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理论层次

罗雄飞

从内容来看,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论》(三卷本)^[144],可以分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论”、“本质论”、“现象论”和“导论”四部分。前“三论”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脉络,而直接把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作为“活的生命体”进行研究,集中体现在“本质论”和“现象论”中,这两部分在逻辑上成为一个整体,是一根完整的逻辑链条。“本质论”包含第1卷第2篇至第7篇、整个第2卷;“现象论”包含第3卷第1篇至第6篇。“导论”也就是《资本论》的最后一篇,即第3卷第7篇,它又是《资本论》的终篇。“细胞论”是《资本论》开篇。“细胞论”虽然也是把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当作“活的生命体”,通过严格约束条件对它进行解剖,但这样获得的类似于细胞原理的基础性的知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超越被剖析的对象,对一切商品生产具有一般意义。

具有“终篇”和“导论”双重性质的《资本论》最后一篇,在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艺术整体”看,这一篇处于“枢纽”地位。后文的分析表明,如果把剩余价值学说史看成文献综述和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的理论批判、且按我们通常的思维习惯在逻辑上将这方面的“总结”与“导论”对照起来看的话,我们便会发现,马克思在同一个标题下从不同角度连续两次阐述了同一个主题,从而在理论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原理的说明之间确立了一个双轨并行的“转换点”。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逻辑安排,这种安排从批判和建构两个方面对“斯密教条”或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

这一篇的导论性质,需要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来理解。

马克思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动机时指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之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马克思认为这是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的工作。^[145]1858年初,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146]。随后,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册出版计划时指出:“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147]这里所指的“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显然不是后来仅含商品和货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而是包含“资本章”在内。正因为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对以往哲学、经济学的广泛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尽管认为,关于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及对它们的批判,“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148],而在其经济学手稿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不仅“每一章的结尾都有该章所探讨的理论问题的批判史”^[149],而且这种批判大量穿插在经济理论的阐述过程中。可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虽然处于手稿状态,只是为经济理论的正式建构进行的准备性研究,其中却较为直接地体现了理论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机理进行科学剖析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直接接应的。我们了解了马克思的这一写作思路,也就不难理解1877年马克思关于《资本论》写作的说明。他指出:“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历史部分开始写的),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后来出版的1～3卷)仍然处于……初稿形式。”^[150]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写作过程的关键,至于“交替”的细节的考证,倒是其次的。

就像通常的论著写作过程一样,马克思也有一个思路逐步清晰化过程。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开始正式着手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这年12月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明确指出:“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51]。他稍后指出,这是他进行了15年的研究之后正式动笔。1858年3月他详细谈到写作计划。计划把全部著作分为6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六册计划”。另外,他还打算写一部关于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著作,写一部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发展简史。在6个分册中,他打算把“资本”分册写成相对独立的内容,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52]他强调,6个分册不打算写得同样详尽,后3册“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前3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153]在这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介绍“六册计划”外,着重说明了“资本章”的内部结构和写作纲要。其拟订的“资本”分册由四部分构成:(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而“资本一般”又分为“价值”、“货币”、“资本”三部分。同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指出:其经济学著作“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154]从马克思的思路整理过程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前3册;另一方面,其思维有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发散到集中的趋势。在1858年的3、4月份,他先是仅仅把“资本一般”作为“资本”分册的绪论性章节,相隔10天之后,他的阐述虽然将价值、货币外在于“资本一般”,而价值、货币、资本一般却占了“资本”分册的全部内容,三周后又把“资本”分为相互平行的4个组成部分,并把价值、货币纳入“资本一般”。这是由简单到丰富的过程。“五篇结构”计划则把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合为一个部分。这里已显示了将“原理性部分”合并阐述的动向,只是没有正式把后3个分册搁置起来,且重新把价值、货币等“一般的抽象规定”从“资本一般”中独立出来。因此,这里的分篇说明,也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只包含商品和货币两章内容的一个交代。

