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家世

三、李觏的家世

由于李觏几乎终生布衣，其生活时代距今已千年，时代已久远，资料已散失、湮没，生平资料流传下来甚少。其家世情况不得其详，这给研究李觏带来了困难。为了寻求答案，笔者对其家世进行了一番考察。试图解答两个问题：

一是李觏其祖籍何方？“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此是何地？

二是其裔在何方？有说觏无子孙，真的吗？说有，又与觏有何关系？其世系如何？

1.祖籍何方？

李觏的祖籍何方？是一个关涉对李觏家世血脉和其前后五代亲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

为了寻求答案，读《唐书》，看《宋史》，查方志，又数次赴资溪、南城二县乡村查阅李氏族谱资料，得资溪高阜镇港口村《雾农李氏宗谱》（民国丙辰年续修）和南城县新丰街镇《李氏汉公宗谱》（民国三十六年十五修），又从东华理工大学宋秀珍女士处获黎川《赣黎河塘长溪李氏十二修宗谱》（1996年修）。现将三谱分列如下：

资溪县李氏家谱中关于李觏的记载

资溪《雾农李氏宗谱》：

世民公——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

恪　公——世民公长子，名恪，封吴王（新唐书说其为太宗次子，始长沙王，后进封汉王，改封吴王，能文武，遭长孙无忌诬，被诛，显庆五年，追封郁林王）；

璄　公——恪公四子，名璄，历宗正卿（新唐书言，初封归正郡王，后因坐事，贬南州司马）；

祧　公——璄公长子，翮郡王，名祧；

峰　公——祧公长子，名峰；

润　公——峰公幼子，名润；

朱　公——润公之子，名朱；

焕　公——朱公之子，名焕生；

坛　公——焕公之子，名湍；字荣仕；唐末乱，避徐州，依节度使徐温（《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第二》却云：荣仕遇唐末之乱，不知其所终）；

升　公——湍公之子，字万福，逃战乱，为徐安收为义子，改名徐知诰，任都督中小诸州军事，天福五年（940年），国号南唐，复改原姓（据《南唐世家第二》李昪条云：字正伦，徐州人也。战乱，父荣无终，昪少孤，流寓濠泗间，为杨行密所得，奇其状貌，收为养子，然为己子不容。遂为战将徐温义子，改姓徐，名知诰，及壮，好学能兵知政，得徐重用，杨吴政权转徐温后，随着知诰势力的壮大和徐温的去世，知诰建齐国，应百官请，复姓李，改名曰昪，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荣，故自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唐”，为南唐之王）；

景　公——升公之子，字伯景（《新五代史》（卷六二）“景”条云，景名“景通，昪长子也。既立，改名为璟，昪卒，嗣位，改元保大，分封诸弟为王”）；

煊　公——景公幼子，名煊，字通明；

卓　公——煊公长子，名卓，字幼文，有战功，官至武经大夫御史，卒葬抚州金溪坊源；

梁　公——卓公之子，名梁，字兴仁；

六　公——梁公次子，名景芳，字符标，讳昉，南唐金吾上将军，初居金溪上幕镇，徙居南城长山；卒葬叶源何狮岭（今属资溪县高阜镇港口一带）；

捷公——六公幼子，名捷，觏公高祖也；卒葬叶源何狮岭，墓下旧建一庵，名长福庵；

大　公——捷公长子，名迈，觏公之曾祖，卒葬叶源；

杰　公——大公迈之三子，讳玘，觏公之祖也；

带　公——杰公玘之三子，讳鹏，字行五，觏公之父也；

觏　公——带公长子（次子三一，早殇），名觏，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官至太学直讲，海门主簿；葬南城凤凰山麓；

