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大型银行外，广泛设立以社区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银行，不但可以完善和丰富整个金融体系的层次和深度，有效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所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因而，如果说小额信贷目前更主要的是服务于农村地区的话，那么社区银行则是不仅惠及农村地区，而且也缓解了城市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
所谓社区银行，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界定[2]，实际上，我国的社区银行是从国外的community bank一词翻译而来，我们采纳了王爱俭（2006）中的界定含义：资产规模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下，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经营范围局限于一定区域，服务于当地社区经济的现代商业银行。因此，我国社区银行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现代商业银行；草根金融，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资产规模不宜过大。基于此，我国目前设立社区银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渠道进行考虑：一是将现有的条件成熟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企业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成社区银行。当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第一种方式可能更为合适。
社区银行等中小型银行和大银行的并行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是多重博弈后内生的结果，是沿着均衡点演进的（科斯等，2003）。我国社区银行的产生、发展是有其内在和客观的原因的，同时也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多次指出的：社区银行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3]，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并非是从大银行贷款，而是通过社区银行、担保公司、发展基金等；他又进一步指出，“社区银行资本金的需要量是不大的，而且，社区银行主要是为社区服务，对风险情况比较了解，存在信息上的优势，包袱比较轻，这样就有可能采取比较灵活的机制，如提高存款利率并降低贷款利率、对存户实行存款保险等”[4]。因此，社区银行的成功运行，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我国居民所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具体而言，其优势体现在：一是成本优势。由于社区银行典型的地域操作性，因此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例如搜寻成本较低、谈判成本较低、监督成本较低等；还有代理成本优势，由于社区银行规模较小，因此其代理成本明显小于大银行；二是人缘地缘优势。由于社区银行是土生土长的“草根银行”，其资金来源和运用主要均是局限于经营的区域内，因此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三是灵活便捷优势。由于社区银行一般都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对有关资信材料的要求和担保条件那可以适当放宽，手续也也可适当简化，这对于被金融排斥的居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四是集中经营优势。社区银行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特定的服务区域内，通过对产品的细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中的居民；最后还具有体制优势。政企分开，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少（王爱俭，2006，p．36－39）。因此，社区银行的广泛运行，将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社区居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排斥程度，该模式在国外也被认为是降低金融排斥程度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国社区银行是在改造原有信用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04年，浙江象山的绿叶城市信用社、义乌的稠州城市信用社等成为社区银行的首批试点单位后，我国社区银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自此，社区银行在发挥服务当地社区的居民、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入世而诱导的整体金融环境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我国社区银行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例如，如何面对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如何为那些被金融排斥的居民提供服务、提供更广泛的储蓄、信贷、理财等服务，如何面临监管约束，如何在一定程度和小额信贷服务一起更好地服务于中低收入客户等，这些都是需要是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的地方。
当然，社区银行作为盈利性的银行，其有一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但是基于其土生土长的草根金融特征，其在信息等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服务于中低收入人群，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介绍的国外普遍采用的信用联盟组织形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区银行也可以作为提高金融包含程度的一个重要形式。
[1] 所谓小额信贷正规化，是指小额信贷领域中出现的从由NGO（非政府组织）经营为主向以正规金融中介经营转变的过程（何广文，李莉莉，2005）
[2] 例如，巴曙松（2002）提出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广大客户的中小银行；刘伟等（2004）则认为社区银行是指那些规模较小、所开展的业务大部分在所在上去以内的银行，等（王爱俭，2006，p．7）。
[3] 成思危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组委会主办、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形势报告会”上的讲话，2005。
[4] 成思危在“重庆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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