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人生践履

二、李觏的人生践履

资溪县泰伯公园李觏塑像

李觏的父母亲结婚后，生有两个小孩，可不幸的是这两小孩没有养活。那时，李觏的父母已住在郡城之郊。究竟什么地方，李觏没有准确记录，但从他的一些记录看可能是东郊。建昌军城四周皆山，盱江^[3]自南而北穿城而过，把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李觏虽住在城郊，但也可能是城郊的山中，李觏在《陈府君夫人聂氏墓志铭并序》里有“予六七岁时在山中”句，又在《疑仙赋并序》里有“及觏生十余岁，从先父适田间，宿东郊”句，在《野记二篇》的序言里也说：“予居东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为世戒者，作《野记》二篇。”

在城西十里许有著名的麻姑山，麻姑山因麻姑在此升天成仙而得名，该山“洞天”、“福地”兼而有之，在北宋时已是著名的道教胜地。山上有唐代颜真卿所书写的天下第一楷书《麻姑山仙坛记》，

稍偏北则是麻源。麻姑山及其周边山清水媚，得神仙之灵气，寺庙很多，香火也很旺盛，求福、求财、求子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李觏的父亲已年过而立，母亲也是二十好几的人，还没有子嗣，在那个时代已是年龄相当大了，他们相当地着急，特别是母亲郑氏更是急得不得了。她四处拜佛求仙，愿神灵保佑她生一个胖小子。也许是她的虔诚感动了神灵，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一天晚上，母亲郑氏忽然做了一个梦。她在梦里，见两个道士在家门口下棋，她站在旁边看了好久，其中一位道士拿了个棋子给她，她接过棋子，回到房中。忽然醒来，原来是个梦。不久，她怀孕。次年，郑氏生下了一个男孩。此孩便是李觏。

黎川县志关于李觏的记载

李觏所作《疑仙赋并序》，对于自己出生之事做了简要的介绍。他说：“觏家盱江，其西十里则麻姑山，颜太师真卿有《记》存焉。少北则麻源，谢灵运所谓《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与神仙踪迹相附，著在人口吻……吾母初无子，凡有可祷，无不至。祥符元年，梦二道士弈棋户外，往观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

三十得子，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他也是一个读书之人，懂得四书五经，虽胸中有才，但不曾参加考试，甘愿躬耕于山野。儿子出生了，得取一个好名字，想着妻子所做的梦，这不是仙人送子于我吗？让我遇上了。棋子乃奇子，将来这孩子一定会有所作为的，会与众不同。他得给孩子取一个与出生奇遇相符、也与自己理想相一致的名字，他左思右想，想起了《诗经·豳风》中的《九罭》中有句子：“我觏之子，衮衣绣裳。”《说文》里说：“觏，遇见也。”于是给孩子取名觏，取字泰伯。这“泰伯”也是有典故的，孔子《论语》里有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是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亶父有泰伯、仲雍、季历三个儿子，亶父预见季历的儿子姬昌（周文王）有圣德，就想把王位让给季历，而不想传给长子泰伯，以便以后季历把位子传给姬昌。泰伯为了顺从父意，便与大弟仲雍避居于勾吴（后成吴国之祖）。姬昌继位后，国力强盛，他的儿子姬发推翻了商朝，统一了天下，建立周朝。泰伯既孝顺父亲又贤让，因而孔子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古时候的泰伯既是李觏父亲所崇拜的对象，也是他希望儿子以后效法的目标，于是把它作为儿子的字，以示铭记。

