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保证高额垄断利润

上节评议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中投资增加的补差作用和两难处境，这引起三个问题，即对这种尴尬地位：（1）如何解释的问题；（2）如何评价的问题；（3）如何解救的问题。在上节中，我们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凯恩斯的错误解释，进行了分析评议。现在，我们简要地对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加以评论。

凯恩斯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限制所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方面的两难处境，在上述第二、第三两问题上，有下列一些论述：

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的境界，其唯一办法，乃是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的权威同私人首创精神互相合作。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有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引进而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¹⁶⁾

因为要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职能不能不扩大，……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面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首创精神有适当运用。⁽¹⁷⁾

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统治，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大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¹⁸⁾

从上面各段引述中，可以看出，凯恩斯关于投资社会化这种“新奇策略”主要包含着如下的一些要领：

首先，在消费倾向既定的前提下，投资是就业之决定性的因素。资本边际效率的特性是：在短期是波动不定，在长期是随投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企业家投资以资本边际效率为依归，从而投资波动不定，特别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企业家对投资裹足不前，使就业量猛降，失业问题严重。为救治这种病症，凯恩斯主张，不能把投资和就业这种关键性的事项委之于私人企业家之手，而须由政府来总揽。这就是通过投资社会化这种措施，对投资稳定起保证作用，消除私人投资波动不定的病态。他对这一决策极端重视，确信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其次，这种投资社会化是十分有限度的。凯恩斯明确指出：其一，它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内；其二，它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化。他规定，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只限于：（1）资源用于新资本设备的总额；（2）资源所有者所应得的报酬率。除此而外，概由私人资本家去经营。所以，仍然有很大一片园地由私人资本家负责策动，保留个人主义的传统。

最后，实行这种社会化不应操之过急，而应按照必要步骤，慢慢引进，务求不打断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在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体系中，尽管就有效需求的组成部分而言，是把消费与投资两者并提，但考虑到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性，在短期内要大量增加殊为不易，就把重点转移到投资领域，希图通过政府调节投资的办法，实行投资社会化，力求投资的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保持充分就业，消除投资剧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种投资领域的“吗啡”注射办法，对病情紧急的资本主义躯体，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起一些兴奋刺激作用，这是势所必然的。但历史事实证明，它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而且长期推行将招致种种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一方面确实收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兴奋作用。但另一方面，好景不长，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1973—1975年经济危机，竟演化成为“滞胀”——生产剧降与物价猛涨：经济危机同通货膨胀两症并发的空前怪诞而穷于对付的困窘局面。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项严重恶果。它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声望大降，转趋衰败。

现在，我们进一步论证下面三个问题：（1）投资社会化的阶级实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保证高额垄断利润。（2）用调节投资的办法来保证充分就业，从长一点的时间看，恰恰会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益加深，经济更加严重失去均衡，愈益难于对付。（3）凯恩斯主义半个世纪的实践过程中，投资社会化这个处方究竟效验如何？它的“乐观世界”这个终极目标实现有无希望？

（一）投资社会化：哪个阶级受损，哪个阶级得利

凯恩斯把国家当做经济危机的救星，他的“可调节的资本主义”在实质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任务就是用国家机器来干预整个经济生活。投资社会化的最本质之点在于，通过政府对投资和生产领域的干预和调节，保证高额垄断利润，提高投资引诱，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干预和“调节”，在实质上，就是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方式在和平时期经济危机中的一种应用。扩大政府机能去增加投资引诱，实行投资社会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在表面上怎样说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全体人民得到利益，而实质上，最根本的一条准则，就是保证高额垄断利润，首先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乐于加大开工，增加现有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同时勇于增加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这就增加就业人数，使一部分失业工人得到就业机会，即原来失业，连受剥削的资格都被剥夺、生活十分悲惨的工人现在重新进入剥削圈，为企业主创造剩余价值，换取挣钱糊口的机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以美国为例，投资社会化最主要的形式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动用国库资金修建大批军火工厂；垄断资本集团在战时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经营这些工厂；而到战后又以低廉价格由它们收购这些工厂。此外，政府向私营垄断企业订购军需物资，其条件也对垄断资本集团十分有利，保证它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实行的，在侵朝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又得到发展并在日后长期大量推行的军事订货制度，这无非是国库津贴垄断集团的一种隐蔽的形式而已。

