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生活的时代

一、李觏生活的时代

李觏生活在北宋由盛转衰的时代。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逝，宰相范质为顾命大臣，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北宋赵氏正想借机通过政变而夺得天下。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赵匡义等人借机策划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恭帝显德七年（960年）的正月，赵匡义等人在河南开封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回师都城，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又称汴京。此后，一方面，赵匡胤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取得了成效，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消灭了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初为了结束分裂的局面，巩固统一成果，加强了对中央集权的操控。宋太祖赵匡胤从自己黄袍加身夺取政权中吸取智慧，以防自己的事在自己后人身上重演，他鼓励那些有战功的将领多置田地享乐，通过“杯酒释兵权”等办法解除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把他们外调到地方充当节度使；接着又继续削减他们手中的实权，让他们有名无实，将禁军统领之权直接归于皇帝。又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有调兵之权，而无统领之权。在军队的领导权上相互制约。这样做的一个很大的负面效果，是军队在战斗力上不断地被减弱，而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大，出现了“冗兵”的局面。

宋朝将一些大臣的军权、财政权、刑罚权等收归于中央，由皇帝直接管辖。在建国之初，国家相对安定，尽管边地有辽和夏两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但战事还是很少，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使得宋代出现了一个较为富裕的时代。为了强化领导与监控，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机构与人员来从事管理工作，这样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职能重叠，官员冗滥，在军界、政界出现了“冗员”的局面。

冗兵、冗员的出现，导致了各级领导不力，政令不畅，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的现象；军队作战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造成财政困难，很多财力花在解决冗兵冗员“吃饭问题”上，而难以集中财力强兵强国。邻国看清楚了宋朝的这一局势，发现是对宋用兵的时候了。他们不停地向北宋发起进攻，边地战争比以前频发，消耗了北宋大量的财力物力，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004年，宋与辽停战，签订澶渊之盟，规定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这次条约的签订为大宋朝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埋下无尽的后患，引起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效法辽，同时辽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战争越发频繁。又由于国内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大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与边关的防御能力，往往宋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割地、赔款的事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也不断地激化，特别是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国家由此内外交困，很快陷入积贫积弱的窘境。南宋的朱熹曾总结北宋亡国的教训时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1]朱熹的评论可谓是评到了点子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这种窘境并没有得到逆转，反而有加深的趋势：到了李觏生活的年代，已入北宋的真宗、仁宗朝，算是北宋的中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更加糟糕，边地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发起攻击。十余年的征战，让交战的双方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北宋更是大片国土丧失，使得北方的边境线越来越长，防守更加困难，敌国可长驱直入于中原，而在与敌国的交战中，北宋是胜少负多。李觏的忘年交范仲淹曾被朝廷任命为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郡守，由他来管理边境事务，加强边境防卫，抵御敌国的入侵。

这时，北宋已进入一个“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2]的境地，甚至直接威胁到首都汴京的安全。李觏对于当时的国家形势有相当的了解，他曾大声疾呼：“今之大患，患在夷狄。”他对于当时的战争情况也多有抨击，如他在《感事》诗中就说：“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再如他借古讽今，由唐代的玄宗而想到当下宋代的军队建设与战争状态，他写下了意味深长的《读长恨辞二首》及《马嵬驿》。后者云：

六军刚要罪杨妃，空使君王血泪垂。

何事国忠诛死后，不将林甫更鞭尸？

这些诗都体现了李觏对当时军队及国家安危的关注，也体现了他对“君王不动心”的不满。

到了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四伏，特别是土地兼并严重，出现了李觏笔下的“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局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全国形势如此，建昌军的形势又如何呢？

天福二年（937年），南唐在南城县置建武军；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建武军为建昌军，军治仍设在南城县，所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南城县、南丰县、广昌县、黎川县、资溪县。建昌军的设置刺激了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根据安抚使李纲、转运使逢汝霖、徐霖等联合向朝廷的申奏，经宋高宗赵构批准，于三月二十五日下诏，析南城县的东南五乡（丰义、旌善、礼教、东兴、德安）另置一县，称新城县，即今天的黎川县，仍由军治设在南城的建昌军辖管。

经济发展也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南城的一些豪强总是想方设法霸占土地。李觏曾在皇祐四年（1037年）给江南西路安抚使孙沔写过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南城一些豪强以养女招赘的办法巧取土地的现象。在南城一带的豪强大户家里收养了一批女孩子，名义上养女，实质上也是他们家的奴仆。当豪强们看到了一些驻守的兵士来时都是单身一人，“居则无屋，用则无器。”于是以养女招之为赘婿，这样就可以算为家庭成员，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口粮田与供给；但这些兵士过不了多久就要开拔到别的地方，他们在外的时间长，在家的时间短，所以“一女可当数夫”。“尝见一家养十二三女，请五十余分，而所养女日夜纺织，与其家作婢耳。”政府所控制的纳税土地越来越少，英宗以下，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的耕地被官僚、豪绅、吏胥、寺观地主占有。由于财富与赋税的不均，特别是土地的占有不均，形成了阶级间的严重对立。

由于新官制的建立，而旧官制并未彻底废除，两种制度并存致使官员在数量上大增，科举进士增加一批批官员，可恶的是大官僚子孙、亲属、门客等还有“恩荫”之特权，可以受官，功臣死后还可推恩加官，一名功臣死后，多的推恩加官可达二十多人，仁宗朝的官员比真宗时多了一倍多，内外官员达两万人。这些官员中有很多人是受恩而为官，并非因为他的能力或功绩而提升为官，这样官虽多而能理事的却很少。那时官员的待遇优厚，如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约等于同一时期二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自太祖后，历代皇帝都坚持太祖之训，“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如果是遇上荒年，政府还借机到各地去招募饥民当兵，仁宗朝的全国兵员数量比真宗时增加了两倍多。仁宗皇祐年间，军队支出的总额达四千八百万缗，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冗官、冗兵现象一日重于一日，随之而来的是养官养兵的冗费急剧增长，“徒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每年又要给辽、西夏大量银绢，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大量的负担转嫁到百姓的头上，百姓的生活一日苦于一日。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那时已出现衰败的迹象，农民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李觏长期生活在乡村，其间他耳闻目睹农民的疾苦，在李觏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如《获稻》诗：

朝阳过山来，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

青黄先后收，断折伛偻拾。鸟鼠满官仓，于今又租入。

诗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农民的辛苦耕作，累死累活地干一年，最后大多交了租，入了官仓，可是仓里满是“鸟鼠”，这些粮食被它们给吃了。他们回到家只好站在破败的家门前，邻里间相互慰问一二声，“归来官事了，相吊柴门边。”而在另一诗《村行》里，李觏写道：

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

朱户仍奢侈，柴门转窭贫。若非衢室畔，无用说悲辛！

这与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惊人的相似。

由于农村的凋敝，农业的停滞不前，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这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文武官员的待遇丰厚，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冗员的闲暇时间也较为丰富，他们有时间去消费。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推动了劳动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也正是在这时候，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商业的从业人数增多，市场更为广阔，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能看到商人与商品贸易，商品更加丰富，大量的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变成了商品，这也稍稍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略有益于改善农民的生活。

由是观之，北宋中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李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思想无疑是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