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系统分析

历史上无数社会学家们对组织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尝试诠释组织的结构和内涵，也逐渐形成了几种主流的研究视角。斯科特和戴维斯在他们合著的代表作《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中总结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对于组织研究的伟大见解，从理性视角、自然视角与开放视角对组织的概念进行深度剖析，全面罗列组织的各种定义，它们从不同侧面对组织这一抽象的理念进行了描述，引导我们从多角度不同研究范式探究组织的内涵，组织学研究的三种视角包括理性视角、自然系统视角和开放系统视角。

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结构、中间机构和最终用户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要想开展高效率的协同创新，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整合，使各个核心要素能对其他主体产生正反馈效应，培育出一个互利共生的创新生态环境，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等效应实现“1+1+1＞3”的非线性效用。

在当前的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第一种视角——理性视角。“从理性系统的视角，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的所设计的工具……在这里，理性这个术语是狭义的，也叫技术理性或功能理性，指的是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以最高效率达到既定目标的程度。”（Mannhein，1950 trans.）53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组织的理性视角并没有赋予组织在选择目标上的灵活性，而是强调在给定一个特定目标的情况下组织如何理性地实现。理性视角强调的是组织内部成员都是“理性人”，他们的行为是行为者有目的的协调行动。造成组织行动理性的重要因素是目标的具体化和结构的正式化。前者不仅为组织的行动选择提供准则，而且指导组织结构的设计。

支持理性视角的学者认为清晰的目标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模糊的目标无法为正式组织提供坚实的基础。一个组织一旦缺乏了具体明确的目标，其内部结构就会开始动摇。另外，正式化的结构也是理性视角学者们公认的组织发展的必要特征。斯科特认为：“结构正式化指的是对约束行为的规则做出明确的显性表述，确定结构中各个角色和角色之间关系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会因具体占据这些角色的人的不同而改变。正式化可以看做一种通过标准化和管制手段提高行为可预测度的手段。因此，正式化使‘团组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形成对其他成员特定条件下行为的稳定预期，而这种稳定的预期是理性地考虑社会团组中行动结果的必要前提’。”（Simon，1977：110）

通过正式化可以形成一个抽象系统，要使这个系统有价值，它必须有充分的认知力，即对于指导行动而言足够精确和完整；可沟通性，即能够传达每个使用者并具备透明度；改进跟踪机制，即使其得以不断纠错（Stinchcombe，2001）。从这一点来说，正式化可以认为就是“抽象加管制”。斯科特和戴维斯进一步指出，正式化还可以看做是相关角色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管制系统内的行为原则更加外显和可见的努力，还以一些其他不易察觉的方式促进组织的理性行为，并具有将结构“客体化”的作用。这样，正式化结构就拥有了独立于所有特定个体参与者的属性。

尽管很多人认为正式化的组织十分僵化，充满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但我们不能否认，那些正式化的规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高行动合理性的有效工具。牺牲灵活性换来的是高效性和逻辑性。理性视角的主要学派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其最著名的应用就是福特公司的实践以及全面质量管理（TQM）；法约尔的行政理论，即采取从上而下的策略对组织进行理性化；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即致力于对新近出现的科层制结构的特征进行刻薄的描述性刻画；西蒙的行政行为理论，即用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管理人”假设取代受个人利益驱动、知晓所有可能选择的“经济人”假设。“总体来看，理性系统分析家的研究集中于规范研究，并且集体一致地忽略行为机构。他们研究组织中的计划、程序、前提、角色、规则、章程等，但很少涉及组织参与者的行为。规范结构获得赞赏，参与者行为却被冷落。”

当理性学者将组织结构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候，组织研究的另一个视角——自然系统视角的学者们则强调我们必须看到组织首先是一个集体，而且组织要实现的目标远比理性视角的学者们看到的复杂许多，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组织成员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通过一个单一恒定的目标统一起来。然而自然视角学者和理性视角学者产生分歧的根本所在，则是对于组织目标的认定，即组织到底是为一个特定的目标而生存的，还是组织的生存发展本身就是组织的目标。这看似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却引发了两派学者激烈的纷争。

自然视角的学者认为，组织是一种调整自己适应所处环境以求生存的社会群体，对组织的维护本身就是组织的目标。他们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将组织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而应把它看作目的本身。除了目标的复杂性之外，自然视角学者还认为，非正式结构也是组织的一大特征，理性学者与之相反的结论恰恰限制了组织成员的行为，使他们无法有效地为整个组织贡献自己的才智和精力，最终导致组织缺乏活力。“自然系统论坚信高度集中化和正式化的结构注定会变得无效力和非理性，因为它浪费了族中最珍贵的资源——参与者的才智和创造力。”^[2]

