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通”难通

“易通”难通

我在台上讲课，底下的学生差不多人手捧持一个名叫什么“易通”、“精灵”、“掌中宝”之类的电子词典，勤摁键盘查检生词来弄懂老师在说些什么。“易通”两词前还常有“超强”、“超薄”、“劲霸”等促销词语。听其他老师说，他们上课时，情形也差不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陪同某VIP出访时，代表团里的每个成员曾收到一份“易通”类礼品，输入一个英文词，小小屏幕上即刻跃出汉语对应词；反过来从汉语到英语，效果亦然；再摁一下Auto-pronounce（自动发音），耳边便有浑厚的男中音把词读出，感觉自然是便捷加新鲜，不禁感叹多媒体时代真的来临了！

多用几次以后发现，那汉语释义怎么都似曾相识啊?后来偶然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才恍然大悟，那“易通”产品原来是基于鄙人曾经参与编写的《新英汉词典》，加上一种中小型百科全书，也不认真整合，经过电子打包，便炮制上市了。无怪乎，电视广告片中整理行装那人，把本《新英汉词典》往边上一丢，举起“易通”产品准备塞进旅行袋，对着观众一脸谄笑着说:“带上它就足够啦！”（这其实是美国人所谓的“negative advertising”，是不合法的。）

不能否认，对于急求从未知到已知单词对等换码的某些职场人士，“易通”之类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救急。今天电子词典技术日臻先进，可以看到一些同传译员随身携带的装备已从手持式的初级玩意儿，转到机读或更成熟的在线式笔记本。诚然，经过电子化，信息被储入数据库，又附带各种检索索引，再跟多种媒体甚至是自然语言处理（NLP）扩展而成链接，电子词典比之于传统的纸质词典所拥有的优越性，从长远来看，确是显而易见的:便捷、信息一目了然、适于人机互动，等等。但是本文提到的“易通”一类产品大多商业营利的目的性过强，移入源单一，马虎一些的甚至对源文本的讹误也照单全收，除释义换码外，将语法和语用信息大多弃之不顾，用于征义的例证随意存取，有的干脆付之阙如；此外，这类手持电子词典多数兼具游戏机、通讯录、记事簿等功能，在好奇又躁动年龄的用户手里，主要是一种当下快餐文化的消费品，没听说过有谁利用“易通”学通了英文的。

只求单词机械对等还有流弊。境外有人讽刺说中国虽是个学英语的“超级大国”，但来此一看，不管是交通指示牌，还是店招和菜单，常见荒诞大错，令人捧腹。如把“平时禁入”中的“平时”译作“peacetime”（实应作“unless in case of emergency”——此例发现在首都机场，照片刊于境外报纸）；把“日本料理”译作“Japanese arrangement”（应作cuisine）；把粤语“云吞”译作“cloud swallow”；更有离谱的把“一次性商品柜台”译作“one-time sex goods counter”！凡此种种，说得严重一点，是会影响到中国的“软实力”的。不知道此类谬误与“易通”类普及且使用不当，是否也有一定关系?

当然，仅仅依靠词典——不管是纸质还是电子——是难以扩大词汇量的，遑论藉此学好英语。所以，从古到今，从头至尾阅读词典的必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个别奇人，像英国的麦考莱、柯勒律治等文人之精读约翰逊博士的《英语词典》，像蹲大狱时恶补文化的美国民权人士Malcolm X，像复旦已故的葛传椝先生——据说他通读《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并去信编者福勒指谬（见附录）。

总之，学语言的人对于词典的功用宜有一个持平的看法和期望值，特别不能盲从花哨的“易通”一类。须知，“易通”难通。

（原载2007年1月30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