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特殊收益

人民币如果初步实现了国际化，就会逐渐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同时也能够通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用本币结算降低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风险。在这两方面收益上，人民币与其他国际货币没有区别，收益的大小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成正比。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越多，铸币税收入越大；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充当计价货币的比例越高，降低外汇风险的作用就越明显。但是，在降低对外汇储备的依赖、促进金融市场改革与提高国际地位等国际货币的一般性收益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情况，对这些收益的期望值与其他国家不同，产生的效果也有所差异。本节会对这些特殊性进行分析描述。事实上，也正是对这些特殊收益的渴求促使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化解中国外汇储备困境^[1]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6年2月达到8 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此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截至2012年9月外汇储备余额为3.285万亿美元。虽然2011年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较2011年第三季度末净减少206亿美元，2012年6月外汇储备余额3.24万亿美元较3月末的3.305万亿美元减少650亿美元，两次出现季度负增长，但是2012年9月外汇储备余额超过第二季度，并且仍然是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不仅使持有的机会成本上升，而且在管理上呈现出“船大难调头”的困境，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更难以实现，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在若干的解决方案中，人民币国际化是“治本”的根本出路。

（一）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形成

1.持续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形成的根源

外汇储备是一国官方持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顺差产生的外汇收付盈余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带来的净资本流入。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出口剧增，国内市场前景广阔，政府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条件，同时又正逢国际产业分工调整，使得货物贸易、直接投资等国际收支基本项目持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双顺差，这是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源。

2.强制结售汇是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形成的制度原因

外汇储备是指官方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额并不是全球第一，但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的原因是长期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来讲，强制结售汇制度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外汇收入并提高外汇使用效率，官方要求居民获得的外汇收入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指定的银行，而居民需要使用外汇时，在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用汇额度后，按规定汇率从国家指定的银行购买外汇。居民不能私自保留外汇收入，也不能自由使用外汇。1994年1月，中国开始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允许居民在经常项目下使用外汇可以不经审批，凭进口合约等有效凭证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兑换外汇。到1996年12月，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居民的外汇收入仍然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但汇率不再是官方规定，而按照外汇市场形成的汇率兑换。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出口收入不断增加，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日益扩大，外汇不再短缺，反而因为外汇增长太快，造成储备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从2001年开始，中国改革强制结汇制度，逐步扩大居民持有外汇收入的自留比例。2008年明确规定将强制结汇改变为意愿结汇，居民对外汇收入处理有自主权，可以按规定保留外汇或者将外汇卖给银行。到2009年之后，所有关于强制结售汇的规定都被取消。

3.人民币持续升值与外汇投资渠道匮乏使外汇收入仍然大部分转化为外汇储备

从强制结售汇到意愿结售汇之后，企业与个人仍然将大部分外汇收入卖给银行，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仍然转化为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全年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顺差3 678亿美元，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之比为96%，较2010年上升11个百分点（详见图8－1）。

图8－1　2001—2011年中国的银行代客结售汇情况

资料来源：转引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

另外，可以从非银行部门结售汇差额与跨境收付差额的对比来看居民的结售汇意愿。2011年1至9月，非银行部门结售汇差额大于跨境收付差额月均达164亿美元，收入结汇率（结汇/跨境收入）月均71%，高于支付售汇率（售汇/跨境支付）5个百分点。这说明企业、个人等结汇倾向较强，将大部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而购汇意愿较低，大量利用银行外汇贷款对外支付，1至9月境内外汇贷款余额月均增加近70亿美元。但10至12月，结售汇差额小于跨境收付差额月均为137亿美元，收入结汇率月均为62%，较前9个月下降了9个百分点；支付售汇率月均为67%，较前9个月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样的变化说明居民持汇购汇的意愿有所上升，但是仍然是将大部分外汇收入卖给银行。同时，该季度跨境人民币由净支出转为净收入折合约200亿美元，客观上减少了境内结汇。

