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法论

二、思想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探讨马克思主义现代观，我们无法避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方法论。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正是我们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把最好钥匙，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意识源于存在。我们看看近代社会条件下，个体和个性解放意识、人格独立意识、竞争意识等之所以成为社会思潮之主流，不正是近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物吗?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意识，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当代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意识一样，它的前提条件，是当代社会存在的市场经济的运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首先是一种存在的事实，然后我们才把它总结上升为一种历史规律。

这里，我们并不一般地给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知识性环节，我们要做的是强调它作为一种科学思想的意义及其闪光点。

还是让我们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来理解。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有所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8]。表面上偶然发生着的历史现象，并不能掩盖真正内在的规律，问题在于如何发现这些规律。持久而深入的探究，使马克思、恩格斯一步步地深入到物质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这一规律性思想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各种因素的作用，经济基础仍是决定性的。相对于上层建筑，它在社会的整体系统中正是所谓下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性交互作用形成。这种决定性的经济基础，“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9]。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在于科学地认识并探究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的历史作用。

对马克思而言正是如此，他的《资本论》以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观点，洞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系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他充分意识到系统内部动态平衡的变化着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来自系统的生命力，它的开放性与交互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这座大厦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

正是从系统的生命力视角，马克思以清晰的基本思路指证了人类社会系统一方面是由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体的经济结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社会一系列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系统通过生产力，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它成为一种开放性系统，并推动着它的变化和发展。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经济结构作为第一层次的结构，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这一结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严格地说，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变化，将使它自身的性质产生质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系统性质的变化，人类社会历史由此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阶段性。对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系统性考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如一的科学态度。恩格斯由此还总结道：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的必然结果。既然客观世界是物质的，又是有规律地互相联系并相互转化的，那么，否认物质生产与社会历史的相互联系与发展转化，就会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可见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是早已了然于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确成为了社会系统论的奠基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论。我们说“社会生产力”作为一个范畴，与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论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正如我们前面曾提示过的，我们决不要仅仅钟情于“物”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并非单纯的物性因素。因为生产力表征的是人驾驭、支配自然的活动方面，而生产关系则表征人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同时生产出所需要的一种社会形式——人与人结成的关系。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道作为人的活动之不同方面的。然而，当生产力每前进一步，生产关系都会要对应于它;如科学技术发明化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时，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即使它有些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迟滞现象，但最终还是要适应生产需要的。这正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旧的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结构之网，一时难以适应改革的要求，但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朝着现代化先进生产力所要求的新生产关系目标前进。这其实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绝佳之例。

显然，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这对范畴来透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范畴，我们就会轻松多了。说到底，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着物质生产，而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派生地生产出了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其他社会结构关系——上层建筑，它涵有相应的意识形态。

历史决不是赤裸裸的纯然的经济运动，社会生活必然充满着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恩格斯坚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观点;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10]必须深刻理解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我们描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社会关系体系时，他们实际上是将一切观念的、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归为上层建筑领域，作为生产关系的派生物来对待。尽管如此，恩格斯却尽力让我们看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其所构成的互动关系，让我们确实知晓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规律性，它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决不是一个呆板机械的简单过程，而是要历经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正如社会历史领域的思想传承，无法不从前人的思想材料的资源出发：“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1]恩格斯深具的科学睿智还使他清楚地看到了社会意识自身所具的传承特点，居然能够造成社会意识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这种形象的说法，透露出恩格斯所具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思想，尽管恩格斯没有忘记强调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