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测与通几

二　质测与通几

方以智对博物之学和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不同于当时的理学家。理学家虽不排斥对具体事物的研习，但理学家研习具体事物是为了知体现在物理上的天理。知物理与知天理是手段和目的、媒介和归宿的关系，这种关系服从于理学家修身的需要。而方以智则要在具体物理上概括出哲学根本道理，这个道理不单单是对于宇宙法则的一种伦理体认，而是直认宇宙法则本身。方以智一开始就对杂多的具体事物之理、社会政治方面的治教之理和事物中体现的一般哲学道理作了区分，他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考测天地之家，即从事具体事物研究的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质测。质测的对象是物理。宰理指治教之理，即治理国家的原理、法则。通几即掌握“所以为物之至理”，即通晓物中的哲学道理。“质测”之质即事物的形质，是物理的承担者、归着者。测即考察、测量等用数量关系把握事物之理的活动。质测是一种实证的知识活动，他说：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物之故，即物之理。对于物理的考索，大而至于宇宙的演变，小而至于草木昆虫的生活，总而言之，天地间的一切物都要考究它们的性质、活动方式、常规表现和偶然变化。方以智早年喜博物之学，他这里所列的象数、律历、声音、医药等，皆尝研习。方以智曾谈到自己的治学道路：“丱角鼓箧，即好旷览而湛思之。长，博学，治文辞；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读《易》。”（《易余·三子记》）对具体物理的喜好，使他广泛涉足多种领域，在象数、律历、音韵、医药方面他都有著作，旁及经书释诂、器物款识、养生、地理等。这种对实证知识的喜好一直延续到晚年。可以说，他对质测之学是终身以之的。他同时也好诗文歌赋，他曾自悔作诗文歌赋占去了他考释训诂经书的时间。但贵公子诗酒自娱的风习使他难以割爱于诗文歌赋的写作，为此他常常处在矛盾的心境中。肆意酣畅的诗文写作和冷静深沉的器物考释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在他的诗文风格上发生了双向的作用：一方面，他的博物积古及精通文字音韵使他的诗文中充满了冷僻的字和典故，反过来，这些冷僻的字和典故又使他的诗文有某种跌宕诡谲之美。质测之学是在他思想中突出地发生着作用的养分。

关于通几，方以智解释说：

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种种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理小识·自序》）

“几”出自《易传》，指事物变化的微小征兆；通几即把握事物的深微的方面，这里指把握蕴藏在事物中支配事物的性质和运动方式的所以然。通几的方法是“以费知隐”，即以事物的可以用感官把握的方面推究其中不可见的深微的道理。这里方以智的前提是，事物的理与表现此理的现象是体用关系，由用知体，以可见者推知不可见者。所谓“重玄一实”，是说老子“玄之又玄”的道，就表现在实际存在的、有形质的具体事物中，道是使事物得以成为事物，使事物的运动变化神妙不测的隐微的根据。它本身是寂，但表现它的具体事物是感。考究、把握这个一般道理，就是“通几”。通几是从个别推知一般，从可见的物理推知不可见的道的哲学活动。

关于质测和通几的关系，方以智提出了两个深刻的观点：“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前者说通几的来源，后者说通几对于质测的作用。方以智认为，所谓通几，不能离开质测，探求深微的道理不能离开对于事物的实证考察，离开了考察具体事物是不能得到哲理的。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物理小识·自序》）在方以智看来，哲理即在具体事物中，探求物理的实证活动就是把握哲理的活动。方以智的哲理是对物理的概括和提炼，不是理学式的体验、觉解和投射、类比、借喻、象征等类似审美的精神活动，而是在物理中提炼出哲理的理智性活动。哲学不是对某种神秘的东西的体验，也不是哲学命题之间的推导转换，哲学是指向具体存在的，这是方以智哲学的特点。在他这里，笼统的就是神秘的。他反对离开具体的物理而别有抽象的笼统的道理。他说：“征其端几，不离象数。彼扫器言道，离费穷隐者，偏权也。”（《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这里所谓象数，指象和数，即事物的外貌和决定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和空间关系的某种数量规定。把握事物的道理，离不开对它的外貌和结构、关系的探讨。离开具体的、可见的征象去寻究深微的道理，就是偏颇。

