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文学思想

三、李觏的文学思想

李觏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这就是他思想的土壤。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皆从现实出发，重功利，求实用。李觏的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提出了“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他要求正视“欲”与“利”，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也。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不喜儒以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操作性十分强的富国、安民、强兵之策，因之而成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持者，也成为王安石的变法先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觏在文学思想上突出贡献有个方面：一是主张文以经世致用，发挥文以救弊的作用；二是坚决反对拟古，力主文学创新。

李觏强调文学经世致用，文章要拯救时弊。他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文学也者，筌蹄而已。”意思就是说，文学是达到某种目的手段或工具。当然，李觏所指的目的是强国富民。在李觏眼里，文学就应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之一。他极力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原因也是在此的。他在《答李观书》中说：“退之（韩愈）之文，如大飨祖庙，天下之物，敬可荐者，莫不在焉。”这里他指的“文”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政治性的文章。李觏在给《李舍人书》中明确地指出文章不仅仅是一些“笔札章句”，而也应该是“治物之器”。他把文学的社会功用提高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简直与政治同等的地位，“神所以造万物，贤所以治万物，其一致也”；而贤人要进行治万物之大业，最先就要做好“文章”，要治理好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发挥“文”的作用。他进一步作了说明：“其（文）大由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在李觏看来，文学与“礼”、“乐”、“政”、“刑”紧密相连，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工具与手段；也就是说，文学完全为治国服务，可以严明朝纲国纪，约束天下，显露民情，巩固统治。当然，李觏把文学看成是治国的工具，把文学的政治功能放在首位，未免偏激了，狭隘了，因为文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的这种文学思想也是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如文学乃“治物之器”，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的这种文学思想也给后世带来了影响。如王安石就认为：“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见王安石《上人书》）南宋的魏了翁也这么说：“书以载道，文以经世，以言语代赏罚，笔舌代鞭扑。”^[2]

李觏重视“文”的作用，因为不同的“文”对人的作用是不同的，“文见于外，心动于中，百变而从之。”要求“文”应是“迁善远罪”，所以圣君辅臣要“谨于文”。“文之于化人也深”，“纳诸听闻而论人心穷”，并不是坏事，只不过不同内容的作品对人是有不同的作用，读那些内容空洞的文章会使人“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可以使人心情振奋，舍生忘死；品味纵横家们的说词，就会使人“思序而忘不了忠信”；“熟刑名之学，则喜苛刻而泥廉隅”；读那些隐退逃遁的文章，“则章先驰于水石”；咏诵辞藻华丽的内容空泛的宫体诗词，“则志不出于奁匣”；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文章“非淳气素具”，败坏人的品质道德“如覆手”。（均见《上宋舍人书》）李觏还认为，文学与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上自汉代下至当朝，一千多年来，天下也一衰一盛，文学也是一衰一盛。因而，“大抵天下治则文教盛，”“天下乱则文教衰。”如果要了解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国家昌盛还是衰败，不用看其他，只要看一看他们的文学状况就知道了，“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见《上李舍人书》）

李觏强调把文学的政治作用放在首位，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拯救时弊的社会功用，反对“雕锼以为丽”，但并不排斥文采的作用。他在批评拟古的同时，就认为他们机械地照搬古人，这样的文章没有文采可言，他在《答黄著作书》中说“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何工拙之辨哉？”

李觏还认识到文学有审美愉悦的作用，他在《原文》中说：“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描写男欢女爱，悲欢离合之感，也可描写相思之情，离别之苦，是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的，从此还可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风尚。一句话，文学可以去描写人们的生活，去展示人们的“欲”与“利”。这在当时是一些思想家们不敢想象的事情。他们大谈“文以害道”、“玩物丧志”，大谈空洞的道，把抒情写意的诗歌与其它形式的文学作品看成是玩物丧志、伤理害道的东西。从而造成了“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行未尝行”的社会现象。

李觏的这种文学思想是在当时一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我们今天也应把它放入那个时代里去看，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当时北宋前期形成浮艳之文风，只注重文学的形式美，而没有实际内容，社会功用就更次之。在政治上，北宋已处于“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惨局，对此，范仲淹、李觏、王安石等人提出了文学为拯救时弊服务，从一定角度看，他们的思想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也服务于生活，给文坛带来了一线生机。

