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人格精神

四、李觏的人格精神

李觏字泰伯，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参鲁，这表现了李觏对古之圣贤高尚品德的尊崇和神往，体现了李觏在人生践履中为人为学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度。李觏逝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国人祭祀他，纪念他，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读他的书，研究他的思想，在其学，亦在其德，在其生于衰世、奋起国运、心怀天下、康国济民的人格精神。我们今天研究李觏，不可不察其人格魅力，不可不仰视他用50年生命所建造起来的人格丰碑。

1.穷且弥坚、抗争命运的精神

李觏本是“郡之衣冠家”，从小受父祖辈的教示和儒家“圣人”、“君子”思想的浸染，心存大志，期待自己能“使三代之道，珠连至积，尽在掌上”，“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然上天并没有给他实现这个抱负的条件。他祖籍于去城百里的山中，虽然先世曾为官，但“数十年来，禄禀中绝”，家道中落，全靠“其尝学，不应举，尤直信”的父亲农耕为生。更不幸的是14岁那年，其父年寿不继，一命西去，家里的生计只有由刚正、善良且有谋划的母亲“昼阅农事，夜治女工”来维持，以至常不得食。然贫贱的家境并没有停止他奋争人生的步伐，倒是更加激发了他奋起苦学，改变命运的意志和决心。

他“生长好学，由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逮于今兹，年二十七矣。”“伏念觏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思虑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生年未几，不喜他习，惟文惟学，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贯于心胸，早晚专一，其乐无穷……所向皆行至于仁义之渊，礼乐之源。”

他在攻读经史的同时，走饶州，奔袁州，旅信州，赴杭州，游越州，历福州，寻师访友，结交相知，切磋学问，以求精微，足迹遍江南。

李觏知道，投身科举是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途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贫困，得以养亲；只有如此，才能施展抱负，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使自己在“千载之后，不与碌碌者同泯没，为凡鬼于地下”；只有如此才能出入朝班，为国分忧，为民担道，挽道学于既倒，图社稷于富强，最终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变成现实。

李觏给自己选定的登第科目是制举科而非进士科。根据当时宋朝的规定，参加此类科目要求甚严。这对于耿介正直，峻洁不附，向来反对奔走权门的李觏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但为国家着想和个人的前程计，李觏不得不在读书为文的同时，开始结交、应酬官场那些资深名响、文学卓著的读书人。1035年，27岁的李觏带着介绍自我的书信和五篇写好的文章，拜访了当时在洪州任通判的苏绅，次年，李觏第一次参加京城考试。期间，他手携书文，走访了聂冠卿、宋庠、李淑、叶清臣四位德高望重的官员。1041至1042年，李觏由于建昌军郡守慎的帮助，第二次赴京参加制举科考试，同样拜访了重臣富弼、刘沆、吴育、王尧臣四位大人，其意均在于期待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能为自己这个乡间寒儒走进仕途提供助力，可是，李觏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由于种种原因，李觏的两次应试均告罢归，李觏的这些努力统统无果。

如此，寒困中挣扎的李觏，老母皓首，妻儿在前，积年所学，难得一展，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所谓“且贫且贱，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无昆弟，乞钱为食，来往江湖”；所谓“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赴南北……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另请谒焉……时异事变，卒无所遇”；所谓“老母年近六十，饿焉而无田，寒焉而无桑。喁喁科举，求不可望之禄以为养，抑疏阔矣。每朝夕进侧，则见发斑体瘦而食淡衣粗。鸟鸟之情，痛劈骨髓。”这些叙述，凄切哀惋，令人动容。为大志，李觏与命运苦苦抗争，又每每为命运所捉弄。

值得注意的是，1042年，第二次考试失利的深深刺激，使李觏加深了对封建选举制弊端的认识。他痛切地感到：“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直如子鱼，廉如于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况执其柄者，时或非人。声律之中，又有遗焉。荐于乡，奏于礼部，第于殿庭，偶偶得失，如弈棋耳。”因此，他决心退出科考，不再搏取一官一职，而求著文治世。他自言：“既不克进，且为编以死，终无一言，其何补于世！”这是李觏无奈中的另一种选择。他在《寄章友直》的诗中说：“古今圣与贤，历历垂星斗。景行苟有成，进退无一缪。不能功天下，尚可名身后。”著文治世，以文留名身后，是李觏对人生作出新的决择的心声。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于是年将自己的所作之文辑为十二卷，又请友人祖无择作序，名曰《退居类稿》。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从1045年起，李觏的生活开始发生转机。该年，余靖以侍郎之身和“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极研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之词，荐李觏于朝。1049年，范仲淹向朝廷举荐李觏，称其“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1050年，范仲淹再上荐书，并献李觏所作的明堂图并序，李觏终获朝廷所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一命和“学业优，议论正，有立言之体。且履行修正，诚如荐章”的评价。1058年，据国子监奏，李觏又迁为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散官如故。1059年，因胡瑗以病告假，李觏再迁为权同管勾太学。由是，李觏才位初称，抱负得展。惜乎李觏衔命之后，旋即告假归里葬祖母坟茔，事毕一病不起，卒于家乡。壮志未酬，年寿不远，何其悲哉！