意愿结售汇后企业与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之所以不强烈，使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外汇收入仍然归属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在于人民币近年来一直处于升值趋势。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1.4%。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6%，2011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009元/美元，较2010年年末升值5.1%。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为了防范外汇风险，保持资产的价值稳定，自然不愿持有外汇。同时，中国国内能够直接用外汇进行投资的金融工具匮乏，人民币在没有实现自由兑换前，居民也难以将持有的外汇直接用于境外金融市场投资，这个原因也降低了居民持有外汇的积极性。这两方面因素使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难以实现。

（二）中国的外汇储备困境

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保持高度的安全性、流动性，最后才是兼顾营利性。这就使外汇储备的投资领域非常有限，只能在主要货币和高质量资产中进行尽量多元化搭配。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币种主要是美元，此外还有日元和欧元。由于需要保证外汇储备的完全性和流动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政府债券等低风险金融产品。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组成结构和具体投资分布，但是从多方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主要是美元，美元资产占比约为70%；投资的金融产品中，美国国债占比最大。从2008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 85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之后，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仍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总量达11 643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高达36%。

通常情况下，外汇储备币种选择的原则主要是考虑该国国际支付使用的货币，此外还要考虑投资国的金融市场状况。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美元也是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大，流动性强，因此中国以美元为外汇储备主要货币理由是充分的。而且，从外汇储备强调安全性与流动性来看，选择信用高且市场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债作为投资对象也是合理的。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为危机的打击和美国政府随后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的趋势，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在持续下降。美国10期国债收益率在2000年至2007年之间基本在3%~5%，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持续下滑，不断创下新低纪录。2012年5月31日，美国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1.60%，这已触及该收益率数据的历史新低，而且下跌周期也创造出了10年来的最长纪录。同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14个基点，至2.71%，创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7年期国债也跌至历史低点1.05%。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面临美元贬值和收益下降的双重损失与风险。

之所以在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情况下，中国仍然总体增持美国国债，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且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实际上最担心美元进一步贬值及美国出现真正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增持美国国债来维持它的价格。另一方面在于外汇储备投资的选择范畴有限，除了美国国债之外，最常为外汇储备投资选择的以欧元计值的国债却面临更严重且是真正可能出现的偿付危机。（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对比分析详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欧债的风险性详见图8－2）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等国有可能退出欧元区，这些因素更加剧了欧元的不稳定。同时，日本也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也不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理想对象。如果考虑外汇储备的功能包括国家在紧急时期的对外支付，中国可以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军事战略物资储备。但是，由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些物资方面对中国的“禁售”限制，这样的外汇储备投资也难以实现。即使是与军事无关，中国想要利用外汇储备购买西方国家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优质股权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所以，客观上中国持有高额外汇储备，但是却难以找到适当的投资途径，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储备困境”。麦金农也将这种不能用本币对外发放贷款导致的矛盾称为“高储蓄两难”（conflicted virtue）。

图8－2　2011年欧洲主要国家国债CDS及市场波动率VIX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路透数据库。转引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
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主要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其中意大利是经济和债务危机规模最大的国家。信用违约掉期（CDS）相当于一种金融资产违约保险，信用违约掉期价格越高，意味着市场认为信用主体的违约风险越大。市场波动率VIX指数根据标普500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计算，数值越高说明市场恐慌情绪越重。

（三）人民币国际化是化解中国外汇储备困境的根本出路

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困境如何解决有许多思路，代表性的有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创造“超主权货币”代替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的金融资产持有，增加实物储备等。但这些方案前者难以实现，有的只能治标，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还会持续增加，而实物储备的购买限制太多。笔者认为，要根本性化解外汇储备的困境，只有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

第一，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之后，进口或者其他对外支付可以一部分通过人民币来完成，国际储备的任务之一——满足国家国际支付需求的压力就大大降低，官方也就不必通过持有过多外汇储备来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一般性收益，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相对较低。

第二，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之后，可以减少外汇储备的形成。企业、个人人民币形式的跨境收付，若用人民币收入代替原外汇收入，将减少结汇的外汇资金来源；反之，若用人民币支付代替原外汇支付，则将降低购买外汇的需求。这都会使外汇储备的增幅有所下降，减缓高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即跨境人民币净流出相当于替代了境内购汇、净流入则减少了境内结汇。从图8－1和图8－2中也可以看出，2011年1月至9月国际收支统计的跨境人民币净支付约合600亿美元，人民币对外支付较多，减少了购汇需求，而第四季度跨境人民币由净支出转为净收入折合约200亿美元，客观上减少了境内结汇。