资溪县志中关于李觏的记载

李觏的祖先曾在朝廷里做过官，祖上可能还是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家，只不过到了他父亲的时候已是破败之家了，李觏在《上慎殿丞书》中说：“窃念郡之衣冠家也，数十年来，禄禀中绝，天恤私门，不惜中和一点气，造为蕞尔之微躬。”但到了他的爷爷时，家族中已没有谁做官了，都是以种地为生的人。李觏的父亲没有参加过考试，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参加考试，因为他清楚只有通过参加考试得中举人、进士等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很重视对觏儿的教育，他鼓励儿子读书，教儿子作诗写赋。李觏的确不负父亲的重望，他发奋读书，六七岁时已能“调声韵，习字书”；到了十岁时，已“知声律”，懂得了作诗写赋。在现存的《李觏集》中就有诗作可能是写于其青少年时期，如《咏竹》：“外边虽节目，内里却空虚。从来汗流浃，只为写经书。”再如《霜》：“夜落无人见，朝霜到处新。非君有分别，力不奈松筠。”

李觏小的时候也时常帮助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有时还要帮助父亲干些农活。在十余岁的一天，白天在田间干农活，晚上就住在东郊的房间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人送给他一本书，书的形状如牍，表面呈黄色，封面上写着：《王状元集》。他在“梦中以为沂公之文”，十分高兴。

王沂公即王曾（977—1038）。王曾字孝先，北宋青州益都人，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25岁的王曾，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大魁天下，成为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状元。这在科举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后王曾历任济州通判、秘书省著作郎、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翰林院士、参知政事（副相）、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职，封沂国公。王曾的出生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王曾父亲十分爱惜写过字的纸张，看到散落各处的写过字的纸张都要收集起来，那怕是很脏很脏的纸他也会漂洗干净收集好。一日，王曾的母亲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

李觏想起了王曾出生奇异，后又在科考中连夺三个第一名，这不是自己的榜样吗？李觏十分欣喜，手不释卷地读着，从此后，他学习进步更快了，时常开卷，觉得似曾阅读过，但再细细想想又不曾阅读过；他写作也更完美，用力也更省。自己也觉得十分的灵异。

可惜的是，在李觏十四岁时，他的父亲不幸早逝。父亲去世后，安葬在郡城之北不远的凤凰山（今南城县城北的登高山）。家中的一棵顶梁柱轰然倒塌，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从此更加贫寒。后来，李觏因为家庭贫困，一家只好回到祖上居住过的深山老林中的小村，这儿离城也有近百里之遥。他家原有水田二三亩，其它的则为旱地，全家靠着这些水田旱地而生活，故而时常食不为继，生活艰难。家中的重担落在他母亲的肩上，母亲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织布、做女工，日日辛勤劳动，勤俭持家，这样才使全家勉强维持生计，不受饥寒之苦。

李觏深居山中，但也有朋友不辞辛苦去访问他，饶子尚（北宋建昌军南城县人，仁宗庆历初有诗名。事见《江西诗征》卷七）曾去拜访而不遇，于是写下了《逍遥峰访李觏不遇》诗，诗云：

叠嶂南奔似跃龙，逍遥楼畔识奇踪。

云根盘地三千丈，石笋参天第一峰。

岁久已知苍藓合，晓来常怪翠云封。

肩舆却过株槎路，曙色岚光隔几重。^[4]

逍遥楼峰据《建昌府志》（正德版）载：“逍遥楼峰在府城东七十里。宋时峰鸣闻数里。”饶子尚描写的正是这山村的风光。

尽管家庭困难，母亲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后来又从近百里之外的小山村迁居到了郡城，且支持他外出游学。也正是几年的外出游学让李觏长了见识，他的学问大有长进；这与母亲的呵护与勤劳持家分不开。李觏在母亲去世后深情地回忆这些往事，并饱蘸浓墨将自己的这份感情写进母亲的墓志铭里。

二十二岁，李觏与南城的陈氏成亲。婚后，李觏志向不移，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讥讽也不动心，仍专心于学问，也不为家中的贫寒所困。他曾经写过一首《自遣》诗，诗云：