小一公——觏公之子，讳参鲁，字孝儒，官至韶州判官，未拜卒，生子一，早逝；

立　公——小一公继子，取宗素公次子入继以嗣，字子立，生子二盛公、炳公（迁福建光泽）；

盛　公——立公之长子，字大盛；

藻　公——盛公长子，字席珍；

浩　公——藻公长子，字流清。

南城县新丰街镇《李氏汉公宗谱》：

李元婴（唐高祖第十五子，洪都都督、滕王）——修珽（字崇礼，元婴第五子）——千一宫使（字环义，修珽第二子）——宫使（名珍，“居建昌西凤凰思贤坊，后复分新城、泸溪、金溪各县”）——恭公（名惠，字庄敬，一宫使长子，“建昌盱江祖”——六府君（字执义，恭公次子）——十四府君（字仁捷，六府君三子）——守蕃（十四府君长子）——仲长（守蕃三子）——遇公（仲长公长子）——三公（字彦宽，遇公长子）——有余公（三公子，泰伯之父“有余公行十三诰赠太学助教，恭人郑氏生子一，觏”。）——盱江贤人公（名觏，字泰伯，有余公子，官至太学说书、通州海门主簿、管勾太学）——参鲁公（字孝儒，觏子，官广东韶州佥判）——国钟、国瑞——有行、有方、有性（“南丰龙住祖”）、有哲（新城学前、河塘、长溪祖）

黎川县李氏家谱中关于李觏的记载

黎川《赣黎河塘长溪李氏十二修宗谱》：

李元婴——修珽——千一宫使——一宫使——六府君——十四府君——守　蕃——仲　长——遇公——三　公——有　余公——始祖泰伯公——参鲁公——子春公——方叔公（“字仲华，子春长子，登宋嘉定丁丑进士”，“有祖风”）——经元公（“讳优才，字宗父，号有哲，方叔公次子”）茂一公（字龙忠，经元子，河塘长溪始迁祖）……

该谱对李觏父子特别说明：“有余公，行十三以子贵诰赠太学说书助教，安人郑氏生年缺，卒宋皇祐三年十二月乙丑日，夫妇合葬建郡凤凰山。生子一泰伯。”

“觏，有余公之子，世居盱江黎川赤溪，博通经典，北宋开宗理学，文章诗集自成一家，设教建昌府盱江书院。”

从以上三谱看,南城新丰街《李氏汉公宗谱》与黎川《河塘长溪李氏十二修宗谱》基本一致，只是在李觏之孙辈记载不相一致，资溪发现的《田西李氏宗谱》则记载与南城新丰街李氏谱一致。同时还查阅了资溪高阜孔坑村干港的李氏家谱，南城县沙洲镇水口村的李氏家谱、南城睦安乡（今并入株良镇）的李氏会修合谱等。这些谱牒都与李觏相关连，都有李觏的记载，但都不如以上三谱典型。

以上三谱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

其共同点是：都以李渊为开山远祖，把李觏作为本宗族的文化名人，并以李觏为自己的祖辈,且以此为荣。

其不同点是：之一，直系开宗远祖不同。资溪雾农谱以太宗李世民为开宗血脉；南城新丰街和黎川河塘谱则以滕王元婴为本族开宗先人。之二，三地李氏家族进入南城的路线不同。资溪雾农港口李家是先居临川，继居金溪、再由六公昉从金溪徙居南城长山，然后再迁南城麻城郊；新丰街李氏家谱则云其祖从洪州（今南昌）徙临川，至元婴孙千一使环义赘于临川东隅桐林岭黄田镇毛谏议大夫家，生子八，其长子一宫使李珍迁居建昌北西思贤坊，再由其子定居南城而成为建昌李氏之祖；黎川河塘李氏即与从洪州——临川——南城——黎川，与新丰李氏为同一支，只是谱云“觏，有余公之子，世居黎川赤溪”，幷尊李觏为“始迁祖泰伯公”，说明河塘李氏为建昌李氏后人所迁入，甚至是李觏后人携家而衍。之三，如前三谱所列，李觏之前五代先人，之后三至五代子孙情况不同。

