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市场定价未来发展影响的趋势

一、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我国争取更多国际市场定价权

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过去几十年，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量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出口是廉价的代名词，中国进口则是高昂的代价。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有望增加我国对资源性商品进口的议价能力，为我国争取一批重要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提供难得的机遇。旧的秩序动荡的时候，就是新的秩序建立的契机，这个时候是新崛起的势力获得话语权的机会，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我国也遭受了冲击与损失，但是也获得了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的契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油价已跌到每桶40美元左右，而一年前我国在120美元以上进口了大量原油。类似原油高价采购的风险已延续多年，并且随着资源性产品进口的增加而日益加大。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而且未来还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资源，如果不能具备一定的定价主导权的话，那么在国际原油市场上，永远都是吃亏的一方，没有主动权，就无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价格风险传导，已成为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和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之一。我国没有强大的期货市场，全球大宗商品现货价格多是通过美国期货市场定价，我们缺少价格话语权。国际基金在期货市场有自己的信息“跑道”，中国的采购信息完全暴露在它们面前，于是中国买家高价进口、低价出口仿佛成为定势。这种差价，导致我国财富大量流失，国家和国民的经济权益在国际贸易中遭遇损失和伤害。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为我国实施国家期货战略，扩大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带来历史性机遇。

首先，金融危机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提供了空间。国内外对期货市场风险对冲的需求因为当前的危机更加强烈；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客观上会产生对美国以外金融市场的新需求；发达市场金融创新暂时趋缓，有利于我国加快“补课”。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巨大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检验了我国期货市场承受压力的能力，表明我国已具备加快发展期货市场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在全球影响越来越大，铜、玉米、大豆、小麦等期货价格，日益成为影响国际价格的重要因素。

再次，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巨大的市场本身就是资源，以此为条件扩大定价话语权是可能的。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已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通过发展和壮大期货市场来扩大大宗商品定价权，选择这条道路与市场规则已成为共识。

金融危机也让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开放要适度，发展期货市场首先要立足“本土”。比如石油，如果大庆石油上市，我们就有了石油的“本土价格”，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利用期货市场投资和避险，到国际市场采购原油也有明确的价格参照。期货市场要国际化，但更要结合国内需求搞好“本土化”。

上海金的推出，是中国在金银贵金属国际定价权争夺上的一个大动作。此外，在稀土、石油、证券、铁矿石、粮食等多个领域，中国都在努力争夺国际定价权。

目前来看，中国正在这条路上步步为营，越走越顺。

二、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我国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是潜在的，并不是直接而明显的。因为利率会决定资本的流向，利率会决定资本运用的成本，所以其对市场定价的影响是深刻的。我国过去利率制度比较僵硬，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快了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这实际上对我国市场定价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多年，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成为发展改革的关键。与之相适应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金融手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7年初表示:中国利率市场化要按照稳步协调的原则，逐步在今后几年进一步向前推进。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面临许多阻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冲击了我国金融体系，然而却也为我国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外力因素。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它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 这种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利率机制，将更有助于实现央行实现利率目标，进而促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本身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金融市场资金配置这一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社会生活福利水平。经过将近40多年的改革，经济实物系统的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人民因此享受了比改革前多得多的福利。但是货币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的形成机制虽然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远远不如商品和劳务价格具有竞争性，因而由资金引导的资源配置效率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一方面影响了国内资金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使得宏观调控受到约束从而导致市场上各种债券为主导的资本市场利率和同业拆解利率、公开市场利率为主导的货币市场利率没有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必然使得货币效应大打折扣。

当然，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面临的客观要求。按照协议，我国要承担的义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必须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敏感的价格信号系统，完善市场机制。如果我们不主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实行利率管制必然造成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脱轨，造成国内银行在面对外资银行的冲击时丧失竞争力，同时金融市场上的缺失又将制约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利率改革已经逐步深化，商业银行在利率方面的市场定价权越来越大，金融学术界关于利率市场化的因素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细究起来从本质上看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的金融市场体制还不完善。

