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降低金融排斥程度所面临的障碍

从总体上而言，降低我国的金融排斥程度所面临的障碍问题也基本上与国外类似，例如：地理接触障碍和心理排斥障碍、合适金融产品的缺乏和金融知识的缺乏等，然而，由于具体国情、文化等的不同，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从供给角度看，前文的实证研究显示，金融机构改革，尤其是分支撤并改革对金融排斥有显著的影响，分支机构的大量撤并，使得人们接触金融服务的地理距离自然而然就增加了，而地理距离的增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距离远，同时也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提高，其他可替代性服务的替代性相对提高等众多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金融排斥具有一定的“硬”约束。当然，改革对于农村地区造成的影响更大，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地区主要的正规金融，在“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的改革大潮中，纷纷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提高效率，从而造成了在农村地区分支机构的匮乏，尤其是西部边远的农村地区。因而，地理接触性的障碍是金融排斥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需求角度看，实证分析得出了改革后金融排斥程度更高这一结论，这也是与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一致的。收入往往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个人能否享受金融服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是否有能力去接触金融服务，包括贷款的归还可能性、基本保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等，往往认为收入高，其能享受的金融服务范围也更高。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利润最大化导向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不高，同时也往往伴随着可抵押物的“层次”也不合银行“口味”，因而更多地面临着被拒绝的尴尬处境，同时由于其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并不高，因此其享受到的金融所能带来的更大效用也便无法体验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同样，就业因素，不仅是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与是否接触金融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工资的发放往往以银行卡形式进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就业也起到了重要的金融服务接触的载体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并没有如收入那样明显。

对于个人而言，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个人是否对金融服务产生兴趣的程度，由于缺乏普遍的金融知识，或是对金融的不信任等，都造成了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我们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诸如是否是少数民族、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对金融排斥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显著性并没有象国外研究文献所论述的那样明显。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尽管这些因素对金融排斥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没有显著的证据来稳健地予以支持。

从区域的基础设施角度而言，交通的便利性、信息网络电话的普及性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金融排斥产生了“硬”约束，交通的不便性、信息网络电话的未普及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融排斥程度的降低。

从国家的宏观环境看，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速、银行的存贷利差等，会通过整体环境影响金融排斥的程度，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增速越快，并不是体现全民普遍收入的提高，而是仍有较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即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好了，但是仍然相当于这种差距被拉大了，在银行服务的主体为富裕者这一层面未改变的现实下，相对贫穷者的金融服务反而更容易被忽略。当然，利差的增加也会提高金融排斥的整体程度，因为其意味着享受金融服务成本的增加。

从法律制度背景看，我们实证的结果也显示，立法保护程度、执法程度等均对金融排斥有显在的影响，当然实证结果更支持“执法比立法更重要”这一结论，因而，立法的不完善、执法效率的低下会成为影响金融排斥程度降低的重要制度原因。

如果说法律制度是作为一种正规的硬性约束的话，那么社会资本等就可以称为是隐性的软约束力量。在上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也再一次地显示了这些隐性的力量作用，社会资本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其金融排斥程度也相对较高。

当然，我国大陆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差异也鲜明地体现在地区差异上，无论是前文的空间分布分析中，还是后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均显示出一个稳健地结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程度较高。这不仅仅只是表面的地区因素，当然更是潜在的其他内在因素在发挥作用。

因此，影响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的因素是综合的，也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位、多角度加以思考，来降低金融排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