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成本较大时，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其承载正常经营活动的收益未能较好地弥补其成本支出，此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会选择退出该地区，从而增加了该地区金融排斥的程度；同时，基于违约概率等个人状态信息以及受社会环境状态影响的个人决策信息，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出是否提供服务的决策。当然，这两者实际上也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与反馈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银行等金融机构基于广义的成本收益分析，将最终影响着其是否采取金融排斥的决策。同时，申请人存在的“自我排斥”等因素也会导致“需求诱导型”的金融排斥产生。
因而，金融排斥的产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申请者基于各自成本收益分析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并经过多次的彼此交互而形成一定的金融排斥状态。在这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决策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在目前，金融排斥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供给诱导型的金融排斥。
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发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广义成本”以及申请者的“自我排斥程度”的确对金融排斥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人均收入、就业比例、交通便利性、执法效率等对于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有显著的负作用，而经济增速、存贷利差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排斥的程度。
因此，需要根据实际结果进行具体的对策分析。例如，为减轻金融排斥，需要增强地区经济的增长潜力，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率，同时，源于金融知识、电话网络等信息普及程度与人均收入的较强相关性，也需要提高金融知识的普及，例如经常开展一些金融知识的讲座、宣传等，以及提高电话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从而创造出良好的金融“硬”环境。同时也需要积极提升各地区的执法效率以及社会资本”，创造良好的金融“软”环境，从而真正实现“全民公平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
此外，与前面的空间分析结果相一致，金融排斥体现出了一定的区域性，东部地区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对金融排斥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因此，积极降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政府、社会、百姓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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