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人才思想

二、李觏的人才思想

李觏的人才思想大体上包括育才，选才和用才三方面的内容。

1.教化成善的育才原则

李觏认为人的知识和思想品德等都可由后天培养形成，由此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后天学习和教育，提出了“教化成善”的育才原则。他提出：“立人以善，成善以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当然在他眼里的人才标准必须是：“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这也是国家设立学校，开展教学的目的所在。那么如何来培育这种人才呢？他认为学校是一个重要阵地。围绕着上述教学目的，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级学校，把应受教育的人送到那里去学习。“为朝家之计，莫若斥大七馆，使荐绅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学，使士庶人之秀咸在焉。”然后选择贤能者为之师。“士之不德，师非其师也，师之不才，学校之过也。”在他看来贤能的老师在弟子能否成才的问题上是至关重要的。老师对学生要“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培养。

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按先后次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六行”和“六艺”。所谓“六德”指的是：“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的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和“六行”主要是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李觏看来，育才首先要培养他们的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以具体的技能，即“六艺”。学校在明确教学目的的前提下，进行认真的教育，并且严格考核，这样才能培养出众之仰望而行洁才高的人才。李觏认为这种人才正是当时所缺少的。

很明显，李觏的育才主张是为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当时广大身处社会中下层读书人的要求，从而能使一些中下层人士都有争取受教育，进入仕途，有为国为君效劳的机会。

2.效实考能的选才原则

在用人取仕方面，当时北宋是沿用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以经学考仕人，或命他们作诗作赋。许多人为此死背经书传注，因此这样选出来的人才大都是缺乏实际办事能力的庸才。他指出：“一出课试，不由行实，亦同系于弊矣。”相反，一些有真才实学和实际办事能力的人则可能因“一语不中而生平委地”。对此李觏自己更有亲身的体会，他曾两次应试而不中回归故里。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的通过科举选才的方式之弊端更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主张改革。他的选才主张具体可概括为两方面：

李觏反对以言取人，主张“试之以事”，按实际能力封给他们相应的官职。他认为：“官，名也；事、实也。”“有名无实乃天下大患也。”只有“试之以事”，才能看到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才能看到他们的实际办事能力。他在《庆历民言·考能》篇中不无感慨地说：“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试之以事？”他对以往的以言取人、以言取仕的情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则是人云亦云。如果是前者，那么它是“帅志而言”，一定是切实可行的。在这里李觏并没有深一步地说明这种“帅志之言”如何能够辨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如果是人云亦云，跟着别人那就是“剽人之言”，这样言行必然相背谬。他们的言语只是机械地照搬古书。“言且忘矣，何有于事？”如果以此言取人的话那是绝对靠不住的。不管怎样，只有试之以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才能了解他们的善与恶、愚与贤，然后据此决定取舍，或任以相应的官职。这样天下才“无旷官”。

李觏认为在“试之以事”的同时还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考验。因为言行不一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往往装得很像。一般说来：“非久与居，胡能睹其真伪耶？”只有进行长期考察才能知道其是否有真才实学。

以贤举贤。这是选才的另一有效途径。李觏说：“唯善能举其类，不善亦能举其类。”就是说贤能者推荐的是贤能者，不贤者推荐的当然是不贤者。所以要求荐贤的人自己一定要是贤能者。但不一定要是上级；如果非要等上级来提携的话那就会造成人才的埋没或浪费。因为上级不可能及时发现其人贤与不贤，甚至上级本身就不一定是贤者，你能指望他提携吗？“贤知贤，不幸而非其属，又不得举，然则贤人不遇，岂天命哉？”而“不肖位乎上望其举贤，难矣！”所以只有以贤举贤才能得到贤人达士。

3.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的用人原则

育才是基础，选才是手段，用才是目的。李觏认为用才应坚持“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的原则。

主张有政绩者升迁，无政绩但亦无过错者，官系原职，而对那些玩忽职守，犯有错误的官吏则必须罢免，并追究其责任。李觏非常痛恨那些对工作极不负责任者。他说：“上弛而下偷，文书具，口舌给，而信其行事，是见驽称骥不考之千里也。国不一官，官不一事，何从而得其实？”他强调应各尽其职，各尽其责，否则就必须层层追究其责任。“县焉何实？责之郡；郡焉何实，责之诸道。诸道，外也；群司，内也。内外之实，责之宰相”，“责有所在，罪有所当……如是人人莫敢不自尽”。但李觏并未要求追究皇帝的责任，因为在他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不存在尽职与否的问题。可见他的这一思想虽然触及到当时封建吏制中的一些弊端，但并未触及到吏治制度的实质。

李觏极力反对那种以年限资历作为升迁的标准和论资排辈的不合理的用人制度。他说：“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毁，为贪为暴，为寒为饥。是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如果不问政绩，只以日月为限，那么只要人活着，谁都能进入公卿大夫之列。“夫进人不问其功而问其久……三岁而进一官，是三岁而材一变乎？……如此则牛马抑可以久而用之矣。”这一思想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李觏反对那种一人当官则全族为官，一代为官则百代为官的恩荫世袭制度。他在《寄孙安抚书》中曾力陈“恩荫”之弊：“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一人通籍则旁及兄弟，下至曾孙之子，安坐而已”。这种“恩荫”“世袭”制度使得“今之为民，盖亦难矣”。一人得官荫及全族乃至子孙后代，他们坐享其成，享受各种优惠，减免各种徭役赋税。整个国家有多少大小官员，他们又有多少兄弟子孙，而他们都享有这种特权，自然加重了劳动者负担。他们根本就不为民为国着想，而是仗势欺人，为自己敛聚财富，这种官吏实在猪狗不如。李觏在《潜书》中说：“犬之无事时，叱则走，遗骨则争。及其噬人也，临之以锤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顾。爱其家不敢爱其身也。”而一些官吏“唏势而惧，怀赂而喜，妥自摇尾，良犬之耻”。

李觏还反对按门第等级去用人，主张任人唯贤，只要是贤者能人，不论其门第高低，身价贵贱都应受重用。他说古时的赵衰、蔺相如等都出身寒门、地位低下都能受到重用，那么当今之世为何不能重用那些出身低微的能人呢？

李觏的用才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才取其长，用当其宜”的思想。他认为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只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用之得当，他们都可成为君王的助手，为国出力。“使智使勇，使贫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贫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各有所宜。”

当然，人才有大小之分，大才不可小用，小才不可大用，关键在于用得适当，恰到好处。“小才之于大用，是匹雏不能以举千钧也。大才之于小用，是尧舜不能以牧羊也。”小才大用则不能胜任其事，大才小用则造成人才的浪费。

另外，李觏还认为人无完人，对于任何人都不可求全责备，用其长不可攻其短。而世俗之偏见则是“不求于已而专责于人，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适时则谓之不礼，从权则谓之不法，刚毅则谓之不逊，倜傥则谓之不检，轻财则谓之不廉。”像这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其表，不及其里，那么即使是贤才，又何益于事呢？古代“孝如曾参，廉如伯夷”都未能受到重用，原因何在呢？不正是“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吗？由此看来，对于不同的人才应“置之有地，使之有时，一不可废也”。总之，在人才使用上就是要人尽其才，方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李觏的人才思想尽管是为挽救当时处于内外交困的北宋王朝着想的，但其思想却是十分深刻的，不仅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们今天仍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