2.批谬驳伪、正本求真的精神

李觏是个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本，同时杂以管子、商鞅、韩非、孙子、荀况等诸家学说且极富学术个性的学者。正是从这样的学术立场出发，他观察、审视、追问、诘难、指斥思想文化领域那些不妥不正、错误、荒谬、有悖圣道的东西。笔力所至，他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择等诸多方面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在“礼论”、“易论”、佛道、义利等理论领域，析其是，斥其非，正其本，求其真，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

《易经》是根据我国古代卜官长期卜筮记录编篡而成的一部历法、预测学的百科全书。《经》《传》合编的《周易》为六经之首，是华厦文化的源头之一，古代学者多有研之。产生于上古的《周易》，本含有占筮凶吉的迷信成分和修身、处事、待人、接物、治国安邦、万物生成的哲理因素，历代治《易》学者或热衷象数，鼓吹鬼神，或取其哲理，以析人事。李觏从“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出发，在王弼《周易注》的基础上，以儒家义理解“易”，作《易论》十三篇，尽析为君、为臣、修身、治家、祸福、应变、常权之道，揭示“吉凶由人”的事物规律，表现了他注重人事的哲学精神和经世致用、匡国济民的易学思想，成为易学史上宋代义理派的代表。

李觏明确指出：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竟习异端。有曰我明其家，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牺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

李觏在正面谈“易”与人事关系的同时，作《删定易图序论》，进一步论述他的以“气”为本体的自然生成观和万事万物的演变规律，对刘牧《数易钩隐图》所宣扬的天命鬼神、欺世诬民之说，进行了措词激烈的抨击，以为刘作“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大惧诖误学子，坏堕世教，乃删其图而存之者三焉；所谓《河图》也，《洛书》也，《八卦》也。”李觏还对“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的谈“易”不良风气进行了斥责。他说：“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卜筮以疑众，杀。’”呼吁“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以使《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礼”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也是李觏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和立论根基。从建立人生准则、维护既定秩序出发，李觏于1032年前作《礼论》七篇，具体论述了“礼”的起源与发展，“礼”的形涵与构成，“礼”的性质与功能，全面地表述了李觏的人生观、伦理观与政治、法制观，并对这一领域的种种的谬见异论进行了尖锐的驳难和论争。

1046年，李觏得老朋友胡瑗的《原礼篇》，其中曰：“民之于礼也，犹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勉强而制尔。民之于侈纵奔放也，如兽之于山薮也，禽之于飞翔也，鱼之于江湖也。岂有所使哉？情之自然尔。”

在胡瑗看来，“礼”与人们追求自由快乐的性情是不合的，循礼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捆绑和束缚，因此人们不高兴，不得不由君与师对民实行强制性的教化，百姓才能勉强接受。李觏以为此论大谬不然，故弃私情而护圣道，立即致书于胡瑗，说：“觏不敏，大惧此说之行则先王之道不得复用，天下之人将以圣君贤为仇敌，宁肯俯首而从之哉？”

为什么呢？因为礼是人之求利足欲的节文。礼之产生与作用决非窒息人之欲利追求，而是使人的欲利得到更好的实现，无论夫妇、父子、长幼的“家庭之礼”，还是君臣、公卿、大夫、庶人之间的“政治之礼”，还是师友、宾客、婚丧、喜庆、祭祀的“社会之礼”，都是顺人之性情而作的。性情是礼之源，礼是性情之果。一个人只有自觉而愉快地遵循礼仪，才能满足自我的欲望，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反之，“有是情而无是礼，则过恶袭之，情虽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礼废，则子将失其孝；兄弟之礼废，则弟将失其悌；夫妇之礼废，则夫失其义；君臣之礼废，则臣将失其忠。一失之则为罪辜，为离散。”

中国儒家诸贤论“礼”，孔子强调加进仁爱的内涵。荀子视“礼”为“养人之性”；胡瑗视“礼”为“反人之性”；李觏视“礼”为“顺人之性”，强调外在之“礼”与内在之性情的互动互用，亲和统一。

不仅如此，李觏还把仁、义、智、信和乐、政、刑均列入“礼”的范围，前者见之于内，后者见之于外，内外交应，心情与制度结合。

李觏不仅从发生学的角度，论述了礼之产生与人之性情的关系，指出胡瑗的错误，而且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强调指出了“礼”关乎于国家的安危，国计民生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故人是不能不遵循“礼”的。