自然系统视角的主要学派有梅奥的人际关系说，即对著名的霍桑实验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以及后续研究：巴纳德的协作系统观点，即强调组织本质上是一个整合个体参与者贡献的协作系统。巴纳德将正式组织定义为“个人之间有意识、经过协商和有目的的协作”。这与本书探讨的主体——协同创新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协同创新的不同主体在某种力量或者利益驱使的指引下集结到一起，开展创新实践。而巴纳德也提到，只有参与者愿意为组织做贡献，整个协作系统才能得以维持下去。这样看来，“组织就可以视作是联结所有参与者的有目的的沟通协作系统，这个系统的安排使得上级的目的能够被下属接受，从而成为他们行动的基础”。而巴纳德的部分思想也与自然视角学者们不谋而合，特别是“坚持协作的非物质、非正式、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巴纳德也特别关注环境因素对组织的影响，他把组织定义为有意识的协作系统而不是人的系统，使得人可以“置身于所有组织之外，可以与多个组织发生联系”，组织寻求生存的力量远远大于追求目标的力量。

组织研究的第三个视角，也就是与协同创新关系最紧密的一个视角，就是开放系统的组织。可以说，随着新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各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更是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彼此独立的学科边界，单个学科内的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时代的科技需求。

从组织结构来看不同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组织中各个子系统的结点正是使它们得以相互依赖的部分，而开放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松散性，而这种“自由度”并非简单混沌的“杂乱无章”，而是在一种复杂力量的牵引下形成了松散耦联系统。开放视角强调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与互动，斯科特和戴维斯将这种交流的物质称为系统流，它主要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随着信息爆炸成为新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信息流已经成为开放组织中最重要的传递因子。

博尔丁（1956）根据部件的复杂程度和部件之间联系的属性，把系统分成了不同的类型与层次，他认为：“由于每一层的系统都包含低于它的系统，因此‘将底层系统应用于分析高层系统的问题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认识’。”斯科特和戴维斯重点讨论了其中的第三层——自我调节系统以及第四层——开放系统，这也是与现阶段协同创新体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层次。其中自我调节系统的重要功能来自于某些过程或流连接形成的特定部件或子系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模型图来形象地了解自我调节系统（见图5-1）。

图5-1　控制（自我调节系统）抽象模型

资料来源：Scott W R，Davis G E.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ing—Rational，Natural，and Open System Perspectives

由图5-1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成员与运行、控制和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其中政策中心设定系统的目标，并将它们传递给控制中心，再由后者对运行层运行它的程序，将原料转化成产品或服务。不仅如此，控制中心还肩负着监督输出的任务，将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与政策中心指定的标准相比较，如果与标准不符，就需要根据程序采取相应的修改。巴克利（1967）认为，由于引导系统行为的是与目标状态的偏差，而不是某种无目标的预设内在机制，自我调节系统不仅产生“目标导向”的行为，而且产生“目标引导”的行为。

而作为松散耦联系统的组织，看上去更符合我们社会系统的客观现实——各个子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自我调节系统那样井井有条，而是相对的自由和灵活。学者们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称之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利益团体间的松散同盟。

总的来说，不论开放系统有着怎样具体的组织形式，它都需要通过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来维系组织自身的活力。也就是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开放系统运转的必要前提。我们一直强调开放式系统的边界是三种视角中最宽广、最模糊的，但这并不是说开放系统没有边界，为了实现更大规模的创新，组织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进一步扩展边界。总的来说，一个系统是不是开放就取决于它的边界是如何定义的。霍尔和法根还认为，一个系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取决于论域中有多少内容划归系统，多少留给环境。著名的“多样性限度定律”认为：系统的多样性不可能超过其所在环境的多样性。这更突出了环境在开放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正是协同创新体系的核心所在。

在系统论中，系统被认为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结构，则被认为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的综合。协同创新平台也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class="calibre11">^[3]因此，平台也相应具备了复杂系统所应有的复杂特性。

任何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等都是一个组织单位，法约尔认为，“组织就是确立企业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结构”，而管理的任务就是在于建立一种组织，“使其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活动”。也就是说，法约尔从静态角度将组织看成人和物的结合，而切斯特•巴纳德在提出其管理思想时并不是把人看成“经济人”和“机械人”，而是假设人有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认为人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的主体，为了克服环境因素的制约而进行协作从而形成组织。为诸如政府机构、军队、企业、学校、医院等正式组织实体，都是由物质、技术、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组成的协作系统，人是最终的推动因素，所以巴纳德从微观的角度，即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来研究组织。巴纳德正是基于的人性假设和从微观角度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组织理论，他也因此被称之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理论把组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活动或力量的系统”，并提出三个重要理论：（1）系统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包括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交流；（2）组织平衡理论；（3）权威接受理论。