从1859年2月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可以看出,他这时候仍然维持“六册计划”,并将“资本”分为4篇。这与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是完全相同的。但这时所说的“六个分册”,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这时第1分册即将出版,但它只包含商品和货币两章,如果依照这两封信的思路将商品、货币纳入“资本一般”的话,单是“资本一般”至少就得占两个分册,何况“资本”部分还有资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内容。马克思再次谈到写作计划是在1862年12月28日,他正式宣布“资本”章虽然是第1分册的续篇,但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他还强调:这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它和第1分册内容都是“精髓”所在,“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155]这封信表明,马克思已经正式将后3个分册搁置起来,而商品和货币将继续放在“资本一般”的框架之中。至于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按新的思路显然已经不作为独立部分对待。1863年8月马克思指出:“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156]。他指的就是此前写作计划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的酝酿,可能要稍早一些。前文已经指出,“五篇计划”已有调整的动向,起码是把前3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路已被考虑过。马克思最后下决心进行大的调整可能是在1862年的夏天。早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着手研究地租问题,但直到1862年6月18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才宣布:“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清理出来了”。^[157]这年6月16日至8月9日,马克思有4封信主要谈地租问题。这时他最终把地租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基本上打通了。因此,写作计划的调整是以更加成熟的思考为基础的。1866年初马克思在谈到手稿中的地租部分时指出:“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做的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的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158]这也印证了研究计划的调整与地租理论有关的设想。调整后的写作计划,也就是“四册计划”。1865年7月他谈到:“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159]这一计划定下之后,基本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在分卷方面。在现在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前,马克思曾计划把第1册、第2册作为一个整体出版,把现在的第3卷作为第2卷,把理论史作为第3卷。后来,他又有过把现在的第2卷、第3卷合为一卷的想法。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写作思路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写作计划也经过重大的调整,但其理论任务则始终保持一致。这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批判以往经济学家、生产当事人乃至其他理论家的表象化认识。把深深隐蔽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的本质关系“再发现出来”^[160]。这种批判服务于、服从于社会发展理论,旨在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文明性和历史暂时性。这种批判又是科学的批判,是通过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批判。1857年马克思刚刚着手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他就明确表示,这项工作之所以非常必要,就在于它能够“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161]。这需要推翻“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162]。1858年初谈到写作计划时,他又指出:李嘉图对利润问题的阐述“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李嘉图作为资产者“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因此,“不能不反驳李嘉图”。^[163]1867年马克思在谈到关于《资本论》的评论应该如何处理时指出:《资本论》用彻底唯物的方法考察了实际的经济关系,“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消灭了所有专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它把对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的表述,与现实经济的实际发展相对区别开来。^[164]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是《资本论》最核心的内容。事实上,这里指出的,正是《资本论》的主题。它体现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因为这是主题所在,所以它不可能随写作计划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也能说明这一点。在“货币章”中,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阐明货币与商品经济内在关系的同时,对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进行了批判;第二部分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主要介绍了货币的职能。而在第一部分专门设有两节,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其一,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其二,是“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这在“货币章”总共8个三级标题中占了2/8。

