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系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一、三系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牟宗三创立三系论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小觑，这是必须首先加以肯定并强调的。

自孔子创立仁的学说以来，经过孟子、象山、阳明等大家的衣钵相传，心学有了长足发展，到阳明之时已经完全成熟。心学强调一个仁字，基础全在良心本心，最大特点是内在性，因为仁是内在的，由仁发展而来的良心本心也是内在的。心学的这个内在性特点直接决定了心学的致思方式是向内自省，反躬而求。依据这一义理，一个人能不能成就道德，关键看他遇事能不能反身求得自己的良心本心，能不能听到良心本心的命令和指导。心学不重视博学致知在成就道德中的作用，具有简约易行的特点。象山提倡易简工夫，不满意于朱子，批评其是支离，阳明龙场所悟吾性自足，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不假外求，根源皆在于此。

心学的这种特点有其优越性，但也容易走向反面，成为它的缺点。良心本心是内在于已的，把握起来说容易也容易，说艰难也艰难。说其容易是因为良心本心遇事必然当下呈现，想遏制也遏制不住，只要不受利欲的引诱，自然可以达成善行，从此一知百知，一了百了，境界大开，净洁快活；说其艰难是因为良心本心的呈现是一种直观，能否把握全在个人体悟，如果体悟不到，则迷蒙混沌，茫然无知，百思不得其解，于师亦无办法。心学的这种缺点到明代中后期开始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所悟者常将其所悟张扬夸耀，把良心本心说得玄而又玄，脱离人伦日用，令一般人难以理解接受，由此构成王门后学一大流弊，叫做“超洁者荡之以玄虚”；无所悟者迫于心学日盛的精神压力，不得不附庸风雅，表面上装出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暗地里贩卖私家勾当，一是皆良，由此构成王门后学另一大流弊，叫做“猖狂者参之以情识”。

明末王学两大流弊日盛一日，蕺山自觉承担起救治之责。蕺山创立慎独之学，一方面区分意与念，另一方面划分心与性，希望以意的力量对念加以对治，以性宗的力量对心宗加以限制，使其不至于泛滥而无收煞。三系论正是沿着蕺山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牟宗三首先将先秦《论语》、《孟子》列为一组，《中庸》、《易传》列为另外一组，特别强调后一组天道、性体的客观性意义，然后将宋明九子分为三系，将历史上不特别看重的五峰、蕺山单独列举出来，试图借助五峰、蕺山重视天道、性体的特点，以性体之“纲纪之主”对心体之“主观之主”加以必要的制导，使其“得其客观之贞定”，克服王门后学的种种流弊。不管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这种“接着”蕺山讲的问题意识，本身就直接切入到了儒家心学的软肋，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自孔子继承西周礼乐之制，提倡学诗学礼学乐以来，礼的学说也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经过荀子、朱子的薪火相继，到了宋代，同样有了极大的发展。礼学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学习和认知，强调一个智字。孔子重智原本是因为先前遗留下来的周代礼乐之制具体而繁缛，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掌握，但这一思想的内涵后来有了细微的变化，由狭义的学诗学礼学乐（也包括学道）转变为在成就道德过程中一般性的学习和认知。不管是荀子的虚壹而静，还是朱子的格物致知，所强调者莫出于此。朱子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朱子特别重视《大学》，将其视为初学入德之门，无非是看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顺序。经过朱子的努力，由伊川至朱子的理学终告成立。无论是证之于古代中国哲学，还是借鉴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理论的考辨，还是实例的分析，都可以证明，学习和认知在成就道德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丝毫否认的，因此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不仅在学理上有其合理性，在逻辑上也有其必然性。

与心学一样，理学也有自身的问题。强调格物致知，寻求学习和认知，这自然是必要的，但学习和认知并不是成就道德的唯一条件。依靠学习和认知我们当然可以掌握道德法则，然而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些道德法规之后，为什么必须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呢？这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朱子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朱子对孟子的道德本心体会不深，他讲的理只存有不活动，是一个“死理”。放眼开来，这个问题又有着极强的普遍性。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虽然高扬道德理性，强调道德理性可以制定道德法则，但他并不能回答“人何以会对道德法则感兴趣”，“理性何以本身即是实践的”等问题，其深层的原因也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康德与孟子相似，不如说康德与朱子更为接近。

牟宗三以极强的洞察力，一眼望穿朱子思想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以判教的方式，定其为旁出，直接点到了其学理的致命之处。他反复强调，理性要成为实践的，必须保证理有活动性，即存有即活动，否则就是“死理”。而要保证理的活动性，必须保证在理中有心义，即有孟子的道德本心之义。有了道德本心之义，理就多了一层指导鞭策的力量，就有了神义，有了活动，有了兴发力，就可以有效保证道德成为可能。牟宗三频繁使用诸如“即存有即活动”、“只存有不活动”、“活理”、“死理”、“心义”、“神义”等概念，所要表达的无非是这一思想。经过牟宗三的努力，朱子学理中的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理性如何才能保证道德成为可能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牟宗三在这方面的功绩，同样是不容丝毫否认的。

心学与理学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两大分支，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问题。心学的问题是容易陷入双重的流弊，理学的问题是难以有效保证道德成为可能。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难以健康的发展。牟宗三创立三系论，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志向之高溢于言表。他将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伊川、朱子分别开来，以五峰、蕺山一系重视性体的特点，解决心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客观性，又以象山、阳明一系道德本心活泼有力的特点，解决理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活动性。一个是客观性，一个是活动性，这两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三系论的两个重要理论支点，须臾不可离开。不管围绕这两点的具体做法有多少疑点需要商榷，牟宗三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胆识都是令人敬佩的。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眼光如此之准，手笔如此之大，气魄如此之雄伟，学说如此之系统，在现代新儒家中尚无第二人可以与其比肩。仅就此一点而言，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的地位就是不可撼动的，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中也应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