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教育思想

五、李觏的教育思想

李觏思想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由于他有着长期的教育实践，因而他的教育思想既丰富又有他的独到之处。

1.关于教育的目的与意义

李觏认为人是可以“教化”的，德才兼备的人是通过后天教育和其本人努力学习造就出来的，并非先天生来的。李觏认为：“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李觏集·易论第四》)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与视野才能成为圣贤。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进一步作了解释：“耳习于闻、目习于见，心习于思，习之久则不闻，不见，不思焉耳。”(《庆历民言·天谕》)“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庆历民言·广意》)意思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通过耳目等器官与事物接触，感受事物（感），然后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思）。正是基于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李觏阐述了自己一系列的教育主张。

李觏提出了“立人以善，成善以教”的思想，也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向“善”，并为国家造就出“为国死忠，为子死孝”的人才。这正是李觏的教育目的与意义所在。他说：“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尧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纣之民，可封矣。移风俗，敛人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教道第一》）教人从“善”，既可以为国家造就人才，又可以淳朴民风。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教育来完成这一程序，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国家得到忠勇之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社会移风易俗。李觏在他著名的《袁州学记》里也说：

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为国者之忧。

在这里，李觏感叹袁州遇上圣明的皇帝，又得到了贤明的知州，可以兴教办学，效法先贤；然后明确地指出，天下太平，读书人就可谈书论礼，一旦有不幸，就当守大节，做臣子的就要死守忠义，做儿子的就要死守孝道，这样使人们有所效法，也有所依托，这就是朝廷办教育的目的所在。如果说人们读书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那不仅仅是读书人的耻辱，也是国家的忧患。

同时，在李觏看来，“先王之所以殴民而纳之于善也，教以开其前，如得大路，终日行而弗迷失。”“学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师，道莫知何道可学。耳何以为正声？目何以为正色？口何以为正言？身何以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将欲求腹心于中林，访忠信于十室，不易得矣。”（《教道第一》）李觏在这里强调的是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古代先王要使百姓从“善”就应从教育开始，通过教育使天下百姓行正道，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不设立学校，推行教学，百姓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学习的榜样，什么样的“道”是学习的正道，天下百姓也难分是与非了。他曾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也。”（《安民策·第二》）他也曾在《安民策·第一》开篇就说：“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所谓安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在李觏看来，教育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是因为只有施行教育才能使人成“善”。“何以得贤，教学为先，经世轨俗，能事以毕。”只有办好了教育才能得到贤才，只有办好了教育才能“移风俗，敛人才”。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曾说：“人不教不善，不善则罪，罪则灾其亲、坠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坏也。”（《庆历民言·复教》）“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人得位，民之所以殃也。”（《安民策·第三》）李觏主张以教育的方式把学生培养成品行高洁、上可报国下可孝亲的贤能之士。即“养天性，灭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国可得忠臣矣。”（《教道·第一》）李觏对教育的重视是对当时全国“兴学”的一种理论支持，在当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李觏本人也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赏识。

2.关于教育的内容

在教育内容方面，李觏围绕着他的教育目的而主张按照《周礼》的要求，以“三物教万民”。李觏在他的《教道第一》中说：

故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物，犹事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友。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振忧贫者。礼，五礼之义。乐，六乐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节。书，六书之品。数，九数之计。

对于“礼”，李觏有《礼论》七篇专门而具体的论述。李觏认为“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也，一于礼而已矣。”同时他认为“礼、乐、刑、政”是天下之“大法”，“仁、义、礼、智、信”是天之“至行”，“仁、义、智、信”等是“礼”的别名。对此，他在《礼论》中作出了与上述相似的解析：“温厚而广爱者，命之曰仁；断决而从宜者，命之曰义；疏达而能谋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变者，命之曰信。”“节其和者谓之乐”。“夫所谓礼者，为而节之之谓也”。“礼”涵盖了其他，“礼”也就是教育的首要内容。在李觏的眼里首先是要重视学生德的培养，其次才是要培养学生的智能。为什么要把“德”摆在首位呢？因为李觏对有才无德之人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曾说：“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则可使之为羊豕，扰而蓄之，无害矣。贪暴不顺，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可以逞其恶于天下。莽篡卓弑，是皆有过人之才，故能梏同列之手，使之无动。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官乎人者宜如何？闻之曰：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潜书·十五篇》）他把有才无德的人比作是虎豹，古之王莽才盖当世，可他是乱国之君，天下因之而乱。其次是因为“善”人从政，国家得治，“恶”人得位，百姓遭殃，总之品行不端的人将会给国家、自身及家庭带来灾难。