从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阐发是以推翻以往“全部利润学说”为目标的,并且,这种理论阐发服务于、服从于社会发展理论。也就是说,这种推翻以往“全部利润学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宗旨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通过从经济理论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来理解“拜物教”的本质,从而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说明这一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作为“导论”,首先与这一写作主旨紧密相关。这一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属于第一部分。除了恩格斯从第6篇的“插叙”中辑录的三个片段^[165]外,大致可以分为两节。第3卷924页最后一行到934页倒数第二自然段,是第1节。它简要介绍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从一般的社会生产过程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历史合理性及历史暂时性;说明了资本主义分配与收入的关系;阐述了以“颠倒”形式表现出来收入关系引起的错误认识。第934页倒数第一自然段至940页为第2节。它概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这也是对价值源泉被掩盖过程的简要说明;这里对《资本论》研究内容的界定作出了必要的交代,即研究限于“理想的平均形式”,还交代了被排除在作为研究任务将要揭示的“神秘化”之外的种种情况。(2)第49章、第50章和第51章构成这一篇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对“斯密教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剩余价值学说史》有直接的关系,具有总评总论形式的文献综述性质。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最后一篇的标题是:“收入及其源泉。庸俗经济学”,然而,马克思在第6小节即“庸俗社会主义反对利息的斗争……”中提到,“在论庸俗经济学家的那一节,我们还要回头来说到这一层。这里只是预先说上几句。”^[166]但接下去的第7小节即最后一节是“利息问题的历史背景……”,主题是对蒲鲁东的批判。可见,该篇虽然涉及庸俗经济学,标题上的“庸俗经济学”并没有在专题上得到体现。这表明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在手稿写作过程中可能发生了变化。因此,《资本论》最后一篇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最后一篇应该说标题是完全一样的。从内容看,两者却有些差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最后一篇以“资本——利息”为主线,批判的矛头主要是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社会主义。虽然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与“斯密教条”一脉相承,但马克思还是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而在《资本论》最后一篇的第二部分,矛头似乎直指“斯密教条”本身。这种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868年6月马克思还惊异地发现,斯密居然把利润列入原始费用,并针对斯密的前后矛盾不无讽刺地说:“对这个人来说,小便器官和生殖器官在精神领域内也是一致的。”^[167]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其手稿“完成于1869——1870年”^[168]。因此,同一标题的两次写作相隔了5年多时间,像马克思那样的伟大思想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思想发生一些变化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完全一样的专题是放在不同背景下叙述的。《剩余价值学说史》重在理论批判,作为对整个批判的总结,主要是突出这种非科学认识的最普遍的表现和批判对象的“成熟”形态。《资本论》虽然也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和非科学认识后面的实质,而这种揭示是通过科学理论的建构来完成的,作为《资本论》的“导论”,必须从源头上认识、把握“三位一体”的公式。因为这一公式“是亚当·斯密创始的”^[169],它不仅在斯密自己的理论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而且“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170]因此,只有深入批判这一教条,揭示其“超历史”分析的错误和逻辑上的荒谬,才能为新理论的建构打下思想基础,并通过新的理论彻底纠正从斯密开始一直“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171]。有鉴于此,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反复批判,也就体现着建构新理论的要求。他对斯密把不变资本还原为收入的批判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2卷中,结合两大部类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关系,他用了长达30多页的篇幅批判斯密的不变资本还原思想。^[172]在第3卷中,又用了整个第49章阐发这一问题。事实上,斯密并没有排除将不变资本作为独立于三种收入之外的“第四要素”的思想,因此,在不变资本的处理上,他虽然将两种思路并存,与马克思的思路却并没有直接冲突。马克思本人已经注意到斯密在论述国民收入时“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塞了进来”。^[173]而且在论述个别资本的生产时,斯密所举的普通农场主的例子,也包含着不变资本的补偿。尽管其他例子没有明确这一点,但并不能推论斯密没有把不变资本当做一个独立要素,因为他举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各种收入可能被混淆的各种情况。^[174]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似乎有点过度解读,因为斯密的还原思想着眼的是长期,而马克思强调的是“年生产”。当然,斯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错误,细分起来,其错误主要有两个不同层面:一是暗含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假定,因为要最终将不变资本还原为收入,必须无限上溯,直至原始时期;二是把不变资本从生产和收入的前提变为收入的结果,从而形成一条逻辑上上溯的通道,因此,这种上升通道是以要素源泉论为基础的。不过,这种上升可以随时根据研究的需要停止脚步,因此,与马克思的思路并没有直接冲突,只要加上一个“时期差异”就可以把两者调和起来。这些错误实质马克思都分析到了,但他似乎还没有把它们与不变资本的还原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起码是内在逻辑关联没有清晰地突显出来。在这个具体问题上,马克思更多地是抓住不变资本被还原掉的“事实”不放,并就此强调:斯密不理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不理解价值决定与价值转移的关系,不理解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的关系,不理解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不理解收入的价值基础,不理解年产品价值与年价值产品的区别。这种批判似乎更多地突出了斯密与自身的差异,其批判的力度显得不足,但强烈反映了马克思不愿与斯密“范式”简单调和的态度。马克思不愿意与斯密调和,目的应该是为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确定一个坚实的“唯一性”基础。而他所强调的斯密的理论局限,正是他在理论建构上要克服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第52章“阶级”,这一章进一步从阶级关系方面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关系所具有的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有些人对马克思以这一章结尾的做法不很理解。前文的分析表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发展理论处于核心地位,政治经济学服务于、服从于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阐述表面的物与物的关系的内在本质,并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暂时性。只有理解了这种不同理论层面的耦合关系,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思路。由此出发,我们既不能用历史分析代替经济学分析,又不能脱离历史分析。两者存在一种离异与回归的关系。马克思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以往经济学说的批判,推翻以往的全部利润学说,这种批判是以马克思头脑中已经成熟的新理论为武器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经济学说,把头脑中的理论“外化”,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一理论认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另一方面,经济理论的建构虽然以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且为其服务,而两者又具有根本差异。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揭示人类社会的生命机理,经济理论则是阐明被“定格”的历史阶段“赋有生命”的特定生产方式内在“生命运动”的规律。因此,两者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关系。从这种耦合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任务出发,经济分析最终要回归到社会发展理论层面。有了这种回归,才能在社会发展理论层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未来更高级生产方式替代的必然性。基于这种“批判”“建构”“回归”的思路,《剩余价值学说史》承担批判的任务,现有《资本论》部分承担理论建构的任务。如果把《剩余价值学说史》看成文献综述的话,作为“导论”,《资本论》最后一篇也就成为两者的结合点,它必须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理论研究的总任务。因此,在深入批判“斯密教条”的基础上,通过对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联系的分析,最终回到阶级关系的分析,正是这一思路的必然归宿。因为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样,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也就实现了耦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我们的这种分析模式,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获得进一步的说明。在《导言》中,“生产”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两节,主要是以往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批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们“非历史”的分析方法被巴师夏、凯里、蒲鲁东等人“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175]这种利用当然还包括萨伊等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则提出了建构新理论的方法论原则。而最后一节,则回归到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待阐明的问题。《导言》和《资本论》最后一篇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两者的最后一节都处于“未完稿”状态。这种一致性也许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合理的解释是:这两处都已是回归到了不同于经济理论的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相应的更广泛的内容是有待社会发展理论来阐明的,因此,马克思只是就其与经济理论相关联的内容作出简要的提示性说明。而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还停留在唯物史观的抽象说明和某些例证式的历史分析状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未完稿”也就可以看成马克思预留的两个理论层面的接口。另外,马克思对地租理论高度重视,从1844年开始,他对土地制度的研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为此,他还专门学习了俄语,他去世的时候,尚未整理的这方面资料有几个立方米。如果掌握了他的研究思路,这种执着精神也是不难理解的。他曾指出:“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176]。可见,这种土地制度研究同样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

