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系论思想方法的终结

四、三系论思想方法的终结

最后再来探讨一下三系论失误的思想方法的原因。我认为，坚持感性、理性两分的思想方法是牟宗三三系论失误的主要原因，三系论的重重困难都与这种方法有直接的关联。

牟宗三在道德自律问题上遇到的麻烦，就是由此造成的。尽管康德也重视道德情感问题，强调道德情感非常重要，但在感性、理性两分的结构中，无法为道德情感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最后不得不将其舍弃。儒学之所以重视而不排斥道德情感，重要原因是儒家心性之学多了仁性一层。仁性就是良心本心，也就是“伦理心境”，在“伦理心境”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生活中一般的好善恶恶的情感也带入内心，从而使每个人都有好善恶恶的情感。儒家不排除情感，而且非常重视情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牟宗三尽管看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儒学与康德有所差异，但他不明白这并不简单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两分结构与三分结构的问题。我之所以反复强调牟宗三“上下其讲”的办法不足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在感性、理性两分的前提下，即使将情感上提了，作成了一个加法，仍然会面临情感的个体性、直观性与理性的普遍性、逻辑性的矛盾，仍然很难为情感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牟宗三在道德他律问题上误解康德，也与此有关。朱子之学因为重视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强调读书明理格物致知，确实有重认知重知识的特点。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康德进行实践理性批判，运用分析方法将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上升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进而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这个过程其实也离不开认知，离不开知识，当然是一种不同于经验性认知的特殊认知和特殊知识。康德只是反对将道德法则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并主张在信仰问题上悬置或扬弃知识，而不是一概拒斥知识。如果将道德他律的标准定在是否以知识讲道德上，康德也将落入道德他律的陷阱，而不能成为他自己所崇尚的道德自律。严格来讲，仅仅凭朱子重认知，以知识讲道德而定其为道德他律，实在是出于理论上的误会。假如牟宗三没有这种误会，不是借用道德他律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而是直接批评朱子学理中没有仁性一层的指导和鞭策，因而缺乏兴发力，无法有效保证道德成为可能，是“道德无力”，那么围绕自律和他律产生的一系列疑云顿时即可化解，有关的一系列争论将完全没有必要，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刻理论意义也将会充分彰显出来。

两分方法最严重的后果是轻言正宗旁出，无法达到综合圆成之境。历史上，儒家心性之学主要有两派，一是心学，一是理学，一个是仁性伦理，一个是智性伦理，这两派都可以在孔子学理中找到根据，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在历史上，由于门派之争，心学与理学互不相让，加上近代以来受西方两分方法的影响，认定只有理性才能成为道德的根据，而理性只有一个，于是就有了正宗旁出的划分。这种做法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自孔子创立儒学，实际上运用的并不是两分的方法，没有把人划分为感性、理性两个层面，而是坚持的三分方法，将人划分为欲性、智性、仁性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欲性、智性、仁性各有自己的位置，各有自己的作用。欲性的作用是负责人的生存，智性的作用是发挥狭义理性学习和认知的官能，仁性的作用是听从良心本心的指令。这三个层面中的后两个层面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绝无正宗旁出之别。如果说伊川、朱子不合孔子的仁性是旁出的话，那么象山、阳明同样不合于孔子的智性也未必不是旁出。牟宗三没有看到这一层，强行划分正宗旁出，表面看立意很高远，立场很坚定，界限很明确，其实仍然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说话，仍然是隅于一偏而不自知。尽管牟宗三也提出了以纵摄横，融横于纵，以直贯横，融而为一的方案，希望以此将心学与理学来一个大的综合，达至圆成之境，但由于思想方法有缺陷，起点不高，门庭不广，目的无法达到，自然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深一步而言，牟宗三之所以坚持两分方法又直接源于他对良心本心的认识程度。良心本心是儒家心学的立论根基，对于这个根基历史上儒学家们只是说明它如何重要，教导人们如何体悟，如何按照它的要求去做，等等。孟子如此，象山如此，阳明如此，牟宗三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牟宗三并没有超越前人。尽管他对良心本心有深切的体悟，对良心本心有简洁的阐发，特别是他得熊十力教诲对当下呈现的论述，堪称二十世纪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典范，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只是沿用古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对良心本心作深入的探讨，有一个理论上的交代，因此并不明白良心本心的真正来源和真实性质。这个缺陷对牟宗三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一方面，当他看到心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流弊的时候，为了救治，不得不借用五峰、蕺山分立心性的思路，大力高扬天道和性体的作用，希望用天道和性体保证心体的客观性，建构形著之论，使其思想在这一点上仍然停留在三百年前的水准之上。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看到良心本心与康德实践理性的本质差别，直接将良心本心等同于康德的实践理性，不加怀疑地将西方普遍流行的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格局移植过来，在情感以及自律和他律问题上造成混淆，从而为三系论的失误埋下了祸根。

总而言之，牟宗三在创立三系论过程中处处显露出超人的问题意识和洞察能力，他所提出的杜绝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双重流弊，道德理性如何才能具有有效性这两大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不愧为学术大家，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遗憾的是，他只看对了病，但开错了药方，也叫错了病名。所谓“开错了药方”，是说他不明白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完全归到天道和性体上去了；所谓“叫错了病名”，是说他在自律问题上读错了康德，误把“道德无力”叫成了“道德他律”。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它明确告诫我们，牟宗三停滞于传统方式对良心本心的解说，将良心本心等同于康德的道德理性，以及由此沿用的感性、理性的两分方法，既不足以杜绝心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弊，也难以避免在自律和他律问题上遭遇的尴尬，无法将理性如何保证道德成为可能这一极有价值的理论初衷表达清楚，更不能达至其所希望的综合圆成之境，弊端很多，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实际上已经终结了。如果我们至今仍然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那么今后最多只能是不断地重复牟宗三，在原地转圈而已。为了将儒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我们必须做出新的努力。这是牟宗三三系论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