孰是孰非？诚如前所述，由于资料的缺乏，似乎已是一个难解的迷案，难以确论，也不敢妄说。但带倾向性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觏自己的话最有可信度，南城东北远百里的地方应是他的祖居地。他所作的《李志高墓表》中说：“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圣（1023—1032）中，尝省松柏至于子高室。”在其《先夫人墓志》中也说：“既而生觏，十四年而先君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这个东北方向远百里的地方在哪里呢？

李来泰在《宋泰伯公文集原叙》中说：“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于临，自临徙金溪，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城之长山，长山即今之泸溪县是然。”作序者李来泰何许人？李来泰（1624—1684），江西临川人，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历工部主事、翰林院侍讲等职。参与修撰《明史》，能文工诗。李来泰之说是有代表性的一说，但也是有问题的，李来泰生活的年代离李觏生活的时代也有六百余年，他的说法也不知出于何处。更为关键的是南唐建立于公元937年，李觏先生出生于1009年，离南唐建立仅72年，72年间怎么可能繁衍出六代呢？要生六代至少则要一百年。

长山是今天资溪的何地？在资溪的李氏家谱及《泸溪县志》（同治版）中均记有王安石的《访山甫入长山不遇》。除此外，王安石还有一首《题长山山甫故居》。从此可以看出长山曾是李山甫先生的居住地。据资溪县《长山李氏招枧家谱》载：仲长公生子五：迈、遂、遵、述、达，迈生玘，玘生鹏（若有），鹏生觏；而达则生八公（彦博），彦博生庆余，庆余生十六公（惟觉），十六公生山甫。但资溪县《西田李氏宗谱》则是仲长公生子三：遇、逵、达，而遇生三公，三公生有余，有余生觏；逵公生八公（彦博），八公生庆余，庆余生寺丞（惟觉），寺丞生山甫。在《李觏集》中的《直讲李先生门人录》里也称李山甫为“先生之族子”。故李觏与山甫为族叔侄关系，山甫为觏之族侄。

在一些清代的地方史志也有相同的说法，后来关于李觏是南唐之裔的说法可能都源于李来泰，因其人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自然就有人顺着他的言论接着往下说。自此后，多持此说。又如清代王谦《李盱江先生文集原序》中也说：“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于临川，又徙泸溪，复徙安仁。”在清代雍正丁未年（1727年）重刻的《宋儒李泰伯先生全集》中的建昌知府陈世俊所作的《李泰伯先生文集序》中就说：“先生产南城之赤镜桥，万历间置泸溪县，今桥属泸溪矣。而子孙之世如故。”这一序在王国轩先生校点的《李觏集》中并没有收入进去。泸溪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今天的资溪县，在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从建昌府的南城县析出，即划出当时南城县的五十六都至七十二都置县，从地形上看在南城县的东北部。至今地形无多大的变化。但以上两处及家谱中的记录很难让人确信，可能是有意而“误”；因为李觏自己也明确地说自己家住城郊。再者，我们试想想，如果李觏自己生于赤镜桥，或者小时候在那儿度过，就不用说绕着老远说“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直说不是更让人明白吗？如果不是住在城里，祭祀礼毕之后就可直接回家，不用着住在李志高家了。再者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李也不是每年都去“省松柏”，这可能也是因为路远的原因。

又见李觏自己说的“觏家盱江，其西十里则麻姑山。”“奉其母夫人柩葬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东南隅，实建昌军南城县凤凰山之麓也。”（《先夫人墓志》）由此看来，李觏的先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城里人，其先人远居离县城百余里的地方，只是后来由乡下迁来城里，也就有了“麻源谷口田数倾，岁计取足无赢余”。（黄寺丞通《麻姑山一首赠陈仲父贤良兼泰伯先生》）但从何代而来，在城里始居何处？目前也无法考证。通过查证一些地方史料及实地考察，发现长山可能就在今天的高阜镇港口村一带，从地理位置看，当在南城的东北方向，离南城县城也有近百里。这与雾农族谱所说的李觏上推五祖李昉从金溪上幕镇徙居南城长山，卒葬叶源的叙述是一致的。