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

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

从大的方面看，他希望通过发奋学习，著书立说，康国济民，报效国家；小的方面看，他希望通过学习参加科举考试而改变自己这种积贫积弱的生活窘境，所以他可以心定志坚地勇往直前。当然，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母亲与妻子的理解与支持，不然一家人要生存下去，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些想法与奋斗。第二年，他写就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潜书》，其立意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其言论是“遐探切喻，辞不柔伏”。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待知者而出之”，由此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希望因之得到重用而有所作为。他在给南城县的邑宰孙寺丞的一封信中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从信中可以看出李觏当时的生活十分贫寒。尽管如此，他还是勤奋苦读，读“圣人之言”，学“耕战法”，以积蓄力量，准备为朝廷效力。

二十四岁时，李觏又写出了他的《礼论》，共七篇，这是李觏一生中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前一阶段外出游学所获，他通过学习与思考而厚积薄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带病写就这两部著作，也非一件易事。他在《礼论》序言中说：“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语其纲条。至于今兹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得近纸笔，故作《礼论》七篇。”同样，他的写作目的也十分明确，“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在此后三四年间，不见他写出有分量的著作，可能是因为病情加重而为之所困，或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搁笔，在二十七岁时，他本想作《明堂定制图》及序言，但“遇病中废，未克成之”。直到他二十八岁时，他才完成了这一写作。同年，李觏还作有《平土书》二十章，书中释平土之要，绘平土之法，明生民之本。

在此期间，李觏不仅专于写作，还不断地给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人物写信，寄文章，推介自己，希望博得他们的举荐。在二十七八岁时，他先后写有《上苏祠部书》《上聂学士书》《上宋舍人书》《上叶学士书》等，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与誓志于学、为国担忧、为民担道、以备朝廷所用的心愿及行动，并将自己所写的文章誊写好与信一并寄给那些要员。但这些举动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由于李觏几代都是农民，又偏居一偶，在官场认识不了什么人，要找到人来推荐，那就更难了。于是他总是想带着自己写好的自荐信和文稿去敲那些达官贵人的门。他写策论也很卖力，写得文字流畅，观点新颖，切中要害。尽管如此，还是难得被人赏识。有时，人家很不愿意见他或被人家误解甚至奚落，李觏也只好忍受，这当中也有个别正直的、有爱心的惜才之士乐于见他，给予他以同情和鼓励。他在《上慎殿丞书》中说：“虽州郡龃龉，莫肯闻相荐，而缙绅先生当名路者，多赐赏激，谓非凡人。以此自信，若当大任。且贫且贱，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无昆弟，乞钱为食，来往江湖，零丁孤苦，积有年矣。”李觏就是这样不计荣辱，不因歧视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景祐三年（1036年），李觏进京参加考试。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考中。李觏没有因为不中而立即回乡，他在京城，希望拜见一些对他来说能起作用的人物，如聂冠卿、宋庠、李淑和叶清臣等，宋庠在考试中得第二名，仅次于其弟宋祁，但刘太后认为宋庠是哥哥，于是钦点宋庠为第一名。此时，宋庠是中书省的知制诰，也是史馆的校理；叶清臣是集贤馆的校理；李淑也是知制诰，他十二岁时便有文名；聂冠卿身上官职很多，如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起居注等，他受杨亿器重而得以施展才华。李觏拜访他们自然是希望他们念及自己的出身而对他重视，厚爱一份并加以推荐；但效果并不如他所愿，没有谁大力举荐他，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起用他。

李觏心力憔悴，带着“一语未中，则生平委地”的苦闷与彷徨，带着自己写好的自荐信到鄱阳去拜见范仲淹。范仲淹比李觏大了整整二十岁，可算是父辈的人了；李觏在信中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也介绍自己当下的处境及拜见的原由等，“故不远五百里，犯风雨寒苦，来拜于庑下。”遗憾的是这次范仲淹不在鄱阳，李觏扑了一个空，只好沮丧地回家了。相比他在京城拜访的那些人，范仲淹对李觏更为赏识，对他的遭遇也更为同情。范仲淹知道了李觏去拜访过他时，他给李觏写了回信，并邀请他去润州讲学，教授学生。范仲淹认为李觏这样也就能挣几个工资，可解决生计问题。

