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李觏研究新局面

七、开拓李觏研究新局面——“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200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度假村召开了“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会”，该会由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来自北京、香港、湖北、福建、江西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姜国柱、南昌大学教授郑晓江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煜、南昌大学教授李承贵、南昌大学杨柱才博士、上饶师院教授吴长庚等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大会准备充分，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会前《抚州师专学报》以李觏研究专刊的形式出版了会议论文三十余篇，《江西社会科学》还特地开辟专栏，发表一组李觏研究文章，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本次大会研讨的问题主要有：李觏的哲学、宗教思想，李觏的政治、经济思想，李觏的教育、人才思想，李觏的人生与实践活动，李觏的诗歌与创作，李觏的家世与后人祭祀等。

1.关于李觏的人生与实践活动问题

李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几以布衣终其一生，有《李觏集》传世。

南昌大学教授郑晓江对李觏的人生观、生死观以及人生践履进行探讨，对其人生进行解读。郑先生认为：李觏由易论而构建生存智慧的学说，由礼论而提出人生的准则，其生存智慧讲究“人事修”，即要做到“度宜而行之”、“通权达变”、“量时制宜”，要见机行事，但又要遵守道德仁义；其生活准则讲究“循礼”，即在生活中既做一个循规守矩者，又不以之为束缚，不以其为桎梏，发自内心地自觉遵循“礼”的各种规则，正是自我之心性使然。郑先生还对李觏的生死观进行探讨，认为李觏的生死观可从两个角度去认识，作为一个普通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对死亡所产生的悲凉感受，他也曾对亲人逝去表现出“悔之”，也感到心灵之痛，也感到悲伤与凄凉；但他又是一学者，他找到了消解死亡途径，一是面对死亡的降临，认为这是常理，万物皆然，人死何悲呢？二是该做的事都做了，死而无憾了，三是用庄周的自然生死观来消解死亡的伤痛。李觏的生死观同时受儒家传统死亡智慧的影响，渴求声名传世而不朽，达到永生的目标。郑先生还对李觏的人生践履进行解读，认为可用“四叹”来概括李觏一生，同时从思想史和生命、生活两个层面对李觏进行解读，认为李觏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批评家、教育家，是一个具有独创性思想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落魄的文人，由此形成了“另类”的李觏，李觏的学术是江右（江西）思想,也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有学者认为：李觏以一部《文集》、一座书院浓缩了其人生精华，尽管科场失意，但难掩其人生智慧之光；尽管仕途坎坷，但不失其“康国济民”之志。

2.关于李觏的哲学与宗教思想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李觏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而其关于易学的思想又是其核心，是宋初易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家；并认为李觏的这一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其著作《易论》和《删定易图序论》中。

杨柱才博士以八卦为例细说其易道：李觏的八卦之设是阴阳结合的结果，关于八卦的生成，李觏完全是站在气化论哲学的立场作解释，他的根本原则是“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八卦之道贯彻幽微，运用得当，则不仅对于个人的修身立德、建功积福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治国和军事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行事就要遵道而行，即要把握“权”与“常”、“心”与“迹”、“时”与“事”之关系，因时制宜地开展工作，才能建功立业。遵守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任官之道、治身齐家之道、待人处事之道、处常应变之道、处患避祸之道、八卦之道等，洞悉事物变化的规律，按照规律行事，使国家安定，使人逢凶化吉。李觏把易道由基本原理推及自然，而成干之德，即自然界和生物可用元亨利贞来解释。“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读《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干之，必有其状。”并认为李觏的八卦说有明显的务实求效的特点，对稍后的气化论易学（如张载）有一定影响，倡导了一种关注现实，联系现实，指导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与王安石处于同一阵线。

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服务公司张克伟、杨震先生认为：李觏所著《易论》十三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述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把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江西教育学院副教授乐文华把李觏的哲学思想与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寻找他们的共同点，认为他俩人在世界观方面，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在认识论方面，他们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功利主义者，都提倡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作用；在历史观方面，他们都是穿着复古外衣的革新者，变法革新是二者哲学思想的精髓。