李觏反对拟古，批判当时文坛那种尊古复古的不良风气。他看到当时文坛那种不良风气就是机械地模仿古人，以致在古文运动中迷失了方向。当时的古文运动并非真正的尊古复古，而是一种文学上的创新运动，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浮艳、雕饰。当时的李觏也是古文运动中的一员，他反对盲目地模拟古人，不能“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鹦鹉学舌，而不知其所以然，“诘其所以是非之状，或不能知。”（《原文》）切忌人云亦云，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没有必要开口随古人，闭口随古人，用不着“胶柱”于古人，对于当时的复古者给了不留情面的讽刺。他在《答黄著作书》中说：“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成名士矣。”李觏并非盲目地反古，他主张吸收古代有益的东西，他认为后人的文章中有古人的言语不足为奇。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的面目也有与人相同的地方，难道在那千万卷书中就会没有一个字、一句话与古人相同吗？但“九流百家同出于圣人而有所偏耳。圣人之备其于用也交相济故得中焉。诸子之偏其于用也执一而已。故有过有不及也，亦非谓一句一字与圣人合者也。”（《答黄著作书》）这种观点是进步的、合理的，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固有前后相承的关系，而继承却不是全盘接受，简单重复；没有继承自然无所谓发展，全盘接受，简单重复，当然也不是什么发展。在李觏看来，对待古代的东西，应该像高明的医生治病一样，医生是“实者则泻之，虚者则补之，热者使之服凉，冷者使之服暖。”（《答黄著作书》）李觏批判了当时一些文人机械地模仿，像一些蹩脚医生，“见泻而愈者，则谓天下之疾皆可泻；见补而愈者，则谓天下之疾皆可补，于热于冷亦然。”医生用药失宜可以把人治死，文人机械地照搬前人，同样可以把文学逼进死胡同，令文学窒息。只有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天下的疾病才可治了。对待文学遗产也应如此，辩证地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切忌照抄、照搬。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为了发展。

李觏自己也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的许多诗就写得很奇特而有创见，明白清新，耐人寻味。如他的一首《读长恨辞》一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观点——同情其爱情悲剧，反映了唐帝王只痛心妃子的死去而不管千百万将士的死活，讽刺帝王的昏庸无道，意义比前人深刻多了。我们再看一首《闻莺》：

才啭歌喉碧树枝，惊飞还避巧丸儿。

可怜蜂蝶无言语，入遍花房人未知。

很显然，这首诗明白畅达，毫无一点雕琢之痕，细细品来确有一番意味。但又可以看得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当时的社会有所讽喻。李觏受唐代大诗人韩愈的影响，又不是照抄照搬韩愈的东西。摒弃韩愈的过分追求奇倔险僻，而追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在北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民间产生了话本，后来发展成白话小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要求。“白话小说这个新体裁不但廓张了文学所反映的范围，描画出散文和诗、词未涉及的生活面，而且把它们原有的题材，例如民生疾苦、爱情、神怪等，也能抉剔得入微，刻画得更逼真，使我们亲切地看到社会的面貌，觉到时代的脉搏。”^[3]而李觏对此苛责，在《上宋舍人书》中说：“近年以来，新进之士，重为其所扇动。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在他看来小说是不注重“理”与“道”的，而是一味追求辞藻华丽，他说这样的文章是笔下千言万语滔滔不绝，竟不能分辨出首尾，读这样的作品好像逛街市一般，只见“晨而合，夜而散”，熙熙攘攘，“不知其何氏也”。他认为这种文学样式是“琐辞谬举”，如果任其发展，“圣人之门，将复榛芜矣。”他对此是“谋救斯弊用心最切”，他要求明皇贤臣“思遏其波”。这一点是他的“文学也者，筌蹄而已”的体现，也是他文学思想的局限性；他的这一思想有碍于文学新的样式的发展。

李觏从其实际出发，注重文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主张文以经世致用，发挥文以救弊的作用，主张坚决反对拟古。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在当时与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得到了好评。

范仲淹在举荐李觏时就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又说：“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觏文格次于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于实用，故朱子谓觏文实有得于经。”大学者何乔新著《李泰伯先生传》并说：“觏与曾巩者出，乃能深求于经，其文以明道为本，是时洛学未兴也。而二子之学卓然如此，可不谓豪杰之士哉？”今人王国轩先生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并在前言中说：“（李觏）二十二岁开始写作，后来不论教学和著述，处处以‘康国济民为意’，他的著述大都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被人誉为是‘皆从大处起议论’的‘医国之书’。他的笔锋所向，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实质上都是对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思想批判。”

李觏的文学思想是李觏思想的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进步意义，闪耀着光芒。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鼓舞着后人，激励着人们为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作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