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拉大是21世纪的世界性难题。不仅由来已久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穷国和富国的收入鸿沟加深，而且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每个卷入全球化的国家，收入差距都扩大了。不论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引人注目，还是曾经被认为是以中产阶级为主、收入差距较小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惊人地拉大，如美国和日本。以下重点分析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及必然性，以及它们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差别，结合我国情况找出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1.贫富差距的衡量

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人们认同市场经济中一定的不平等产生的贫富差距。那些投资最多，工作最勤奋，能够提出最佳创意，承受最大风险的人，理应获得最大的报酬。结果的不平等形成所谓的上下阶层的社会流动，人们才有动力努力工作。西方经济学将这一关系解释为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效率的追求难免牺牲公平，产生贫富差距，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接受是有限度的。经济精英和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收入差距，却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衡量收入差距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是经济界常用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基尼系数的大小。基尼系数从0至1，系数值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国际上公认的财富分配差距“警戒值”为0.4。另一个衡量指标是社会里最富裕的10%或2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或20%的家庭的收入之比。这两个指标直接反映社会宏观层面的收入差距，但当人们分析收入差距时常常用更加生动、具体的微观指标。最近几年美国人分析收入差距时，常常用到CEO阶层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中产阶级的状况、超级富豪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贫穷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2.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国家，贫富分化加剧。据美联社2010年9月28日报道: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创美国人口普查局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最高。20%的最富裕阶层占有总收入的49.4%，14.5%的贫困人口只得到3.4%。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以美国为典型。美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描述说:美国是一个逝去的天堂。他认为美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贫穷，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美国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富人们的富裕并不那么耀眼。贫穷人口数量更是少于富裕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经济平等感，大部分人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向往的橄榄型社会或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

但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在增长，但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医疗和福利出现后退，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虽然很多美国人还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他们自己说:作为中产阶级，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大企业高级主管待遇飞涨，少数上层社会财富急剧增加。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在CEO高管阶层和其他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在21世纪初，CEO年薪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是169倍^[9]。

超级富人层出不穷，这几十年间，占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8%急剧上升到超过17%，增加了一倍以上^[10]。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当前的两极分化程度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他认为，目前收入的差异已经引起了教育和技能学习方面的不平衡，而这方面的不平衡可能使高收入者获得更多的技能，得到更多的收入机会，从而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在日本，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日本曾经是平等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这是由于日本执行的是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在终身雇佣之下，日本约有九成的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尤为凸显。因此，一亿多人口的日本曾经被视为日本特色的是“一亿的总中产社会”。日本学者中谷岩所著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中对此有深刻分析。他说，日本特色的“一亿的总中产社会”现在也已经消失。2008年Oecd报告显示，近20年，日本收入分配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贫困率1985年是12.5%，20年后的2005年，贫困率上升到26.9%，仅仅20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一倍以上。日本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在二次分配前，1985年是0.345，2005年为0.443；二次分配后，1985年是0.304，2005年是0.321。中谷岩说:曾在美国发生的中产阶级崩溃这个现象的缩小版，正在日本这个地方发生。日本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行的“雇佣改革”，使曾经的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形同虚设。人们不仅失去了从前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和安心感，仅仅10年，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贫困阶层增加了200万人，总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11]。

以高福利、社会平等著称的欧洲各国，虽然不像美国那样贫富差距突破合理的界限，但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11年中，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今天的英国经济体制近似美国，贫富差距较大。欧盟中有代表性的国家——德国，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经济研究所完成的研究报告指出，2007年德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全国私有资产的61%，而5年前的比例为58%。

有别于南北之间的国别差距，世界范围内的国内贫富差距加剧分化是新现象。

（二）贫富差距扩大的必然性

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占世界市场1/3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转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从计划经济或混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使得世界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口由25%一下子骤增到90%以上，世界市场得到统一，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单一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经济全球化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全球化使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筹措资金，借着这些资金，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科技、通信、管理和人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产品，卖给世界任何地方的顾客。全球化在以下3个方面强化一国的贫富差距。

第一，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卷入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大体将人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全球化的幸运儿，包括跨国企业的股东、CEO和拥有技术的高级劳动者。全球一体化为这些幸运儿增加了市场，本国的繁荣是他们的繁荣，新兴经济体的繁荣也是他们的繁荣，世界的繁荣还是他们的繁荣。跨国企业在全球组织生产，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企业利润激增。因此，这些可以用全球化工具的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一个给他们带来几百万新顾客和几百万便宜劳动力的新时代。而另一类人的工作岗位处于世界范围的竞争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全球劳动力的数量翻了两番。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并强化了竞争，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这将拉大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剧收入差距的拉开。