在系统三要素中，协作的意愿必不可少。协作意愿是指“个人要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贡献力量的愿望”。巴纳德认为，通过精神或物质上的诱因，更容易提高个人对组织的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则是将组织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提出的组织目标，其与个人目标并不完全相同，管理者需要尽量减小差异，实现两者目标的一致和共同收益的最大化。另外，信息交流也非常重要，通过沟通可以将目标和协作意愿进行连接，从而形成动态的组织运行。

为了保证三要素的实现，首先需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产生了组织平衡理论。该理论将平衡状态分成了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两部分：在内部平衡中强调激励，即当组织对各成员的激励等于或大于成员对自身贡献的估计时，内部的三要素是可以实现的；外部平衡则将系统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需要与大系统中的其他单元进行交流，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自身也要随之变化，以实现与外部的平衡。

权威接受论认为，权威取决于支配下属的命令是否被接受，而不取决于命令本身，如果命令不被接受，则说明上级缺乏权威。巴纳德提出了“无差异范围”的概念，用以刻画一个人接受权威的范围，而这个范围与其对组织的满意度有关。上级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职位权威，另一个是领导权威，两者相结合方能提升无差异范围，取得更好的效果。系统组织理论是协同创新平台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协同创新平台也正是基于系统组织理论进行机制设计。

协同创新平台由包括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多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内部要素主要包括研究人员、知识、技术、资金、信息等，外部要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教育、服务、政策法规、国际经济等。协同创新系统是由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而子系统又可以分为核心创新子系统、核心调节系统、辅助子系统。其中，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构成核心创新子系统；政府是引导、促进、调节、制约核心子系统的核心调节系统；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市场等因素构成辅助子系统，给协同创新的核心子系统提供支撑和服务；外部要素构成了各子系统的外部环境，其中，辅助子系统既是外部环境的子系统，同时也是核心子系统的外部环境，如图5-2所示。

图5-2　协同创新平台系统结构

改编自：马艳秋.校企共建平台的运行机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协同创新平台的系统分析主要是为了剖析协同创新平台与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关系，以便为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和运行提供理论支持。

1．核心调节系统对核心子系统的影响作用

政府作为协同创新平台的核心调节系统，其通过调整原有的政策体系，如科技、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或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设立机构，对协同创新平台的发展起到引导和保障作用。政府通过财政资助、政府采购、税收激励等方式，扶持协同创新平台支撑项目的研发。此外，政府通过制定和调整政策法规、形成一个鼓励协同创新多方合作、规范各方行为的政策体系和相应的保障机制。政府通过设立信息机构、咨询机构以及各类服务性机构，定期发布、收集、分析处理有关市场、产业、产品、技术、科研成果、人才交流等信息，为合作各方提供所需的技术咨询、管理咨询、投融资咨询以及产业化等相关服务。

2．辅助子系统对核心子系统的影响作用

（1）市场子系统

在消费者导向的市场机制下，消费者通过对产品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平台的研发方向。任何创新活动都离不开产品的市场需求，离不开消费者的认可。协同创新当然也不例外。

（2）金融子系统

金融机构的介入，解决了协同创新平台的资金投入与流通等问题，金融机构通过开办科技信贷业务等，为平台融资提供了重要的来源。技术创新投资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风险投资家的加入也为平台提供了另一条融资渠道。

（3）中介服务子系统

国家科技部对科技中介机构的界定为：科技中介机构指为创新主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支撑和促进创新活动的机构。中介服务子系统对核心子系统的影响作用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律师事务所、信息咨询机构等，为创新主体提供技术、法律、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的咨询，为协同创新各方签订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合同协议，为技术开发平台提供人才搜寻、评价、推荐及培训等服务。可见，协同创新平台的核心子系统和辅助子系统是一个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共同进化的过程，它使技术、政策、市场、经济、服务等不断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3．各辅助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

消费者通过对产品的选择，即消费者导向，直接影响平台的研发方向。除此之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会激发金融机构及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热情，而强大的金融支持，是促进平台技术创新的物质保障。中介机构的设立与健全，为平台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为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家提供资金需求和风险投资的渠道，加强了消费者对技术发展前沿的了解。同时，经济环境的改善、市场机制的成熟，都将促进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可见，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互为环境，使协同创新平台不断完善。

4．外部环境对子系统的影响

有利的社会文化、教育及服务环境为协同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子系统内各主体积极投身于协同创新活动中，对协同创新产生很强的信心，增加了利用各项内部资源进行合作、整合、协同并实现多赢的可能性；综合技术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制度、法规环境的健全和完善，为创新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市场秩序的形成，为协同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