首先，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加完善。但在金融市场上还存在很大的限制性，且金融市场结构仍不完善。银行信贷之外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规模相对过小，市场的统一性较大，也没有丰富的产品结构，交易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相对匮乏。例如，从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看，2012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11.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6.72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5343亿元，同比多增573亿元；委托贷款增加8600亿元，同比少增2076亿元；信托贷款增加7015亿元，同比多增6176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7631亿元，同比少增2202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6万亿元，同比多增7186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177亿元，同比少增1338亿元。从结构看，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7.3%，同比低0.6个百分点；外币贷款占比4.6%，同比低0.3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7.3%，同比低3.6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6.0%，同比高5.1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6.5%，同比低3.5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13.3%，同比高4.7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1.9%，同比低1.7个百分点。

从数据中明显看出信贷业务就占据了社会融资规模的一半以上，而其他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企业债券等明显占比较少，业务结构单一。

再次，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是一大问题。特别是非金融机构在融资的地区分布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额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中、西、东北部则加起来占比不到一半。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东部地区的发展，如果欠发达地区企业不能得到更多的信贷和融资，企业将更加难以发展壮大。造成了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最终使得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能力不能提高，经济发展处于恶性循环。

第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过大且不良贷款。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结构看，以存贷款业务为主，赚取利差，利润的85%来自于存贷利差，中间业务和其他收费业务盈利不到15%；而国际银行业中来自存贷款利差的利润一般不到50%。按已设定的利率市场化路径，贷款利率保下限，可上浮70%~100%左右；而被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却基本不动。利润是我国银行业如此高额的存贷款利差，足以使银行丧失创新的动力而更加专注存贷款业务，并想方设法将一切社会剩余金融资源“拉”进银行，始终难以改变业务单一落后的局面，又不利于金融资源分流，抑制资本市场等其他金融业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业中垄断独大的局面，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将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且在众多的信贷业务中每年都会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例如贷款给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产生大量坏账无法收回，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认识到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对阻碍因素采取应对措施，减缓其影响。

首先要改善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必须依存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加大货币市场的容量与弹性，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产品结构，提高交易产品的种类及数量，鼓励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

其次要改变我国商业银行单一的盈利模式，提高利率风险规避能力。当今，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垄断使其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但会造成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上的单一性，金融创新不足，从而导致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面临外资银行或国际市场上的冲击时缺乏竞争力。同时完善利率风险的应对机制，能够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化特征判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程度。通过运用多种金融管理技术，通过金融创新，开发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如利用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和期权，利率互换，利率上限、下限等手段管理和控制风险。提高长、短期利率变动趋势的预测能力，根据对各种经济变量的预测分析，采取多种金融工具和措施，尽可能早地识别风险，规避风险。

三、2008年金融危机客观上促进了价格改革历程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价格改革一直也在推进，不过即使到目前，我国在商品定价问题上，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因此，市场化定价，是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

所谓价格改革，是指从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转换过程。水、电、气等涉及垄断的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如果不进行价格改革，垄断壁垒就难以有效破除，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就难以获得市场竞争带来的利益。价格改革的目的不是涨价，是为了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决定价格，推动市场竞争，让要素合理流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给中国一个加快推进中国价格改革的契机，让市场定价真正深入中国经济领域，目前为止，水、电、天然气、成品油以及医疗服务，基本上由市场自由定价，虽然还有一定的价格指导，但是比没有改革之前要好很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11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工作。他指出，价格改革不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问题就等于没抓住！这是一项啃硬骨头的改革，是一场攻坚战。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讨论价格改革的问题。期间，也进行过多次价格改革。虽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涨价、价格双轨制等，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是，从总体上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是积极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价格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价格改革不率先推进，至少要同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就很难向纵深推进，甚至会停止在起步线上。

但是，价格改革又不同于一般改革，价格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涉及广大企业和居民，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等，都对价格改革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如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一旦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就会引发广大居民的恐慌，引起企业的波动。再如医疗服务价格，在药品价格过高、服务价格没有体现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如果让市场做主，会不会带来药品价格的大幅反弹，政府将如何扮演价格“稳定器”的作用，也是社会各方面十分关注的事。