后世学者多认为南城麻源一带为李觏故里，如明代著名学者罗汝芳在《登云盖山记》里说：“进诸野老，询先代遗迹，乃知寺右村居数椽，当第一谷口，则为宋盱江李泰伯故里，公（建昌知府范公——引者注）为伫盼良久。”

第二，新城县（黎川）的李氏认为李觏是他们的始祖，李觏是新城人；新城县的非李姓人氏也认为李觏应当是新城人。他们也列举出种种之理由。除了河塘李氏宗谱记载外，《新城县志》与《泸溪县志》一样把李觏列为乡贤之首进行生平事迹介绍。两县志与《南城县志》及《建昌府志》里的介绍内容大致相同。而在冯行所编辑的《黎川文载》里载有《李泰伯先生为黎人考》文章。冯行通过辨析，得出了李觏是黎川县人的结论。冯行（约1755年前后在世），字人也，号耻斋。黎川人，清乾隆年间学者。《李泰伯先生为黎人考》全文如下：

李泰伯先生为黎赤溪人。载新城邑志，黎则新城旧称也。宋状元张公渊微，新城人。《序先生集后》自称“里中子”。元虞文靖公集作《新城学记》，称未县时先生已生其乡，今二文具在，而张称“里中子”。宋以里统都而隶于县，其同地尤近。昔人质非今人之攀附也。先生在黎往来福山、东岩诸胜地，有《东岩精舍》《赠福山僧》诸诗见集中。又于赤溪构风月亭读书讲学。故迹犹存。宋元来，文人经其地者辄仰慕歌咏，今其辞不胜述矣。先生作《先夫人墓志》称“所居西为凤凰山”。《疑仙赋》称“家盱江西十里麻姑山”，则所居在今建昌郡城北地矣。然墓志称“生十四年而先君没，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若干亩”则正黎赤溪之地。称山域，今治东犹沿山为城，而赤溪去今郡城适百里。今郡城古城也。大约先生所居两地。一近城，一黎赤溪，彼此转迁移，志正为及殚述。今黎先生裔甚繁，以先生居赤溪为始迁祖合之。宋元诸贤文辞，则先生为黎赤溪人，非无征矣。文靖称，未县时先生生其乡。想赤溪，为先生父先所营居，又营水田自赡，而先生生其地也。康熙建昌郡志载：逍遥楼峰鸣而先生生，疑好异者为之，非实。宋元贤人所传峰即鸣，亦春秋晋石言之类，不谓之妖，不得也。而何与先生之生。又传先生别有龙马书院亦并载，而何独遗此焉。先生集中称述孟子者不一而足，而他用诸书乃载先生不喜孟子，亦误矣。先生集中自称南城人，建昌建治南城。先生故世家南城，黎当未县亦并隶南城云。乾隆甲子春正月,耻斋冯行考。

谓有先生不得称黎人者，故考。或曰泸地亦称先生所居。曰是，亦有因也。泸在南城东北。先生《李志高墓表》曰：“南城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遂意谓传先生仍居其地也。然曰：“高祖之父家焉。”则惟遥溯祖居，而非先生所居，可知。又其下接曰：“天圣中尝省松柏至子高之室。”曰尝省，曰至，则益非其居也，而由所居以往焉，可知。而天圣中先生年方成童弱冠，正属屏居山中，去城百里之时。先生从山舍诗，有“东行尽日”语。东行即黎城，尽日可百里。则所居即赤溪也。总之，先生祖居于泸，其后徙居城北，又复营居于黎，而先生尝居之。故先生为黎人。以此，或曰，营居于黎不自先生耶。曰，生十四年，而百里外有田舍，固先人之为之也。或又曰，先生年谱，十四居山中，二十二还旧，中间仅少小数年，而曰常居黎何也？先生山舍寓止诗曰：“无计奈疏拙,走逃云水隈”.又曰？“穷通付一杯。”此岂少小时语？又年谱三十作《广潜书》自序曰：“羁栖山岩广之”，是时不又屏居山中耶？故知先生居黎之频也。