反过来，探究事物深微的道理又可以克服实证知识的局限，对耳目感官无法把握的东西，用道理本身的逻辑结构给予弥补。这就是“通几护质测之穷”的含义。方以智这个思想是非常卓越的，表明他见到了事物的本体和逻辑的一致性，见到了归纳和演绎的相互关系。在他这里，逻辑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各细部之间的必然关系。本体也不是混沌的、孤立的，而是包含着展开为各具体环节的内在逻辑。本体和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利用逻辑的必然性补上具体事物未知的环节。这是通几护质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通几所得的道理为一般，而质测则受耳目感官的局限，通几可以使质测跳出它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审视。质测是以物观物，而通几则是以道观物。质测之理只有在通几的引导和扩充下，才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方以智反对两种偏弊，一种是离开具体事物而言道，这一派的弊病在“扫物尊心”。其所言之道不能和耳目所见之物、和实证之理相符合，往往陷于虚构和附会；另一种弊病则是为耳目感官经验到的知识所限，不能上升到抽象原理的高度，他说：

本末源流，知则善于统御。舍物，则理亦无所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附会其说，甚则构虚骇人；其拘谨者，斤斤耳目之前，外此则断然不信。其蔽均也。（《物理小识·总论》）

一者对亲身见闻之外的东西疑而不信，另一者认识不到一般理论对具体见闻的依赖关系。这二者一可谓凿实，一可谓逃虚，对全面透彻地把握具体事物及其道理都有弊害。

根据以上认识，方以智对当时耶稣会士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有所批评。他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物理小识·自序》）当时传教士一般来说掌握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科技成果，他们所译述的，除了极少数（如天文学上的日心说）外，是能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平的。传教士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方以智读过的有数十种。他大概没有读多少传教士介绍天主教义的著作。即使读过，在才高志远的方以智看来，传教士宣传天主教义的那些充满神学独断的著作，比起当时中国哲学达到的水平，是显得幼稚的。对方以智这样的哲学大家来说，那些浅近的、为大众说法的宗教小册子中包含的哲学内容是贫乏的。所以方以智说西方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此外，方以智是个在博物学上有很高造诣的人，就他对于实证知识的谨严态度和科学精神，就他对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乐律、医学和机械方面的成就的了解，得出西方“质测犹未备也”的结论也是有理由的。

但他对西人质测、通几的评论前后有所不同。在早年所作的《通雅》中，他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通雅》卷首）在作于《通雅》之后，完成于中年的《物理小识》中则说：“彼之质测犹未备也。”总的说，他对西方人精于实证知识这一点是肯定的，把西方人的质测之学作为他学习的对象和知识结构的重要方面是显然的。方以智自述他的志愿：“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物理小识·总论》）意为，继承邵雍、蔡沉的象数之学，用《河图》、《洛书》中的一般道理来证实具体物理，以西方人的质测之学为效法对象，对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理论加以引申发挥。因为这四句话是在《物理小识》的总论中说的，所以可以把它看做方以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纲领。这个纲领说明方以智的思想以象数学为基调，不过象数二字在方以智这里强调的不是它的图式的推演、数字的框定，而是象数中实证的、能用数量关系表征的性质，以及理性的而非笼统的、神秘的思想方法。所以当他说“日月星辰，天悬象数如此；官肢经络，天之表人身也如此”的时候，要表达的是“核实难，逃虚易”的实证精神，反对“洸洋之流，实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镂空以为恢奇”（《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他反对离开实证，仅凭机械的图式推演和数字衍变，以事实强纳入虚构的框架的“象数”，他说：“其言象数者，类流小术，支离附会，未核其真，又宜其生厌也。”（《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于此也可以说，继承明代后期的实学而开清代实证主义思潮者，方以智为第一人。以往多推顾炎武为清学的开山祖师，实际上方以智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顾炎武主要在社会上较为通行的知识、观念及经书的注释中贯彻了实证思想，那么方以智则主要在自然科学的某些概念的说明和解释中运用了实证方法。而他们对违反实证原则的臆断玄揣的批评，则是共同的。