第三，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藏汇于民”的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一方面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包括能够使用外汇直接投资的工具，方便居民使用持有的外汇。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在于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能够直接在境外进行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投资，贸易顺差企业会更有积极性选择以人民币结算，资本与金融项目也不会有大量的外汇顺差，以国际收支双顺差为基础的高额外汇储备形成根源才能彻底改变。

二、减少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的干扰

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的冲击，中国从2008年年底开始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2009年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7.7%，超出年初预定指标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32.4%，增速比2008年加快了23.3个百分点，是15年来最高水平，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被称为“天量信贷”。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2010年央行五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基准利率；2011年前两个季度更是每个月都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月前三次上调基准利率。如此高频率和强力度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却并不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价格指数（PPI）居高不下，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1%，创2008年8月以来28个月新高，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5%。2011年物价上涨更为明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远超年初4%的控制目标，生产价格指数上涨6%（详见图8－3）。相反紧缩型政策却产生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从2011年11月开始，为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松绑，但物价上涨问题同样没有真正缓解，即使2011年第四季度官方公布的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幅度已经有所下降，也仍然在涨幅4%以上的较高水平。物价上涨已经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中国经济事实上陷入了“滞涨”的状态，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和具体实施更加复杂和困难。而近年来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不理想与庞大的外汇占款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就是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在市场购汇形成自身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人民币资金或者投放的人民币资金。外汇占款是流通领域中货币数量的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巨额的“双顺差”，在人民币有持续升值预期等因素影响下，居民结汇意愿强，外汇占款持续增加。2011年10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较上月末下降249亿元人民币，为2008年1月以来首次单月净减少。如果剔除2007年12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以外汇储备注资中投的政策性因素，是2001年1月以来首次外汇占款月度下降（详见图8－4）。

图8－3　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成。

图8－4　2001年以来外汇占款季度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而成。

十年来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使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相应扩大。从2002年起，外汇占款已经成了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2004年到2008年间，由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占M2增量的比重都是在40%以上^[2]。中国人民银行需要不断地发行中央银行票据、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对冲新增外汇占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调控空间。2009年之后随着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增大，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更是使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因为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不能直接作用于外汇占款规模的控制，只能进行对冲，效果不明显，流动性膨胀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掌控的“双顺差”、结汇意愿、热钱流入等外来因素造成的。这也正是近年来通货膨胀控制难度大、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降低外汇占款可以通过引导意愿结汇减少结汇数量、控制热钱流入等来实现，后一个手段对总体规模的影响不大，而“双顺差”格局的长期性以及“藏汇于民”基础薄弱，使得前一个手段亦难以奏效。

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改变外汇占款的状况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首先，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使得结汇数量从根本上减少（详见本节第一个要点的阐述）。第二，可以通过使用人民币直接进行境外支付来为流动性过剩找到一个国际出口，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2011年10月12日，商务部发布了《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制度的放松来推动人民币境外支付，以减少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干扰。第三，通过境外人民币支付，可以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供应，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情况下，能够减少结汇数量。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金融市场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工具会逐渐丰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其中一部分会被金融市场所容纳，实体经济领域的物价上涨现象就会有所缓和。

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外汇占款余额连续三个月下降，外汇占款余额在三个月内减少1 530亿元。2012年1月至7月外汇占款只增加了3 000亿元，而过去5年年均新增3.1万亿元^[3]。外汇占款的增幅明显下降，究其原因，除了贸易顺差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变化使结汇减少外，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实施使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中开始有了一定规模的人民币，人民币的直接对外支付也是外汇占款减少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如果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规模，就能够改变将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堵在国内的局面。针对中国目前既想通过货币政策的放松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又需要控制货币数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是为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找到了疏导的国际出口。