从冯行以上考辨的文章看，冯行的观点是李觏的祖居地在资溪，而李觏居黎川赤溪，为黎川人。他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冯先生主要依据的是张渊微在为李觏集作序时自称为李觏的“里中子”，其实张渊微说这话是把李觏看成自己的同乡，张渊微于景定三年（1262年）作序文，离李觏去世已有了二百多年了。冯先生认为“去城百里”中的城应是指黎城，这似乎有点牵强，新城县是在李觏去世后79年才设立的，此前的黎地就不称城了，此城应为县城或郡城，此两城都是同一地方——南城。此外，李觏写有当地的诗也不能足以说明他就是当地人，外地人游玩时，也可用诗咏之。如果说李觏是赤溪之始祖，则当地有祖山可安葬先人，李觏卒于家，自然就要高葬厚埋于祖山之上，以供后世子子孙孙祭奠，而又怎么会安葬在离赤溪百里的郡城之北呢？况且那里虽有其父母葬焉，但不是他的祖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李觏的子孙迁居那里，追认李觏为始迁祖。

第三，李觏也曾追忆祖上荣耀，他在给郡守慎釴的信中就说：“窃念觏郡之衣冠家也，数十年来，禄禀中绝，天恤私门，不惜中和一点气，造为蕞尔之微躬。”（见《上慎殿丞书》）在给朝廷的《谢授官表》中也说“伏念臣生长荒陬，世家寒士，徒际恢儒之运，谬怀荣古之心”。这也就说明李觏的祖上也曾为官，这些记叙也与资溪族谱有相吻合的地方，即李觏为南唐之后。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这种吻合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上的一致，从族谱看，他们把升看成是昪，且自升至觏共十代，在短短的六十几年繁衍十代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吻合只是文字上的相符，也许这些文字本身就来自于李觏的著作，是在修谱中的攀附，或是嫁接。

第四，《李化鳌宋泰伯公文集原序》云：“因去春有发六始祖之墓，讼于泸令公张圣符师，惓惓以得见泰伯公文集为念，悉具所以慨然捐助为之倡。”李化鳌为泰伯之后裔，序文写于清康熙乙巳年（1665年）秋月。六始祖之墓被盗，官司打到了县令那里。这位县令不但将其墓“峨然维新”，而且带头捐资刊刻出版了李觏文集。这说明他们认定李觏六世祖居住和卒葬于泸溪县境内。

第五，据查“雾农”谱中关于李觏一支的远祖李世民、李恪以及李昪、李景两朝帝王的情况记述与《新唐书》（卷八○）和《新五代史》（卷六二）中的所载史实大体是一致的，而非空穴来风。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两者各记其事，而相一致；另一是“家谱”材料源于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当然，正史材料源于“家谱”的可能性不大。

第六，明代广昌籍学者何乔新(文学家、诗人，景泰五年进士，官刑部尚书)作《宋泰伯先生传》，“雾农谱”录其文，其中说：“父鹏，隐居笃学，不求闻达，乡人从之学者甚众。”“父鹏”与谱中“带公——杰公玘之三子，讳鹏，字行五，觏公之父也”的记述相合。清时，何文收入《四库全书》其云“父某”^[5]，那是可能如祝穆在《方舆览胜》跋中所言“本朝名贤不敢书其讳”^[6]的原故。诚然修谱者不是历史学家，不具有历史研究者所必须的严谨和知识。“雾农”谱的撰修者亦然。自然也存在以讹传讹，人名地名、人事细节、繁衍世代、人物生卒年的混乱，以致错误也是存在的。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限于现有资料，如果以上理由可以成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觏为唐太宗李世民一支之后；资溪县的长山一带是李觏的祖居地，南城麻源谷口等郊外山中和军城南城城区应是李觏一生生活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地方；黎川是李觏的寓居之所，即在那儿读过书，或在那儿讲过学。

2.裔人何在？

李觏有无子孙？一个本来清晰明白的问题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因为自北宋以降，不断有人提出李觏无子孙的论见。