另一方面,《资本论》最后一篇又确实具有“终篇”性质。从另一角度看,第3卷第48章也就是对《资本论》前三卷的基本内容的简要总结。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在区别年产品价值与年价值产品的基础上,从收入形式上阐明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补偿;通过区分总收益、总收入和纯收入,批判了斯密把不变资本还原为收入的思想,揭示了引起斯密错误认识的理论根源和现实根源。第50章“竞争的假象”,在阐述商品价值构成及变动规则、剩余价值的分割及其与收入的关系的基础上,集中揭示了“斯密教条”关于商品价值(价格)决定必然引起的逻辑混乱和理论后果,剖析了成为错误的价值(价格)决定思想的基础的种种现实观念的错觉。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批判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至分配关系看成超历史关系的错误,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时代特征,指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同于简单劳动过程的实质。这些都只有联系已经阐明的经济原理,才能得到更加透彻的说明,才能使读者最终理解并加以接受。第52章则是两个理论层面的耦合关系的最终建立。

马克思对“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逻辑安排所体现的材料处理手法,还可以从他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处理方式中得到印证。按照历史的顺序,“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本应该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前加以阐述。然而,马克思却把这一内容放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的第24章,25章则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进一步论证和说明。这种逻辑安排使资本积累在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获得双重的说明,从而充分凸显了积累的资本主义性质。