也有学者认为：“气”是李觏辩证逻辑思想的起点，“易”是其辩证逻辑思想的核心，“权变合道”是其辩证逻辑思想的终点。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树森、赖功欧认为：李觏作《礼论》七篇，阐述了其“礼乐观”，李觏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主强国之法制，明仁礼之统一，言通变之疏达，重人事之功利，倡礼乐之教化，顺人情之自然。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乐观”，对宋之儒学与明清实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存山把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性情论作比较，认为其性情论从属于他的“礼”论，在理论上有其不确定性，这在宋学中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阶段，类似于郭店楚简性情论在先泰儒学中的地位。

福建师范大学朱人求博士认为：李觏的“礼”是其文化观的核心，由于李觏主张“礼者，生民之大也”，“礼”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不以“礼”为准绳，从而彻底剥去了“礼”的神圣性和等级性，让“礼”变得平凡而又亲切，形成了李觏独特的文化观之平民情结，由此，打造了李觏在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的地位。

李觏的宗教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佛教的态度方面。李承贵博士认为：李觏佛教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排佛的一面，又有容佛的一面。其排佛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经济建设、财富积累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物质领域，因为佛教的存兴，不仅会破坏生产秩序，也会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危害；一是儒家礼治伦理领域，因为佛教对儒家“仁”德有冲击，对儒家“礼”有冲击。李觏容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某些教义、佛教教化功能的肯定。因为李觏解读到了佛教教义的精粹，认识到了佛教对社会人生的特殊功用，于是赞颂不放弃孝道而自食其力的信佛行为，褒扬高僧，乐为寺院写记文，强调佛教对儒学的补充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李觏倡导礼让与礼治，主张传播儒家礼学以压制佛道两教，因为他感到国人对佛寺道观过度热情，于是他列举了佛道十大危害，并把僧道排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他希望天下无寺观，让人们免除佛道的诱惑；同时李觏也谴责儒者的失职，让佛道乘虚而入民心。

3.关于李觏的政治与经济思想问题

国防大学教授、李觏研究专家姜国柱先生认为：李觏十分注重生民实际经济利益，关心万民物质经济生活，特别注重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人们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其经济思想十分丰富、精彩，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一，李觏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的弊端，专门写了《平土书》和《潜书》等著作，具体阐明平土均田的思想理论，主张恢复井田制，抑制土地兼并；这样可以达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和“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至“民用富而邦财丰”，从而“民富国强”。其二，李觏提出理财富国之制，根据《周礼》的理财思想、理财制度和自己的义利双行的义利观点，针对北宋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自己的理财富国主张，并设计一整套的理财方案：君王应以天下为家理财，不应当为个人聚私财；理财为民，去伪为先；量入为出，取用定制；调查民财，加强管理；强本抑末，禁止游惰；置平准，定物价；务多蓄积，有备无患，实行“平籴”之法，保护农民的利益。其三，李觏提出薄赋均役之策，以减轻广大农民的沉重负担，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总之，李觏作为一个“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进步思想家、改革家，如果说他的全部著作都是“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那么他的经济思想更是如此。不仅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而且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极为有价值；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珍品，而且当今仍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钊先生认为：李觏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治国构想，成为当时富有改革意识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包括了丰富而深刻的德治内容，一是强调安民“必先于教化”，二是重视德教的物质基础，三是突出“礼”的核心地位。并认为李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德治思想，把对老百姓的教化同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贯彻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山东大学教授张熙惟认为：李觏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忧患意识，面对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他主张因时权变，并提出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奠定了北宋中期以后社会改革的思想基础，对推动宋代政治改革事业的前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也有学者认为：李觏的管理思想是主张群体至上，和谐发展，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有一定积极作用。

4.关于李觏的教育与人才思想问题

李觏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从事教育，他创办盱江书院，后又入太学任教，直至权同管勾太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在著作中多有对教育发表见解，这些体现了他的教育、人才思想。