据掌握的资料看，最先提出李觏无子孙的是苏东坡（1037—1101）。这位北宋的大文学家在《答孙志康书》中说：“李泰伯前辈不相交往，然敬爱其人，欲作集引，亦终不传出也。承谕世膺，可为聚其前后文集，异日示及，当与志康商议，少加删定，乃传世也。斯人既无后，吾辈当与留意。”^[7]

第二个则是南宋时期的祝穆（？—1256）。据《方舆胜览》提要简介，祝穆字和甫，福建建阳人，其父康国从朱子学，居崇安。穆少受业于朱子，宰执天凤，蔡抗录其所著以进，除迪功郎，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他在其巨著《方舆胜览》中说：“李泰伯，南城人，为文自成一家……葬凤凰山下，无子孙……”

还有一个则是明代南城籍的左赞。左赞（字时翊，号桂坡。明中期诗人、学者，历官吏部主事、浙江参政、广东布政使等职。曾将李觏的作品辑为《盱江集》37卷刊行于世。）左赞在向朝廷上奏的《乞修李觏墓状》中也引用了祝穆的“觏无子孙”句。然而在地方史志中的左赞《乞修李觏墓状》中的“觏无子孙”却变成了“觏之子孙”，^①李觏到底有没有后人？如果有，在什么地方？通过查阅史料及李氏家谱，我们发现都有对李觏后人记叙。

首先，可以肯定李觏有子。李觏是在中年得子，得子后十分的高兴，为此还作有一首《名男参鲁以诗喻之》，且说“参鲁为汝名，其字曰孝儒”。其后还作有《示小儿》诗一首。

在《宋史·李觏传》里也说：“熙宁中，（邓润甫）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以及众多家谱中都有关于其子参鲁的记述。

众多的家谱中对李觏均有后裔的记载，只不过遗憾的是众多家谱并没有作更多的介绍。在《雾农李氏宗谱》（民国丙辰年续修）中记：

小一公，福八公（觏）之子，派寿八讳参鲁，字孝儒，生子一，早世。立宗素次子入为继子，名立公，行纯才周，能济父之美。哲宗朝邓温伯为御史中丞以泰伯公集稿上，得官一子，故参鲁补郊社斋郎，调新兴县尉，在官以能称，廉察使荐为韶州判官，未拜卒。嘉祐进士抚州通判陈光道为公作墓志铭。

“立公，寿八公取宗素公次子入继为嗣。派松八，字子立，生子二，长名炳，幼名盛。”炳迁福建光泽。

在《赣黎河塘长溪李氏十二修宗谱》中说：

参鲁公，字孝儒，泰伯公之子，因文行冠世，阴官郊社斋郎，调补新兴尉。以廉见称于时，百姓感其恩，四方仰其德，观察使荐为广东韶州判官。未抵任卒。有文集数卷，其赞评详注世德志。内孺人魏氏生终葬俱缺。生子一：子春。

“子春公，讳应，参鲁公之子，登宋庆元乙卯科乡试进士，官至迪功郎岐州长杨尉。旧有赞评详注世德志。内孺人王氏终葬缺。生子四：方叔、文叔、济叔、仁叔。”

在南城县新丰街镇《李氏汉公宗谱》（民国三十六年十五修）记叙较略：

“参鲁公，字孝儒，官任广东韶州判官，安人魏氏生子二：国钟、国瑞。”

“国钟公，妣王氏，生子二：有行、有方。”

“国瑞公，妣吕氏，生子二：有性、有哲。”

在有性名下有注说：“南丰龙住祖，乾隆已丑参修。”在有哲名下有注：“新城学前河塘长溪祖，清初参修。”

在《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七）^[8]的“人物”条里记：“李秋芳，字文敏，觏之后，七岁能属对，十三能文，十八拔帜场屋，上天子国归而疾。取象山陆文安公语录读之，怅然有得，谓如是读书方不枉力。疾革，所亲问焉，答曰：‘天也。’引手挥妇人勿近，恬然，拱手而逝。同里知府黄应龙为铭其墓，美其才而惜其命也。”