所有这些，都是李觏对儒家“礼论”的独特创造和对其发展的独特贡献。

李觏是一位继韩愈之后的积极排佛的儒者。面对北宋前中期佛教之盛，李觏忧心如焚。他在《富国策·第五》等文中，历数释氏畅行“男不知耕、女不知蚕”，“坐逃遥役，弗给公上”，“民财以殚，国用以耗”，“亲老莫养，家贫莫救”等十大害处，果去之则“男可使耕，”“女可使蚕”，“男则可室，女则有家”，“民有羡余，国有充实”等十大好处。以为去十害而取十利，是“民人乐业，国家富强”的万世之策。

李觏毫不客气地勾画了官场一些人悉心事佛的种种姿态。所谓“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则谓政事与文学异。孜孜唯府史之师，顾其归如蝉蜕……刺史在欤？曰；某院参禅，某寺听讲矣。”所谓“高冠立朝，不恤治具备而相高佛；无用之谈，世主储王而争矣。”

李觏还探研了佛禅得兴盛的原因，以为一在道学之衰。民心都是向善的。古代儒者注重对百姓的教育，大家在精神上都有礼、仁、义、智、信的主心骨，后世的儒者放弃了教育的责任，大家心里空虚，无所适从，因此就只有求神拜佛了。二是“释之徒善自大其法，内虽不韪，而外强焉。”故儒者亦当自大其教，方能力排其佛。

李觏还提出：“欲殴缁黄，则若止度而禁修寺观”的主张。为排佛兴儒，他确乎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斗争。

诚然，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李觏在激烈排佛的同时，又有敬佛、容佛的一面。他为寺院写了那么多的记文，赞誉高僧的德行，分析和肯定了佛教对社会、人生的某些合理因素和积极方面。这说明了李觏排佛的不彻底性和人们认识事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但排佛在李觏的人生践履中却是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东西。

义利之争是中国古代一个不休的话题。孔子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今译》）之论；孟子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今译》）之言；墨子“兼相爱，交相利”，贵义也重义；荀子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而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荀子今译》）则是儒家重义轻利观的典型语式。

李觏是个肯定、尊重人性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了“食”、“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吸纳前人的思想元素，针对当时的社会积弊，一扫陈见而大言利欲。李觏说：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

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之至矣。

李觏的话触及了孔子，批到了孟子，可谓惊世之论。李觏的义利并行观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南宋叶适等人功利主义及明清之际王夫之、戴震的“理存于欲”的理欲观之思想先驱。

3.心忧天下、康国济民的精神

李觏所面对的是一个贫弱交困的时代，国弱、民困、势危。北宋需要改革，也呼唤着改革。穷居乡里，心忧天下的李觏，应时而起，力主变革，充当宋代政治改革历史潮流的先头理论鼓吹者。

他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说：“夫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并进而指出：“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

他以带病之身，写《礼论》，作《易论》，进“富国“、“强兵”、“安民”之策，呈《周礼致太平论》《潜书》《广潜书》《庆历民言》诸著，从不同的方面，为变革张本，为生民进言，为朝廷备用。

他借鉴《周礼》井田制的做法，明确提出平土均田的主张，以求“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人各有事，事各有功”，认为这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要求各级官吏承担起“强本抑末”、防止豪强兼并土地、坑害民家的责任。

他根据《周礼》的理财思想，针对北宋当时经济财政运行的种种弊端，反对儒家“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深刻论断，强调经济财货在国家一切事务，一切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物质财富对推行礼义，建设道德，发展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影响，强调明君贤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财富国，治政养民，并对君王如何理财，如何富国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具体主张，对“薄赋税”、“均役力”，减轻广大贫苦农民负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觏目睹朝廷的积弊，在《周礼致太平论》等许多著述中，力陈自己的安邦治国之策，热切期待明君圣主施仁义，行德政，慎择官吏，任用贤臣，爱护百姓，造福黎民；施政宽猛，为得其宜；严守政令，取信于民。他特别提醒朝廷要广开言路，鼓励谏诤，居安思危，为国远谋；要以法治国，不辨亲疏，量行谨慎，宽猛并行；要改革“凡令任安，贵在科名”的科举取士制度，坚持实效用人的选材标准，做到“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他还在《强兵策》等文中，提出了“屯军之耕”兵农令一的治兵主张，强调了精兵、择将、任将、信将、密切官兵关系，对于提高军力的极端重要性，希望朝廷信将帅，削监军，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给予将帅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如果说范仲淹等所发动的“庆历新政”主要侧重于人才的选拔和吏治的变革，那么，李觏的改革理论则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一样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举、人材选拔、官吏任用、考核、升迁等诸多社会领域，具有内容的广泛性和现实的针对性等特点。只是由于李觏是一个直到晚年才得到一个从九品小官的几近布衣的儒生，他没有权力和机会把自己的富国、强兵、安民之策，像范仲淹、王安石一样，付诸政治实践，变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洪波巨澜，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李觏提倡改革、谋功用世的理论在当时和后世的历史价值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肯定地说：李觏的改革思想、救弊之术，不仅为“庆历新政”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呼吁和支持，也为尔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充当了思想前导。这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共识。正是这点，历代学者均对李觏及其思想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评价，现代大学者胡适先生更云：“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记李觏的学说》）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切要而极有见地的。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问题是，一介“草民”、衣食难顾的李觏，何以抱寒守困，孜孜以求地去写那些关乎经国大事的改革之论呢？是为了表现他的为学之深，治国之才么？是的。特别是在其35岁以前，他要以此打动那些达官贵人、文宗儒师，以助仕进。是为以文传世，留之久远么？也是，特别是他二次赴考不获而决意退出科场以后。但这些都不是李觏生命冲动中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令李觏焦虑不安而不舍昼夜，执笔为文的深层原因，是他对北宋现实的忡忡忧心。