方以智据其实证原则，对理学家提出批评，他说：“宋儒唯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通雅》卷首）他批评理学家多探讨天人性命及社会政治学说，而忽于对具体物理的探求。即有探求，也多为谬说或依傍前人。方以智认为，他的注重实证知识，是继承了原始儒家本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后来的儒家丢弃了，他说：

自黄帝明运气，唐虞在玑衡，孔子学易以扐闰，衍天地之五，历数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举礼节乐律而弁髦之，举伦物旧章而放弃之。（《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

他提出，天人性命之说必以具体事物为证，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是一体两面，不能脱离具体的物理而言天人性命，他提出他的治学理想：

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致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几能研极之乎？（《物理小识·自序》）

所谓通神明，即考究隐微不可见的道理，类万物即探索具体事物的性质、原理，并把它们与《周易》所讲的道理贯通起来，用图式和数表来演示细微的地方使其精确，一些实证性较强、数字特征明显的学科尤可类比而触类旁通。他还引述他父亲方孔炤的话说：

潜草曰：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物理小识·总论》）

可以看出，方以智继承了他父亲的易学方法，认为万物皆有其理，而《周易》的象数中包括的数的原理可以概括和刻画一切物理。方以智把性命、生死、鬼神等玄妙的哲学问题都当作实证的物理问题来研究，在他这里，天地万物包括自己的身体，都包含着共同的原理，都可以用象数来刻画和摹拟，他说：

天示其度，地产其状，物献其则，身具其符，心自冥应，但未尝求其故尔。学者静正，不合俯仰远近而互观之，又何所征哉？（《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

他的着眼点在万物的节律、相状、性质和规律，它们既是各个不同的，又有共同点、一般原理，而这些都可以实证地加以考察。学者应该以静定的心态，对事物的这些方面加以个别的、会通的、对比的研究。这一方法贯彻于他早期的一切学术活动中，他儿子方中通记述他编著《物理小识》的方法说：“每有所闻，分条别记，如《山海经》，《白泽图》，张华、李石《博物志》，葛洪《抱朴子》，《本草》，采摭众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这是方以智早期学术方法的实录。

应该说，方以智这些思想方法作为探求实证知识的步骤来说是相当精当的，他以此为纲领对许多具体事物的说明也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他对理学家的批评却是片面的，因为理学家对事物的探求方法和目的都与遵循实证路向的哲学家不同。理学不是一种实证的学问，它是人文的、解释的。它重在境界及识度的高明而不在具体知识的精当与丰富，它的目的在于给人精神上的享受而非实际的知识。具体事物的道理只是理学家认识天理、提高精神境界的媒介和工具。理学是不同于实证哲学的另一种哲学形态。在实证的哲学家看来，理学家的论证和方法多笼统漫汗之处，肤廓而不着边际。而在理学家看来，实证哲学家见物不见人，拘拘于实证之理而不能至高明旷达之域。方以智早期实证哲学的倾向很明显，他继承家学中的象数学传统，采撷西学中的自然知识方法论，构成了他思想中实证的一面。这一面在他是很强固的，几乎影响到他的一生。即使晚年他吸收庄子和佛学而成的境界哲学占了主导的方面，他的实证的这一面仍有表现。比如，终其一生，他对理学家持批评态度，这一点与顾炎武对理学家的批评有相同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