三、助推金融市场深化改革突破“瓶颈”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金融市场进行部分开放的承诺也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取得了许多改革成果：银行业实现了从“大一统”银行体制向现代金融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上市企业；资本市场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金融衍生市场有了初步发展；监管体制基本建立等。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或发达程度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明显。（详见本书第二篇）根据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理论，中国目前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典型的表现就是利率未能真正市场化，利率水平仍然是官定；同时政府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干预过多，对国家需要扶持的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包括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的便利、银行贷款的便利；对地方政府或各部委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性的贷款等。这些表现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落后，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较低，资金配置未能优化，尤其是资金运用效率高的经济单位不一定能从被行政干预的信贷活动中获得贷款，从而损害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应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

针对类似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肖和麦金农都认为，只有推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政策，政府应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成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的信号，从而提高金融市场在资金融通中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表述不同，“深化”二字突出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实现突破。然而在进行了基本改革之后，中国金融市场的纵深发展速度减缓，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改革的“瓶颈”，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都缺乏继续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此时，就需要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因为必须兑现承诺而敦促改革深化这样的类似“外力”来帮助突破“瓶颈”，从而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国际经验证明，本币的国际化能够对金融市场改革起到促进作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也能够产生这样的推动力，倒逼中国金融市场进行深化改革。

首先，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求必然会加快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作为借贷资金的价格，如果其形成机制由于是官方确定而被扭曲，则会影响非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不会选择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因此，人民币如果要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要提高国际化的程度，就必然会要求利率市场化。事实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有了加快趋势。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先是由基准利率的0.9倍调整为0.8倍，进而再调整为0.7倍。紧接着宣布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历史性打破银行业一直以来实行统一存款利率的格局。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也会促使较为僵化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汇率制度的僵化不仅会影响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公信力与吸引力，还会影响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如果要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需要，人民币汇率制度也会加快向更合理的形成机制转变。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会促使金融机构改变落后的经营模式，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在官定利率时期，国内商业银行有稳定的利差收入，只注重信贷规模大小的竞争，对中间业务重视不够，同时由于没有自主的定价权，也就没有真正建立信贷风险的监控体系，贷款的发放容易受到行政干预，甚至产生了寻租空间。而当利率市场化成为必然的情况下，一方面银行业的利差收入缩小，盈利的压力会迫使其真正重视和发展中间业务，从较为单纯地依赖利差收入向通过多渠道特别是中间业务获得收入转变；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使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自主定价空间，就能够对不同的信用进行风险定价，形成各种管理与控制风险的工具，并有利于银行业展开差异化竞争，推动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从同质化向多元化转型。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调整金融市场的结构缺陷。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的金融市场向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投资工具中，债券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债券的种类多，流通规模大，投资方式灵活，对不同的风险偏好者而言，都能在债券市场上寻找到适合的投资对象。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小，尤其债券市场极不发达，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2011年中国债券市场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一半，而美国2010年债券市场总量就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多，同时，中国债券的发行券种相对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资产支持债券方面，抵押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债券、信托债券以及外币债券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上基本还是空白。造成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制度严格甚至僵化，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决策层会逐步降低债券市场的发行条件和门槛，金融机构也会因为市场需求而创造新工具，并且由于后发优势，大量发达国家成熟的债券种类都可以移植到国内市场。可以预见，债券市场无论是在发行的规模，发行的品种，还是衍生品的创新上，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行的期限、结构、利率也将越来越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会为债券市场的突破性发展提供契机。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为上海等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更大的舞台。虽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并不一定要求所在国的本币是国际货币，但是如果本币是国际货币，金融中心在结算、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市场形态发展等方面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例如上海，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上海可以在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拓宽和扩大境外投资者和发行者在我国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交易规模，并且可以推进上海证券市场国际化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同时还可以探索外资投资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通过建立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就能相应发展。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也有利于矫正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角色与定位。金融抑制的必要前提是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分割，资本和金融项目存在管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则会推动资本的自由输出入，资本项目也最终会开放。这就会打破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分割，使得金融抑制存在的基础被逐渐瓦解。换言之，即使政府想更多干预和控制金融市场，但在有大量境外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干预成本的上升和效果的减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介入。而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也会促使政府更多从监管者的角度去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会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的市场变化，创新金融监管理念，改进金融监管方式，推动建立贴近市场、促进创新、信息共享、风险可控的金融监管平台和制度。