他忧“道”之衰。诚如其友祖无择在《直讲李先生文集序》所云：“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轲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愤疾斯文衰敝，曰：‘坠地已甚，谁其拯之？’于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备，悉著于篇。”“其意自云在使三代之道，珠连至积，尽在掌上”，“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

他忧民之困。李觏长期生活于民间社会，生存很是艰难，对广大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了然于心。他作《哀老妇》一诗，为六十岁老妪被迫改嫁的不幸遭遇大鸣不平，希望统治者广施仁政，减轻赋役，使之得以休养生息；他作富国、安民之策，阐发理财思想，主张平土均田，减赋平役，强本抑末，准平物价，句句都是为广大农民而发的。

他忧国之危。北宋中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严重，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李觏对此深感忧虑。他身处乡间，心存社稷，力主通变救弊之术，提出更革图强的煌煌理论，希望能被朝廷所采纳，以使国家走上中兴，避免他时时担心的“一旦之忧”。他强调说：“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又说：“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故智者虑乱于治，愚者谓治不复乱，悲哉！”李觏的这些话反复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在太平盛世要看到潜伏的问题。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品质对李觏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精神，正是李觏的伟岸之处、不朽之处。也正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的地方。

当然，李觏决不是一个完人、圣人。在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如他一方面极力排佛，斥佛，同时又有敬佛，容佛的一面；他性格刚毅，为人正直，又为了走进仕途而奔走权门，甚至表现出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情况；他做人刚直有余、圆通不够，人缘好像并不太好，以至在“日就颠朴”的艰难困苦前，帮助他的人似乎不多；他缺乏必要的宽容和平等讨论，在《礼论》上对学者章望之的态度就是一例。但所有这些，都是李觏生存历史大环境和其具体的生存小环境造成的。有的则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品性所决定，丝毫也不影响李觏在人们心中博学通识、奋力有为、“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整体形象。人们永远推崇和景仰李觏之“德”之“言”，而使之“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4.李觏人格精神的现实意义

作为教育家和社会改革思想家的李觏，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思想，而且在做人操守上为我们树立了足可效法的典范，对华夏民族的精神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依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对现实的思想文化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时下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参照价值。李觏的一生，读儒家书，讲圣贤理，心怀天下，志向远大，苦心求学，不息奋斗，遭挫折而不馁，处逆境而弥坚，尤其是他追求真理批判错误，坚持学术独创的精神。他的不计地位、得失，忧国忧民，力主变革救弊图强的精神，对每个中国人的修身养性和人格提升，都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一种借鉴。可以说，李觏是一个拼搏竞争的强者，一个不务陈言、学术开新的勇者，一个为国思、为民患、肩挑道义、妙手著文的贤者。李觏的这些品质，已经并将继续对人们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

（2）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极好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社会物欲膨胀，金钱万能、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中西方各种思潮碰撞激剧。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品位，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时期，各方面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我们要抓住李觏等历史名人留给我们的人格精神资源，通过纪念馆、报刊图书、影视作品、课堂教育等各种形式、手段，大力向青少年进行传播，引导他们从先贤身上吸取营养，努力求知，奋发有为，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

（3）能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料。李觏是一个事业上不甚成功而在人格上又极富魅力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我国古代传统美德原野的一块芳草地，曾经哺育和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今天仍然是民族优秀文化一个部分。继承和弘扬包括李觏人格精神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开发、利用这批人文资源，必将为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养料，成为当代中国人在伟大民族复兴斗争中建功立业的精神取向和一往无前的动力因素。李觏人格内涵的基点和最亮点，在于“位卑不敢忘忧国”，而这正是当代中国人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