在教学内容方面，古代的许多教育家都重视对人的道德培养，如深受李觏思想影响的王安石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王安石说：“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人心。”(《虔州学记》)“得所教，则虽悍昏嚣凶，抵禁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以聪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学问之民？”(同上)同时，他认为“仁”、“礼”为道德之主体，他又说：“德以仁为主”，(《答韩求仁书》)“德以仁为体”(《易象论解》)。当然，李觏对于教育内容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所说的智能或者说技能，其内容都是十分有局限的，在当时已显不足。庆历二年（1042年），国家已设立了武学专科学校。那时国家已陷入了“积贫积弱”四处挨打的窘境，仅此“六行”已不足用，也不完全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王安石则在此基础上增设了武学、医学、律学等专门学科，为国家培养更为实用的人才。

3.关于教师的选用

李觏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与任用，因为教师担负着传道解惑的使命。他在《广潜书·十五》中说：“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师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在李觏看来，教师对教育起根本性作用，因为人之性善与否，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学习而形成的，这样就要通过教育才能使人从“善”。而教育成败与否又取决于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关系着天下百姓的命运。自古，人们就重视教师的作用，《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则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然而，在李觏看来，教师对于教育有着重要作用，教师选用的标准又应是什么呢？他认为选用教师时应把师德放在首位，他认为：“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李觏认为现实中有的教师是不称职的。他说：“今者内有国子之馆，外有诸侯之学，圣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师以讲说为名，而不掌于教育；士以文辞为业，而不举其德行。师不掌教育，则解经之外，人之贤不贤，一不当知也。士不举德行，则执笔之余，身之善不善，一不足虑也。是则何补于事哉？”（《安民策·第二》）老师只会为学生讲解经义，而不注重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学生的“贤”与不“贤”，“善”与不“善”，都不清楚，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于世何补呢？对比现实，他认为：“师之不才，学校不修之过也。”他引用《礼记》中的话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安民策·第二》）在李觏看来，选择老师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选出既能“解经”又能“教育”的人才来担当教师之职，亦即教师一定要既是经师也要是人师。

4.教育思想的影响

李觏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其它方面思想一样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对王安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安石也认为人的知识和思想品德都是由后天培养的，教育又与人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对于治国安民也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教育应该摆在优先地位，成为百业之首。王安石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而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慈溪县学记》)“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乞改科条制子》)。“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道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易家论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经世致用之才，以“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在《虔州学记》中说：“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由此看来，王安石同李觏都非常重视教育的化育作用，都认为教育就是要为国家造就人才。王安石曾在《周公》一文中指出：“三代之制，立庠于党，立序于遂，立学于国，而尽其道以为养贤教士之法，是士之贤虽未得用者，而固无不见善养者矣。此则周公待士之道也。”他们主张教之本在于师，要重视教师选拔，王安石曾说：“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为之师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为君，臣不知所以为臣，人之类其不相贼杀以至于尽者，非幸矣？信乎其为师之重也。”

李觏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而王安石主要是从政，特别是位居宰辅之时，更多的是以他的教育改革主张与教育理论来指导、推动全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李觏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学生来影响别人，以自己的著作、书信来说服别人，缺少命令性、强制性。李觏创办的盱江书院虽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书院之一，但其思想的深广度仍不及王安石，其效果也难及王安石。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受李觏的影响是无疑的，他们的一些观点相同或相近，并不是不谋而合，或英雄所见略同，而是王安石从李觏等人身上吸取了先进思想。王安石在《答王景山书》中肯定了自己与李觏的思想关系。“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从比较两人的思想、两人关系看，他们的教育思想应该有一个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王安石不仅继承而且还发展了李觏的教育思想。胡适在《记李觏的学说》一文中称李觏为“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在新法一派人的眼里，确是同调，确是一个前辈的大师”，“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先导”。当今学者王国轩也指出：李觏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他的著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时也受过李觏的思想影响”。（《李觏集·前言》)我们可以说王安石继承并发展李觏的教育思想，但李觏的教育思想没有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全面、深刻、影响深广。

李觏离我们已近千年，但他的教育思想还闪烁着光辉，对于我们今天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