目前，正是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无论是PPI还是CPI，都处于较低点，如果把握得好，是不太会对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带来多大影响的。同时，广大居民对价格的心理接受度也更容易把控。如果能够顺势而为，尽快推出各种价格改革举措，特别是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能够按照市场化要求放开，让市场来定价。当然，放开价格，让市场定价以后，政府也不等于可以袖手旁观。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政府要在不夹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可能出现的一些个性化问题，也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不良后果。譬如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恶意的价格炒作等，这些就应当是政府的职能了，就是有形之手必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四、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国加快金融创新

2008年美国等发达金融市场爆出的次级抵押贷款流动性风波，升级为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且呈现出向全球市场扩散、向实体经济渗透之势。面对国外危机，不少人士开始重新审视我国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路径规划。有人认为金融创新是本次危机的始作俑者甚至是罪魁祸首，我们应吸取教训，暂缓乃至搁置种种创新举措；另有人认为不应因噎废食，固步自封，国外金融危机为我国加快国际接轨步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话语权和资源定价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应该将发展和创新尽快提升到一个更综合、更复杂的层次上来。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和控制得当，可以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丰富投资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实现风险定价、分散和有效转移给有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服务。但金融创新如果脱离监管约束，为短期逐利动机所驱动，依赖定量模型自欺欺人，就会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定时炸弹”。我认为，金融创新具有三大教训可资借鉴。

第一，金融创新不应脱离监管约束，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不能偏废。

美国金融产品和金融模式的创新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例如 CDO（即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CDS（即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等在场外交易，没有统一的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定价不规范，多为协商确定，品种可以任意衍生。场外交易的非标准化的产品增加了投资者的认知难度，也造成产品流动性不高，买卖价差高，产品估值困难。一旦市场环境向不利方向发展，其潜在违约风险、对手方风险容易引发系统性危机。

第二，金融创新的动力不能来自短期逐利，短期激励和利益冲突必须避免。

金融中介，包括放贷银行、投资银行、评级公司、投资基金等的业务模式、薪酬模式充满了激励机制短期化、利益冲突和激励冒险等问题。在传统的放贷审核业务模式中，商业银行承担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因此非常关心借款人的信用历史状况和收入证明情况，但通过资产证券化，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实现了从银行体系到资本市场的转移。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的审慎行为也渐渐落伍，房贷经纪商的激进营销渐成风气。

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封装成CDO等结构化产品的过程中，投资银行作为CDO的承销商，负责设计和发行CDO，但不需要承担最终的信用风险，其收费模式与业务量挂钩，产品复杂程度越高，提取的佣金越高。

评级公司从承销商获取业务费，利益冲突难以避免。为了保证CDO高层级获得AAA评级，CDO的创设机构、承销商、评级公司几乎是协同作业，评级公司向创设机构和承销商提供评级程序、标准、模型参数，前者则量体裁衣地创造出高评级的债券。另一层利益冲突在于，产品结构越复杂，评级公司的收费越高昂，复杂的衍生产品需要动态评级，继续为评级公司带来可观的收入。

第三，金融创新不应唯模型化，金融工程的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倾向应该警惕。

最近若干年来，美国学者在金融、财务领域的研究范式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唯模型论、“洋八股”的学术风气越来越陷入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境界。更糟糕的是，那些经过商学院训练、对金融模型一知半解但巧舌如簧的商学院的精英们一批批地进入华尔街，用定量决策取代了综合判断，运行模型取代了实地考察。不论何种模型，都建立在若干经济假设的合理性和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基础上。并且模型参数对结果极其敏感，对某个变量的微调可能会使结果大相径庭。

数学模型在证券化产品的诞生和推广中担当着核心角色，但无论何种量化模型，总摆脱不了三处“软肋”：种种前提假设的正确性、历史数据对未来的代表性、结论对模型参数的敏感性。例如，金融机构在给CDO等产品定价时，将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繁荣期间的高房价、低违约率等历史数据输入定价模型，得到的结果与即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再如金融企业度量风险最为流行的指标-风险价值（VAR），它对波动率（风险）估算的正态分布假设在正常市场环境下似乎无可指责，但从事后来看，按照美林公司200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844万亿美元损失，重新代入VAR模型，得到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仅为0.0164%。