第二，现代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提高了高管阶层的收入，加速扩大了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证券市场并鼓励其发展。金融市场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和电讯技术，使市场能处理更大量的交易，更迅速、更广泛地传递信息，把不同时区的市场连接起来，为证券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基础。尤其美国金融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筹码，美国政府针对金融业实施的大规模去规则化政策、一系列金融创新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促进了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金融业兴盛和发展中，股市狂飙不已，资本市场和所谓的给职业经理人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相结合，CEO的收入大部分来自股票期权。期权制度的安排令企业精英们收入激增，美国人讽刺说:他们从此合法地成为“文明世界的掠夺者”。

金融业在全球化的巨大市场和杠杆作用下，成百倍地扩大了贫富差距，钱本身被商品化了。“现在全世界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的绝大多数交易，不是有关商品和服务，而是金融交易，钱作为一种商品来做投机，现代信息技术使其成为可能，将难以想象的金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国家间及时传送，对交易没有任何限制，只需按一下计算机键盘。”^[12]美国学者凯文·菲利普斯说:“在美国国内，美国金融发展的另一面，随着金融业成为经济存在的基础，金融领域的男爵、王子、君主变成了炼金术士。制造业工人努力创造的价值与货币的随意倒腾创造的价值相比简直微不足道。”金融业的发展和企业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在世界各地不断创造财富的神话，极大地拉大了企业高级管理层和普通职员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全球化使生产和消费处于不同国家，生产与消费脱节，全球化资本主义内含扩大收入差距机制。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导致的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来已久，但在全球化没有完全展开时代的资本主义下，在一国范围内，资本家不能单方面无限度地剥削劳动者。原因在于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正是那些劳动者，而一味地压榨他们，会使其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市场将不能扩大，企业将自己勒自己的脖子。日本学者中谷岩称之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大收入差距机制^[13]；而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生产与消费分离，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卖给另外国家，没有迫切需要把收益分配给劳动者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的强大压力。而现在资本家可以转移工厂，任何工会的压力、需求的制约都不能阻止资本家赚钱的脚步。这是资本权利和环境改善的时代、工人境遇变坏的时代。资本家既不依赖当地工人的劳动，也不依赖当地工人的消费，因此，工人的收入下降。美国学者说:想要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雇主，让员工同意减薪，不必真正把工厂转移到亚洲，只要透露工厂可能要搬到海外的风声，员工就会乖乖地就范，你很难想象在与员工谈判时，国外工厂发挥了多大的作用^[14]。

（三）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引起学者和权威人士们的极大关注和担忧，尤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但大多数民众似乎对此比较坦然。据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美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时，只有1%的美国人选择是收入差距。纽约时报的deBaTe专栏就关于美国人为什么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非常坦然接受的话题还进行过讨论^[15]。分析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虽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但社会不平等程度并不像收入不平等那样炫目。换句话说，收入极其不平等，但人们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忽略了巨大的收入的不平等。换句话说，收入不平等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但社会承受收入不平等的能力较高。其承受力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流行是美国人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持有认同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因素使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还不完全相同。

冷战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的瓦解使得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有了几分自然哲学的味道。美国称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这种情况下，将民主与平均主义区分开来显得至关重要。从概念上讲，当《独立宣言》宣称“人人平等”时，美国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人人并非创造同样价值这一事实。美国制度拒绝社会民主，因为社会民主意图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而美国制度认为，促进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市场逻辑是最公平的仲裁。自由市场支持者反对政府与金融机构、企业之间有紧密联系。他们相信，市场优胜劣汰的无情法则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最大化，从本质上说，是公平的、有效的且必需的。当市场力量惩罚他们的任性操纵时，如果他们就以大众利益的名义为自身利益寻求政府救助，这令人不齿。

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不带阶级冲突的不平等”的文章对此做过说明:我们不应当担忧收入不均，因为不管数字怎么说，现实中的阶级差别已经几乎无存。当前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盖过收入不平等，在美国各大城市，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餐馆，一名CEO可以安心地在那里吃午饭或晚饭，丝毫不用担心碰上他的秘书。坐头等舱飞行时，谁会是你的旅伴你无法预料。如果你去巴黎，你会迷失在一群“炫”信用卡的年轻人当中。因为我们有社会平等，所以收入不平等不要紧^[16]。

抛开以上言论的辩护性质，我们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当收入差距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扩大时，必定有一些因素可以带来社会的平等，缓解巨大收入不平等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以下3个因素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技术进步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持续的技术进步已经缓解了分配不公所带来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价格变得便宜，30年前价格昂贵的IPad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而今天几乎人人都买得起。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当今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带来潜在的提高，拥有冰箱和汽车不再是富豪们的专利，技术对工作和生活已经重新塑造。