四、为经济外交提供新的思路和渠道

2004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中首次提到“经济外交”的概念。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全面加强外交工作，将经济外交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经济外交的内涵并没有统一权威的界定，但是，从明确提出要进行经济外交的国家的实际行为来看，所谓经济外交包括了两方面表现形式，其一是指国家通过外交活动来实现经济目标；其二是指国家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外交目标，为国家战略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文化障碍本身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突破，而反过来，人民币国际化也能为中国带来政治收益，通过人民币在境外使用及充当储备货币，非居民对人民币及中国的认同度会提升，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中国还可以借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多个层面来改善、加强、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外交提供新的思路与渠道。

第一，通过货币互换及签订双边贸易互以对方货币结算的协议，可以增强与其他国家的深层次合作，有助于与多个国家建立或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先后与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官方货币互换协议，同时也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协议在双方经济活动中以本币进行结算。这些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份额，促进人民币成为部分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另一方面，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也可以成为经济外交的渠道，通过扩大协议签订的对象，提高协议的货币互换额度，这些磋商和谈判活动可以为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深层次联系提供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和其他国家官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而且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中国可以为对方国家提供国际储备资产，共同抗御金融市场动荡。这样的货币合作关系也能扩大到其他领域，有助于中国与多个国家建立更加良好、密切的关系。

第二，借助人民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被国际社会看成“新兴力量”的机会，提高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前文已经分析过，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美元和欧元等主流国际货币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影响力有所下降，而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和浪潮中，人民币被诸多国家视为改革中的“新兴力量”。这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也为中国通过经济外交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机遇。由于人民币被日益重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或者合作机制中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见也相应被重视，典型的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立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即受到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赞成和响应。中国可以趁国际社会注重“中国声音”的机会来表达其他的外交诉求，提高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亚洲国家货币合作的意愿和积极性有所增强，而货币合作中，人民币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逐渐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核心，甚至成为其他国家的“锚货币”。这样的背景也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东盟10＋3”等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也有助于通过密切的货币合作缓解与亚洲一些国家的矛盾，解决一些区域内的政治争端。

第三，通过对“一国四币”现象的整合来加强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联系，通过更深层次经济关联程度的加强来缓解、消除政治矛盾或对抗。“一国四币”是中国特殊的货币制度，是指统一的主权国家流通四种不同货币，即人民币、港元、澳门元和台币。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径的开端，应该是先进行“一国四币”的整合，即在中华经济圈中实现统一使用人民币。关于这种路径实施的可行性，本书最后一章将进行论述。但无论成功与否，推行“一国四币”的整合措施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大陆与港澳台之间彼此的合作。由于大陆地区在经济规模、综合实力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关联度更高的合作中，必然会成为核心。其他三地对大陆地区的依存度和向心力增强，而经济上的凝聚力会转化为政治上的团结，类似于近年来开始出现的“港独”等分裂思潮存在的基础就会更加脆弱，更难以得到民众和社会支持。对台湾地区而言，货币合作会使得两岸间贸易和资源流动更趋自由，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强，也有助于增强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一些分歧和矛盾，甚至能够通过货币一体化而促进两岸实现统一。

第四，借助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联系与沟通，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随着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与使用，一些国家表达了想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愿望。2011年5月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提出新加坡愿意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期待与中国政府合作，确保有序地进行。2012年4月，英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计划，通过财政部与伦敦金融机构的合作，使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该计划还建议英国政府出台相关措施扩大人民币在伦敦的交易、清算和结算能力。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可以通过关于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清算额度、以人民币计价证券的上市、交易、清算等具体细节，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以及决策层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并且借助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业务来扩大中国在当地和该金融中心辐射范围内的影响力。

第五，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对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也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这种凭借本币的国际地位进行经济外交是美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中国在外交上虽然没有“争霸”或者“称霸”的企图，但是对部分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也一直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使用本币进行对外援助可以节约外汇资金，被援助国家获得人民币后会用于进口中国的商品或者在中国投资，有利于增强这些国家同中国的联系，相互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