有学者认为：李觏对教育非常重视，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把教育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联系了起来，同时强调教育的作用是“立人以善，成善以教”，重视人的“德”的教育与培养；重视教师的选择，因为“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要求“择贤以为之师”；要注重师德建设，因为“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在教学方法上，李觏强调了几个原则：要育人应从小抓起，遵守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主张因材施教，学生的学习应持之以恒，学生的学习应勤于思考，做学问要虚心，不耻下问。同时认为李觏的教育思想有着较强的针对性，散发着时代的气息。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那么，李觏的人才思想又如何呢？有学者认为李觏从社会现实出发看到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对当时取才、用才等方面的弊端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李觏认为“守国在政，行政在人”，在人才的选拔上应重德、效实。大胆取用那些品德好，有真才实学的人，委以重任，在选才的方法上主张“以贤举贤”；同时要不拘一格，反对“才不才，决于数百言”的科举选才办法，反对论资排辈，“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的任官制度；在人才的管理上，李觏认为应该量才制宜、充分信任、明确赏罚。用人应量才制宜，适当安排，不要求全责备，用其长处，对于官员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赏罚也应有度和时的把握，不宜过重，也不宜过轻，不宜过早，也不宜过晚。

5.李觏的诗歌与创作活动问题

李觏现存330多首诗，江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研究员胡迎建把李觏诗歌内容分为六大类，即交游诗、时事诗、咏史诗、咏物诗、写景诗、咏怀诗等，并对之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副教授王群认为：李觏的诗歌有两类，一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倡导人的平等，追求人本主义精神，高标完美人生理想等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二是社会政治的呐喊，他的大量诗歌都体现了他关心时政民生疾苦，对不合理现实的抨击，对改革的呼唤，对富国强兵的企盼。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教授王春庭专论李觏的农村诗，认为那些诗写的是诗人身居农村所见所闻所感，反映了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疾苦，字里行间有血与泪，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沉重的忧患意识，这些诗是李觏诗中的精品。

复旦大学副教授王群还对李觏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探索，认为其诗歌特征有三个方面，即敏锐观察，刻意求新，以“用意出人”的艺术效果取胜；雄劲清奇，委婉含蓄，展现多样艺术风格，琢句炼字，工整奇巧，艺术上精益求精；并认为从李觏的诗歌创作，可以体察到他将哲学思考栖身于诗歌艺术之中，使理性思维与艺术审美水乳交融，力图使诗歌的每一细微之处都别开生面，充满个人的感知的探求，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同时认为李觏以中兴诗道自命，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宋诗的开拓者之一，并明显地影响了王安石等大诗人，在宋诗的发展道路上，李觏功不可没。

6.关于李觏的家世与后人祭祀问题

李觏由于身世卑微，距今又近千年，生平资料留下来甚少，其家世情况就更难其详。

周世泉、罗伽禄、江建华、刘敦龙等对其家世、有无子孙进行了一番考证。通过典籍、地方志以及李氏家谱等有关记载进行比照参证，认为李觏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北宋建昌军南城县人，南城是他一生生活和学术活动的最主要的地方，黎川是他寓居所在，也是他后裔所居地。资溪为他的祖居地。说李觏无子孙于史证据不足，他不但有子还有孙，只不过后人较为平凡，亦不在南城县之境内，加之李觏墓无人祭扫，这样就给人造成了错觉，以为李觏已无子孙存焉。

对于李觏遗存和后人对李觏的祭祀，周世泉、罗伽禄进行了一番调查与寻访，发现李觏的著述千年来多次出版发行，以至我们今天能读到完整的李觏著作。李觏坟茔在南城县近郊的凤凰山，历代也多有修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人见过其墓，只不过现在了无痕迹。李觏讲学的盱江书院历经九百年，至今天，与觏墓一样了无踪影。在南城县、资溪县、黎川县自古至今都曾有一些祠、庙祭祀李觏，今天有的地方还略存一二。

本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研讨李觏学术思想的专门会议，探讨的范围广，观点新，不仅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人才，还涉及宗教、管理、文学、家世等多方面，其文学与家世等方面的文章几乎是添补空白之作，大大推进了关于李觏思想的学术研究。这次会议老一辈研究权威与后一代研究新秀共聚一堂，对李觏思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主题演讲，有提问式的讨论，有自由发言，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充分地体现了学术自由争辩的精神。

会议代表还考察了李觏常到的麻姑山、他主教过的盱江书院遗址、他的长眠之地凤凰山以及黎川县河塘的李氏家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