我国宏观经济方面与美国存在重大区别，美国贸易、财政存在“双赤字”；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财政连续多年保持盈余。美国是透支消费型经济，居民储蓄率接近零，过度消费盛行；我国是制造业经济，同时居民储蓄率多年居高不下。具体到金融方面，我国与美国的情况更是大相径庭。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对待金融创新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应有所取舍、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积极推动市场结构、金融产品、交易机制等方面的发展创新。

首先，大力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改善结构失衡状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化解风险能力。

美国此次危机首先在债券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爆发传导，而后殃及股票市场，这与美国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及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相称。我国金融体系在结构上与美国相比，存在“四低”：金融资产中资本市场资产与银行系统资产相比比重过低、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比比重过低、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相比比重过低、债券市场中公司债券与国库券、政策债、金融债相比比重过低。

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和结构失衡造成若干方面的问题：首先，使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其次，限制了企业融资渠道，使企业资金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另外，也难以满足各类投资者多样化投资的需求，限制了投资者根据风险偏好进行资产配置的能力。

政府提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由此可见，提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债市场，是一项既定国策，具有重大意义，不会受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停滞不前。

其次，鼓励、推广有基础资产支持的证券化产品和违约风险管理工具，警惕、限制进一步的结构化产品和信用违约工具的无度扩张。

在我国，推进资产证券化是既定政策，实际上，资产证券化具有三大传统功能：第一，资产定价功能；第二，转移风险功能；第三，宏观调控功能。

至于建立在资产支持证券之上，再打包、切分而成的结构化产品，投机牟利的成分居多，不宜放行。关于违约风险工具，则应区别对待，可以积极发展以较基础的资产池（如资产支持证券）和上市公司为标的违约风险工具，使之成为公司财务、经营等风险的计量器、实体经济信用状况的晴雨表。但对两种情况予以禁止：第一，在信用衍生品之上再衍生、再综合的CDS；第二，违约工具的发行和流通量超过标的物本身的规模。

第三，有序发展场内交易金融衍生品，发挥其对风险的定价、对冲、分散等功能，提高风险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可承受度。

无可置疑，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对冲风险、分散风险和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但美国市场上衍生产品长期在场外交易，游离于监管之外，结构复杂、创新无度，定价和交易不透明。与交易所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相比，场外产品具有较高的违约风险、对手方风险，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容易引发信任危机和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照，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衍生品作为标准化产品，产品结构简单，集中报价，竞价交易，公允价值较容易确定，流动性好，信息披露严格。因此，积极发展在规范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衍生品，防止场外交易滋生蔓延，循序渐进、扬长避短，把有关风险掌握在可测量、可控制、可承受的尺度之内。

第四，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业务创新，改变业务模式传统、单一的局面，提高抗风险能力。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仍过分依赖存贷差收入，存在靠扩大规模增加盈利的冲动，在过去若干年房市泡沫期，不审慎放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资产质量。由于没有实现证券化，商业银行不能把风险有效转移，积累了一定的表内业务风险。一旦房地产市场面临拐点、经济增长放缓，商业银行利润受到存贷差收窄和还账计提的双重挤压，资本充足率也会受到较大压力。因此，创新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仍然是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方向。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信贷资产，使零散的信贷资产具备流动性，通过提高资产周转率，在不增加资本金占用的情况下提高资产回报率，降低风险。

我国证券公司收入来源仍主要依靠经纪、自营和承销三块传统业务。据统计，三项传统业务在我国券商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在66%以上，虽然近几年在直接投资、权证创设等方面的扩展初显成效，但传统业务仍占据绝对重要位置，证券公司同质化竞争、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值得庆幸的是，前几年经过券商综合治理，我国证券公司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监管等方面大大加强，尽管今年经历了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股市调整，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因为市场调整暴露出大的问题。我国已上市的证券公司的杠杆率（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约在6倍以内，远低于国际大投行30倍的杠杆率，这一方面说明风险控制较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盈利后劲不足的潜在问题。面对未来国际竞争，我国证券公司有必要加快创新步伐，扩展业务模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五、通过加快完善和发展期货市场来完善和发展市场定价机制