三十岁时，李觏写出《广潜书》十五篇，在原《潜书》的基础上扩而广之，写下自己对治国之道的见解，“以备施用”。次年，李觏又写出了《富国策》十篇、《强兵策》十篇、《安民策》十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富国、强兵、安民的政治主张。这些既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也是他思想成熟之作。第二年，他前往越州拜见范仲淹。

庆历元年（1041年），李觏再次入京城参加考试，参加的是制举科。制举科的考试是众多考试中难度最大的一科，这一科一旦考中，名望最高，升迁最快。这也是李觏求之不得的。李觏认为自己有能力考中，准备也充分，于是他满怀信心去参加考试。制举科的考试要求严，规定多，应试者得由他所居住地的路转运使或一位朝廷的重臣推荐，如果这两类人员都不推荐，也可自荐，但无论哪种情况，应试者都得将自己所写作的策论五十篇交自己居住地的知军或者知州阅览与点评。如果他们满意，就由他们送上一级路转运使，再由转运使送礼部官员审读，然后再由礼部决定该生有无资格参加下一步的考试。这样，在考试前，李觏又拜访了四名官员，他们是王尧臣、富弼、刘沆以及吴育。王尧臣是一位资深官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大学士；富弼是知制诰，刘沆也是知制诰，吴育是中书舍人。这些人学识优秀，王尧臣、吴育是状元出身，刘沆曾中得探花。吴育和富弼参加的是制举考试，并顺利通过，且富弼参加考试前与李觏一样都是一介平民。李觏去见每位官员时，他都写了自荐信，信中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兴趣，并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仰慕之情及自己心中的期待，给吴育与王尧臣的信还附上了自己的著作。这几位要员对待李觏的拜访反应平平，也似乎没有做什么。日后，李觏在《送丁正臣》诗中说：

铅椠辛勤四十年，抟风不上鬓霜寒。

朱门何处有知己，短褐空瓢行路难。

这次考试，李觏并不顺利，第一关策论接受礼部的审查，文章被推为一等，这一成绩应是很理想的。接下来，李觏就是去参加殿试，夺取功名。这次考试的题目有：左氏崇君父、孝何以在德上下、王吉贡禹得失孰优、经正则庶民兴、有常德以立武事、序卦何以始终不同，共六道题。这六道题目中只有第四题出自《孟子》，其它出自《后汉书》或者《汉书》，这些题目所涉内容都很细，也很偏，注意的都是些很细小的内容；而李觏读书不注意细节，多着眼于大处，正如他自己后来在给好友祖无择的诗中所说：

少小学贤能，谓可当宾礼。一朝在槛阱，两目但眄眙。

捉笔析所问，移时数千字。读书取大者，纤悉或靡记。

李觏看到这些题目也有点傻了眼，他不知其所出。李觏自信读过不少的书，并对其内容也记得一个大概，他怀疑这些题目都出自《孟子》，只有《孟子》的书他不读。于是愤而说：“吾书未尝不读，必孟子注疏也。”于是掷笔而出，离开了考场。当然，这场考试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李觏初试得了第一名，得到众人的瞩目，正如萧注（萧注[1013-1073]字岩夫，江西新余人。仁宗庆历六年进士）给李觏写的信中说：“闻足下应贤良预第一人召试，是时万口一发，万意一同，未有不心思目愿，欲识其面者。”且萧注认为李觏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难得的贤良，对李觏赞美有加。可是正是这样一位“发其言则为箴、为规、为教、为化”的人却名落孙山。