第二，各国放宽市场，进口廉价商品，降低生活成本。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因工作外包而使工人工作机会和薪金收入减少的同时，各国放宽市场，进口廉价商品，从而也降低了生活成本。以美国为例，美国曾经是经济全球化的宠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但到了70年代，美国在贸易上受到日本强有力的竞争，失去优势，工人收入和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在面临日本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经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尝试和摸索之后，最终做出了两个反应:一是完全放开进口，使公众的生活成本显著降低；另一个是政府推动各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于是那些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新产品、服务和设计的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而对于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由于生活成本的降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变或下降，但生活水平仍然能够维持稳定。无论工资上涨、不动，还是下降，只要购买的东西价格明显下降，购买力就可以增加，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改变。可以说，在全球化发展和发达国家工业大迁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工人受损失，收入降低，贫富差距拉大，但他们也是消费者，在做消费者方面得到了补偿。有钱人和穷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银行的存款数字，以及拥有资产的数字上，日常生活水平相差不大。

第三，政府的福利措施缓解收入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一系列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确保了繁荣被广泛共享。欧洲国家被称为“从摇篮到墓地”都有福利的国家。福利较差的美国虽然不如欧洲国家，但人们也广泛享受各种失业、医疗、退休等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政策。这些措施对缓解收入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如何对待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1.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未来各国的基本事实，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贫富差距重新扩大，其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金融化的深化。这是两个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已经是新时代的标志，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为服务业为主，新的国际分工已经形成。全球化在扩大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只能越来越强。

金融地位的提升和金融杠杆的运用在未来只能越来越深化，利用金融杠杆创造财富的神话也在不断上演，借助金融手段迅速积累财富的富翁迅速拉大和普通民众的收入鸿沟。在中国也是如此。据《北京晚报》2011年1月10日报道，我国自2009年10月创业版创立以来截至2011年1月，一共有158家企业在创业版挂牌，创造了504个亿万富翁。

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虚拟经济的高杠杆作用，财富的积累和价值的创造并不完成一致，甚至脱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对巨富阶层征收较高的累进所得税，不会牺牲效率，而是价值的回归。

2.开放市场，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缓解社会不平等

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全球化带来的。受全球化竞争的行业和人们处于不利地位，收入停滞或下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发达国家用全球化的办法，即开放消费品市场，降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缓解巨大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平等。就连日本这个市场不太开放的国家，也在开放市场。日本也出现了卖便宜产品的所谓“百元店”。日本学者也呼吁更加开放市场，为那些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大多数人降低生活成本，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

西方国家开放市场，降低民众生活成本，配合商业、物流等方面的发展，收到很好的效果。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很多商品比中国便宜。经济学家郎咸平专门写文章比较中国和美国，分析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如电脑、运动鞋、服装、化妆品、电话费、电影票、汽车等生活用品都比美国贵。事实上，目前我国大商场商品的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价格畸高，同样的产品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外生产，价格都远远高于国际市场，所以中国人喜欢到国外购物，导致购买力正在外流。前些日子沸沸扬扬的海关“围堵”国内旅游者从国外购买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就是一例。

在中国生产者享受了全球化的好处，生产者进口零部件的税负较低，同时生产者出口退税而消费者购买进口品却征收较高关税，因此作为消费者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还较少。以化妆品为例，目前进口化妆品除了缴纳增值税和进口关税，还要缴纳30%的消费税，累计缴纳50%以上的税。原来我们把很多现在看来属于基本品的商品列为奢侈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也在升级换代，中国人增加了品牌的消费。一些受欢迎的国外化妆品、奶粉、箱包、服装、电子产品，事实上在国内已进入百姓生活，我们没必要再将其列为奢侈品征收高额税费，否则会导致普通百姓难以消费那些所谓的高价奢侈品，消费品价格畸高而抬高了有钱人的身价，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尽管我国的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和美国不完全相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转型原因和改革不到位的原因，但中国开放消费品市场，降低生活成本，依然可以缓解我国的收入差距带来的巨大社会不平等。

3.强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全球化巨大财富的创造为社会福利共享提供了基础。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在全球活动，财富集中程度高，拥有财富相对容易，拥有信息、技术和规模都可以在全球巨大市场条件下拥有不可想象的财富，而财富的创造毕竟要靠普通工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而他们在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政策，让普通劳动者分享他们本该享受的财富。

适当的福利措施使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安心感，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人民的幸福感。缩小贫富差距，让人们有幸福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人发展的需要，社会福利高的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