《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是需要重点剖析的又一个理论环节。从逻辑链条看,它同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这是因为,作为商品范畴的内在矛盾关系,并不能自动导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只有借助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才能把两段逻辑链条之间的缝隙填平。这一篇一般分为商品和货币两部分,但把它拆分为三个部分可能更加合理。如果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相当于第1章前3节和第2章,这部分在“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条件下,阐述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从广泛的商品交换中抽象出商品的价值实体、价值量规定,以及价值的表现形式。第2部分相当于第3章,这部分分析了货币的5种职能。关于“拜物教”的分析可以抽取出来作为第3部分。它是从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属性中引申出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是将“拜物教”作为交换价值的特征来说明的。在《资本论》第1章中,被突出为专门的一节。从逻辑联系看,这一节设在“商品”章是合适的,但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理论任务和不同理论层面的耦合关系看,把这一节看成独立于商品、货币的第3部分更为合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社会劳动表现为商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货币形式),并取得了相应的量的规定。作为社会劳动结晶物的商品,是一个天生的平等派,但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劳动的商品生产,又是以人的异化和异化了的劳动成果即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为前提,资本力量的增长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过程。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崇拜实质上也就是对资本魔力的崇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因此,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并揭示其经济运动的一般趋势。这样,剩余价值的源泉及量的规定和形态转化,也就成为《资本论》的核心。可见,对“拜物教”的分析,也就是对全书主旨的阐发。对这种”拜物教”性质,马克思一方面是通过商品的价值关系来揭示的,另一方面又把它放在唯物史观层面来理解。从鲁滨逊的故事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来说明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所含社会劳动的实质及物与物关系的本质。

这里需要的强调的是,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与后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又是有很大差异的。“拜物教”把商品或货币看成“神”,迷信它的魔力,这是重商主义的表现,这与天主教对偶像的崇拜是类似的。它不知道商品或货币是人的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不知道它们的魔力正是劳动产品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的结果。而古典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也就揭示了对商品或货币充满偶像崇拜的现实基础,但斯密又把现实生产关系加以神化、永恒化、理想化。所以,马克思认为斯密是经济学领域的新教领袖路德,他用对现实关系的信仰代替了偶像崇拜。古典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批判。他们的共性,就是将某种东西神化、抽象化,将某种存在永恒化、理想化。他们都不能理解某种社会关系的历史暂时性。可见,对“拜物教”的批判和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具有很大差异。对“拜物教”的批判与商品、货币之谜的揭示相联系,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抽象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在价值规律中的表现相联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批判地继承的,是一种扬弃的态度。他一方面扬弃了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涵,另一方面在人的感性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人本主义和劳动价值论,从中揭示出人类趋向理想社会的一般趋势和未来社会的先兆。

从“商品和货币”的内容看,这一篇也具有“开篇”和“总论”的双重性质。因为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规定,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它是“开篇”。作为“开篇”,它通过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分析,通过商品、货币、价值、使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等基本范畴的说明,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化状态,也是资产者反对封建特权的正义性所在。这些说明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形式的商品为抽象一般的对象,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尽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却不具备抽象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范畴的典型意义。这些被抽象出来的基本范畴,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逻辑能够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被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内容又具有“总论”色彩。这里揭示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规定,由于在一定意义上适合一切商品生产,因而可以用价值规律对一切时代的商品生产加以考察。另外,这里对“拜物教”的批判,尽管不同于后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由于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对现实关系的神化、永恒化、理想化,因而,这种批判同样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提示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总任务或最终归宿。作为“总论”,它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下,把商品、货币和交换关系的历史形式与典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结合起来,用一种类似“模拟实验”的方法即基于资本主义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典型分析方法,通过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活的生命体”中抽取出来的“细胞”的实验分析,在最深的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拜物教”本质,即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及物的主体化、人格化。

鉴于这种双重性质,《资本论》第一篇和最后一篇虽然层次不同,内容也不同,其在逻辑链条上可以看成两段独立的部分,它们之间却又存在一种前后呼应的关系。并且,第1卷第1篇与第3卷第7篇都充满对错误观念的批判,这除了对“拜物教”的说明之外,第2章作为第1章的基础(第1章的分析是以广泛的交换为基础的),在分析了交换关系和商品、货币的发展历史之后,最终落实在对错误的货币观念的澄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