这次考试对李觏的影响远远大于前一次，他觉得要通过考试来求取功名已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于是他决心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自己在日后也说：“庆历中，应科目罢归，廼自念亲老矣，而数弃之。舟江湖，客京国，以为之忧。抑又穷空无以备甘脆，非人子所宜，因决不求仕进。”李觏只好回家。不久，在郡城建起了盱江书院，在那收徒授业，也在城北郊建起了房屋，安下了家。好友黄通（字方夫，福建邵武人。嘉祐进士，大理寺丞，能诗词。）在《麻姑山一首赠陈仲父兼泰伯先生》诗中说：

自伤出处苦奇剥，不得寸禄遮妻孥。

归来筑室郡北郭，反关唯作文字娱。

庆历四年（1044年），李觏卷入了一件官司。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一位南城同乡邹子房，平时与李觏也有一些往来，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更没有什么仇可言。但是邹子房做了一件行骗的事，让李觏给告发了。邹子房从御药院里弄出来了一份文书，御药房是宋太宗时成立的一个专门管理宫廷用药的机构，掌管按验秘方，秘制药剂，以备皇帝及宫廷需用，直接由太监管理。御药房并不是人事部门，无权任免官员。可是邹子房不管这些，他拿着这份文书，到处说他已被朝廷任命为太庙斋郎，写给家里的信也这么说。说来也荒唐，邹子房凭这一纸文书把从京城汴京到南城的一路大小官员都镇住了，邹子房从京城回乡，一路上都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就是江南西路的转运使也不去辨一辨真假，相反还对邹子房大加器重，授权他去开采一处银铜矿。而邹子房也凭着这一授权写信与州县官吏联络，开始了开采工作。邹子房的行动引起了李觏和其他一些与邹相识的人的怀疑。于是李觏等人就向从京城回南城的人打听邹子房任命职务之事，但这些回来的人都没有听说过邹曾得此任用。于是李觏等人料定这是一个骗局。为此，李觏给任职知谏院的蔡襄写了一封信对邹子房这一事做了揭发。信中将事情的原委作了交待，还引经据典地就此事发表议论，说此事于国不利，要加以详察并追究责任。可是，蔡襄并没有立即派人去调查此事，而是给李觏写了一封很短的回信，要求李觏先想办法去秘密调查邹子房，以防打草惊蛇。蔡襄在信中说：“足下业已发之，当为予究之。至询他人，果诈不虚，必逃去矣。就令不逃，亦生奸计。莫如密得其详，擿之以寘于法，于时不为无补。”后来，朝廷追查了这件事，这时，邹子房倒打一耙，反咬李觏一口，朝廷难辨谁是谁非，也只好把李觏一并抓起来送入大牢听候审查。虽然事情终于弄得个水落石出，但这时李觏也在牢中待了二十天。李觏觉得自己很冤，也没有脸面，心中总有一种说不来的味道。次年，李觏在给好友祖无择的诗中叙说了这事。说起此事，他心中似乎还有些愤愤不平。他说：

作书贻谏官，奸诈患不细。有诏令逮捕，按验取真伪。

是夫知计穷，诬我以罪戾。上官犹眩惑，准例皆拘系。

幽幽圄犴中，愤愤争竞里。周旋二十日，乃克见巧敝。

李觏因此事虽然只在大牢里呆了二十天，但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辞去了教学之职，待在家中也极少出门，后来干脆种地去了。他对好友祖无择说：

吁哉养英才，徒以钓积毁。箧书归敝庐，庠门任芜秽。

去年仲夏后，盛暑若火炽。郊园有余爽，蔬果聊可嗜。

时复观田畴，毕力奉耘籽。人生但饱暖，此外皆淫侈。

从李觏对祖无择所言，可见此桩官司对他的影响可谓大矣。

但李觏又不愿如此而甘于平庸，他是希望积极入世，不甘做凡鬼于地下。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庆历民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长江赋》《删定易图序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阐发他的思想。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称其著作“真医国之书”，余靖在向朝廷推荐他的荐章里就说：“李觏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福建名士黄通也写信给范仲淹，在信中对李觏大加赞赏，希望范仲淹能向朝廷推荐李觏，黄通说：“李觏生圣时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学，其智识材术，疑三代英灵复生于今，在江而南，皆呼先生……若吾公者，知泰伯为最深。惟其知之也深，故尝有论荐泰伯之心。”但这些似乎没有给他的经济地位带来多少变化，这其间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相继出生，多了几口吃饭穿衣，让原本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了。

