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育论”

一、“三育论”

严复从社会生物进化论出发，结合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优胜劣汰的国际形势，构建了培养德、智、体三要素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论，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论”。

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严复译介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他非常推崇近代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并在《原强》中对斯宾塞的《教育论》进行了介绍。斯宾塞认为，在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中，取得胜利的是德、智、体三方面突出者，而竞争可以促进人的德、智、体的发展。严复由此导出，“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63]，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取决于其国民在德、智、体方面的素质。而当时的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64]，中国人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提高和改善国民素质入手。因此，他呼吁:“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65]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通过提倡体育锻炼，同时禁止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陋习，强健国民的身体。严复把民力的强盛看做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基础和关键，“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66]，保持和提高民力的唯一途径就是重视体育，体育对国家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他还认为，体育对其他各育也至关重要，是智力和道德的载体。他赞同洛克的说法，教育的目的在于能以康强之体，贮精湛之心。因而，他反对只顾学习而不注重体育锻炼的愚昧做法，“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67]。他还批判男子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的陋俗败风，由此，“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寙”^[68]，因此，他建议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能纠察禁用鸦片，并主张禁止妇女缠足，立女子学堂。

“开民智”，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将科学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开发民众的智慧。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69]，如果说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民智的开发就是国家、民族富强的根本，他列举牛顿、瓦特、法拉第等科学家的例子，强调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主张借鉴西方的教学方法，并引用赫胥黎的话:“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70]强调增长知识与开启心灵，也就是说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更要提高受教育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当时中国“旧制尚存，荣途未开”，因此，“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71]。由此，他要求废除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变法革新，以此作为开民智的前提。

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改变国民的封建传统观念，替代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重新塑造国民的人格，提高国民的思想品质，形成国家观念和新道德风尚。他抨击旧道德及德育理论基础，认为中国自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民的身体和思想自由，使中国人形成“有家无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这是导致中国民德浅薄的原因。因此，“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72]，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所以，新民德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废除封建纲常伦理，构建新道德，必须向西方学习，把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引入社会道德领域，教育民众养成一种新道德风尚，使民众觉醒，成为具有独立、尚公、爱国心、热爱真理的新国民。二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73]，即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让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力，确立新时代的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从以上可以看出，严复极力主张通过社会、学校等多种途径去播撒近代自由民主的种子，以促进民德的生长、发育和养成。他深信，民德提高了，中华民族才有其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有可能协力同心，实现国家民族的振兴。

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依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通过教育来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危亡的德、智、体三者并重的教育思想。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国民素质的改善和提高，较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各项制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更深远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培养目标近代化的历史问题。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缺乏实现的现实条件，或者说实现范围极其有限，仅仅依靠教育救国，而不进行政治、经济的变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思想界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倡行的以个体自由为道德核心的教育目标的变革，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抗争和彻底的批判，也为传播西方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反对封建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