客观地讲，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于新兴的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是因为它为我们搞好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教训；二是使我们对发展好期货市场和提高对期货市场（即场内）衍生工具应用能力的迫切性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三是为我国发展壮大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空间。在当前围绕美国金融危机存在认识混乱和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通过科学分析，理清认识和思路，统筹把握好机遇和挑战，找准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建设的短板，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继续抓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继续不遗余力地发展好我国期货市场。

第一，我国期货市场还明显处于初级阶段，待发展和待完善的空间巨大，升级转轨任务艰巨而迫切，特别是这次国际市场危机再一次暴露出缺乏风险对冲工具的被动性。

第二，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业处于自顾不暇状态，在全球经济没有真正稳定之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无从谈起，这为我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后来居上提供了空间。

第三，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危机发生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多极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来填补旧体系的漏洞。因此，中国根据自身国力发展的进程，适当加快发展本国金融市场体系，也是为构筑合理的国际金融新体系新秩序做贡献。

第四，我国期货监管部门近10年来坚持不懈地抓了夯实市场基础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使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增强敏锐性、责任感和机遇意识，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从全球化视野和战略高度，坚定决心，加大发展好期货市场的力度。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讲不是金融创新危机，更不是期货市场危机，相反，如果没有金融创新的保护，美国的金融业会更惨，没有期货市场的对冲平台，世界金融危机会更甚。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中牵涉到证券化创新工具而否认金融创新的内在价值，动摇我国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决心。尤其不能把场内创新与场外创新混为一谈。首先，期货市场的本质是风险管理型市场，期货市场的工具创新恰恰是提升市场风险化解能力，是为社会提供风险对冲手段和机会。就其本质来讲，是不制造信用，也不制造风险的。这是期货市场工具与其他信用工具的重大本质区别。

其次，期货市场各种品种或工具创新都是服从市场风险管理原则和规范的，是在集中市场的统一系统内展开的，不会脱离监管视野，只要按规律办事，就不会滋生新的更大风险。再次，我国期货市场的初级阶段性决定了它在创新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欠账。我们推进期货市场创新，既是为了让期货市场和期货工具更好地发挥功能，更是为整个经济有效对冲国际国内经济风险提供战略平台和支持。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深刻揭示出信用建设和遵守信用的重要性。我国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信用建设已经起步若干年，收到初步成效。但是，还存在着体系不完备、制度不完善、覆盖不全面、管理不深入等问题，离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还有很大距离。要使市场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具备坚实可靠的信用基础，在创新实践中也要坚持遵守信用约束原则。另外，金融创新发挥和运用不当也会酿成风险。因此，我们在积极稳妥推动期货市场创新的同时，要把信用建设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等作为基础工程来抓好，坚持创新发展和夯实基础“两手抓”。

当然，我国还应该继续提升期货市场监管水平，增强金融监管协调性。监管的要旨在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硬。我国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这是我们近年来经历国际市场大起大落风波而不动摇的重要保障。我们既要科学借鉴国际市场教训，也要树立应有的自信，很好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根据科学发展观要求和国情特点，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发展之路和监管模式。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拓宽监管视野，由以往的重点监管，逐步向兼顾重点和统筹监管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既要管好期货公司的规范运作和风险控制，又要管好期货市场的规则制定和工具创新，还要管好市场交易行为的合法和守信，改善和加强投资者教育。既要管规范、管发展，又要管市场稳定，强化功能监管。既要立足期货市场抓好监管，又要统筹经济和金融全局，注意经济因素间和市场间的联系互动，增强宏观政策和监管的协调，管好期货市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混业经营、“场外类期货交易”、场外金融创新的风险性及其防范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强化对市场的跟踪和风险评估工作，推动监管的有效跟进。要增强敏锐性，积极做好监管政策的协调工作，有效应对大的风险和危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