自然”含有真的因素，“真”也具有自然性的因素。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回到人的真实，充分发挥人的真实本性就是善，达到真、善，也就获得了自由，达到了美的境界。真、善、美是一致的，统一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道。道不仅是真与善的基础，也是美的根源。庄子特别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他认为真正美的东西必须是真实无伪的，失去了真，美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提出要“法天贵真”，（《渔父》）强调美必须符合人的自然之性，亦即符合人的生命自由。《渔父》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这里，庄子强调真，也是强调自然，自然性决定了真实性，因而才有所谓的自然美。牛马四足是谓天，亦即自然。穿牛鼻，羁马首，就是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破坏了“真”。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人应该具备自然真实的品质，顺其天性，自由地发挥自然的本性，不能牺牲自己的自然本性去追逐名利，这样，才能保持人的本真状态。

自然，真实就包含着朴素之美。《天道》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素朴是道的特点，也是事物最原始的状态。《马蹄》曰：“素朴而民性得矣”；《天地》曰：“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刻意》曰：“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能体纯素，谓之真人”。此外，庄子还以“婴儿”（《人间世》）、“儒子”（《大宗师》）、“处子”（《逍遥游》）、“童子”（《人间世》）等来形容自然、真实、朴素之美。《天运》中有一则寓言：“西施病心而 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 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 美而不知 之所以美。”牺牲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盲目模仿西施，矫揉造作、故作姿态、人为雕琢的样子，不仅不美，反而是非常丑的。《山木》中还有一则寓言：“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美者自美”，故意表白，就破坏了美的形象。而“恶者自恶”，自然朴实，却具有自然无为的天成美。

道家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目的，那就是从自然中寻找指导人生的准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然不言，却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难怪庄子从心底发出“吾师乎！吾师乎！”（《大宗师》）的感叹。庄子认为，离开自然原始本性愈远，就愈不自由，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为一体，达到“无己”的境界，才能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庄子笔下的“圣人”、“神人”、“至人”、“真人”、“天人”、“全人”等，就是进入到这种自由境界的人，这些人就是庄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模式。其实这些人的品质也就是自然的本性，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道的，他们都能够做到安时处顺，以和为量；恬淡寡欲，哀乐不入；寂寞无为，不用心机。这些人物从心灵上和行为上都达到了与道同一，与自然同一。他们都是超凡脱俗，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人，又是神，或是半人半神。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都是虚构的。但作为庄子理想人格的载体，他们所表现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道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实际上就是道的体现者，是道的化身。

总之，人生的真谛即自然的真谛；自然的真谛即人生的真谛。“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在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天下》）庄子的“逍遥游”，就是游于天地，游于自然，完成人的自然精神与宇宙自然精神的合流，并在此超越之中，提升和完善人格，实现绝对自由的审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