《四库全书》之《江西通志》（卷八三）的“人物”条，介绍有：“李涮，字宗海，觏之后，南城人。登进士不仕，元初台臣举故官，涮与谢枋得固辞不就。时称其忠，隐于龙马峰捐金购书，研精考订，以缵先代之绪。”

在王国轩先生校点的《李觏集》附录中的序文也有有关其后人记载，如《孙甫正德本直讲李先生集序》说：“求后世子孙，得希先、希哲二少，育之庠。”在清《陆瑶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中也说：“得与其裔孙步生游，遂获先生全集而纵观之。”清《刘玉瓒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中又说：“康熙四年乙巳，金溪李生化鳌等为泰伯先生裔孙，重刻家集，广而行之。”

李化鳌自称为后裔，并作《宋泰伯公文集序》。就连李来泰为李觏文集作序时也称觏为泰伯公，自称为世后。

有意思的还有在黎川县的《赣黎河塘长溪李氏十二修宗谱》里记录一侧诉讼案例：

李泰伯本为南城人。平生寓止不一，其处莫不地以人传，共相两羡。自南城分设新、泸二县，所有各古迹分隶两属地方，如泰伯迁居鸬鹚石，设教风月亭，及世居二十七都河塘各在，均居新城境内。如泰伯于赤镜桥，属泸溪邑境内，俱系载在府志，似非无据，故两造皆得藉为指证，毋容逐细深辨。惟是详充祀生，不仅以志书里居为凭例，应调查本人实系先贤亲支嫡裔，毫无假借，方许承充。兹查新城生员贡生李衍潢、华经等谱载，泰伯之父有余，母郑氏，泰伯子讳参鲁，官授新兴尉，生子子春，子春生方叔、文叔、济叔，俱有科名，核之府志，选举姓名相符，祀生李昱即方叔嫡裔，源流井井，备载清晰。泸溪县谱载泰伯之父，讳鹏，泰伯之子讳参鲁，乏嗣，以宗次之次子立继，既无官职科名可考，且系旁支立继，又别无确切引证。夫以科名凿匕谱志，相符之苗裔，置而不论，而以漫无稽考，继子之后，指为亲支嫡派，似非情理。

对于其中的是非，我们姑且不去评判，但我们从此则材料中可以看出李觏是有后人的。以上材料足以证明李觏是有子有孙的，说其无子孙是没有依据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觏无子孙”的误论呢？应是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了解实情。苏东坡与李觏同朝，但苏与李的年龄相差28岁，苏东坡小于李觏，苏又出道较晚，而李觏又不在朝为官，穷居于地境较偏的建昌军南城县，因而苏东坡有“李泰伯前辈，不相交往”之词。对李觏的家况不了解，他的“斯人既无后”的措辞，可能是听人所说的。

二是从名人之说。祝穆生活在南宋，去北宋有年，而宋史未出，对李觏家世本不甚了解，既有苏氏“斯人既无后”在前，故从之。

三是觏子参鲁较为平凡，为人知之不多。熙宁中，邓润甫为御史中丞以泰伯公集稿上，得官一子，故参鲁补郊社斋郎，调新兴县尉，后为韶州判官，未拜卒，其父的学生陈光道为其撰墓志铭。从这推算，参鲁寿也不算长，可能是来去勿勿。况且姐妹也早逝，几世单传，可以说李觏家是人气微弱，其后人又不显张。自然，李觏有没有子孙，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四是李觏子孙可能不在南城境内，其墓荒于祭扫。明时左赞为南城人，之所以也以讹传讹，在于前有名人、名著之论，可能又未查找或未能查到有关资料，而眼前觏墓又荒芜、毁败，却不见子孙来祭扫，修复；也可能是左赞要求修缮觏墓，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故也援引祝穆《方舆胜览》所言“觏无子孙”一语。

由上材料可以证明，李觏不仅有后代代相传，且人丁兴旺。他的后裔今天主要分布在资溪县、黎川县、南城县及周边地区。他们也以自己是李觏之后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