李觏三十九岁时，他的妻子陈氏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三岁。这一年，也有一些人对他的一些著作提出非议。如黄汉杰给他写信，指责他所写的《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和《邵武军学置庄田记》多讨论佛教之事；章望之又对他的《礼论》提出批评；尽管李觏对此做出了回应，但这些事已让他心力更加交瘁了。不幸的事在第二年又发生了，他六岁的二女儿夭折。这让中年丧妻的他更加痛苦不堪，对他身心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写下了《哭女》诗以寄托哀思。

命运之神没有垂青于李觏这位才子，不但没有谁为他争来一官半职，也没谁为他改善处境而做出实际性的努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范仲淹一直对他很赏识，不仅在找工作方面给予帮助，还大力举荐他。在李觏四十一岁时，范仲淹还向朝廷推荐李觏，但朝廷没有把范仲淹的推荐当一回事，第二年，范仲淹又招李觏到杭州相聚，并再次向朝廷推荐。这一次的推荐起了作用，朝廷任命李觏为将仕郎试太学助教。这个官职是一个虚衔，并不真正上班，但对李觏来说，可以不用交租纳粮，已进入了准官员这一层面了。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了，也许这样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于是他向皇帝进《谢授官表》，向范仲淹写感谢信。他在给皇帝的《谢授官表》中说：“身未识于九重，名已参于一命。闺门交庆，乡里知荣。臣觏中谢……虽释褐之有光，然事亲而甚便。不离乡井，已脱民编……庭闱是恋，幸申为子之诚；犬马未衰，庶有报君之日。”

四十三岁时，李觏的母亲去世。年底，李觏将母亲安葬在父亲墓的东南面，让父母在另一个世界也相伴相依。次年，李觏又生病了。这一年，他带病把自己的一些著作整理成《皇祐续稿》，共八卷，又刊行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周礼致太平论》十卷。他在《皇祐续稿序》里写道：“行年四十四，疾疹日发作，其于文字间尚克有进也欤！《续稿》凡八卷，时又有《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孤行焉。”在此后的几年里，李觏并不如青壮年时写出一些有创见的论著，给人的印象是身体与才思都不如从前了。身体的不佳、经济上的困顿已使他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那些治国理政的问题了。其间应人之邀写一些应酬之作，如《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袁州学记》等，更多的是一些墓志铭，如《进士傅君墓铭》《前进士廖君墓表》等等。从他所为的这些事看，李觏的生活过得艰难，应酬之作完全是为了得几个润笔费，由此来补贴家用。

四十九岁时，已是嘉祐二年（1057年），国子监上奏，要求朝廷差李觏充太学说书，皇帝下旨命令李觏赴太学供职，接到了圣旨后，李觏赴京就任。第二年，朝廷又应国子监的请求任命李觏为通州海门（今江苏镇江）主簿兼太学说书。这一年，朝廷还要求他详究太学制度，于是他写出了《太学议》一文，对太学的历史及相关制度进行了阐释。嘉祐四年（1059年），胡瑗因病请长假，六月病逝于杭州。在此期间，李觏权同管勾太学（代理校长）。稍后，李觏以祖母未祔先茔为由，要求回乡迁葬，皇帝给了他一个月的假，于是他启程回家。回家后，李觏就病倒了，八月，病逝于家中，享年五十一岁。他“临终无他言，惟执次公手以《明堂定制图》为托，又以《三礼论》未成为恨”。十二月，李觏被安葬在他父亲坟茔之旁，弟子陈次公为他写了墓志铭，李觏就这样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