属于旨在鼓励垄断集团增加投资的政府“调节”形式，名目繁多，如国库直接津贴；如国家提供垄断企业以信贷；如减免赋税，并给予种种优待；如大规模地推行加速折旧；如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如使用国库资金去争夺国际市场等。

政府用来资助垄断资本私人集团的国库资金，主要来自增重租税，增发公债和滥发通货，归根到底，负担迟早会转嫁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这样，国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一方面，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进行压榨；另一方面，向垄断资本集团提供花样繁多的各种津贴和补助。也就是说，凯恩斯提倡的财政政策是扩大政府开支，加强垄断资本积累的一种改良主义企图。

在和平时期，由国家用“投资社会化”的各种形式，对垄断资本的投资活动进行“吗啡”注射，刺激投资引诱，保证高额垄断利润，并且有一套“理论”作为这种政策措施的依据，在《就业通论》出世以前，特别是在19世纪，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投资社会化这种办法是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企业家对投资裹足不前，整个经济濒临全部毁灭的危殆局势下，为适应垄断资本阶级的利益而编制出来的一种解救设计。这就是他所谓“新奇策略”的主要内容。

（二）投资社会化的后果：资本主义国民经济更加失去均衡

凯恩斯主张用投资社会化的调节投资办法来保持长期持续充分就业，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只能起一种注射“吗啡”的短暂而有限的兴奋作用，而从稍长一点的时间看，后果只能是使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加失去均衡，病情变本加厉。

试设想，这种政府增加投资的措施，如果要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外下列两个途径：要么就要能够把经济周期无限期地保持在高涨阶段上，要么就要能够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快要完结的时候，制止停滞的出现，并且把周期拉回到高涨阶段上去。

我们略微考察一下，便可以看出，这两种办法都终于会产生同凯恩斯许诺相反的结果。

第一个办法只会加剧周期高涨阶段一切导致危机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离开消费、超过市场容量而独立发展，这种趋势会因为投资增加而更加厉害起来。因为投资增加所增加的就业和购买力赶不上生产的扩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势必愈益增大，因而同社会购买力对照起来，生产过剩势将愈益严重。

第二个办法可能暂时减缓危机降临的速度。但是这也就会延缓生产同消费之间均衡关系之重新建立。危机的功能是用暴烈的方式来重建这种均衡关系。因为在周期的停滞阶段，注射新投资能够在某种限度内减少失业，提高购买力，延缓滞销存货的积累。但是，这还要事先有充分保证：使商品变成现金的困难能够克服，使同供给相应的有效需求能够很快上升，这样才能勉强收到上述短暂的、极为有限的“疗效”。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把他们的理论抽象化、简单化，同资本主义的现实完全割裂开来，因而忽视了这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投资、生产、实现（把商品卖掉）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商品生产了，并不等于商品的销售：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同其实现过程的分离和矛盾，作了极为深刻的下述科学论断：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¹⁹⁾

马克思关于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这段科学论断，好像正是针对凯恩斯关于通过投资社会化而增加投资这一“新奇策略”说的，在充满着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和销售是彼此分离、受各不相同的条件所决定的两个独立行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投资增加并不把消费提高得像生产的扩大那样快、那样高，生产本身并不能带来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全部实现。而且，如果投资增加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显著提高，则还可能带来相对的（甚至绝对的）就业降低和有效需求下降。从根本上看来，只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才能恢复暂时的经济均衡。

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条件和商品销售（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条件是矛盾的。投资增加了，商品生产量增加了，资本家必须把商品销售脱手，把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把体现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加以实现，才算增加了资本财富。如果剩余价值因市场狭隘而不能从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资本来实现（这是再生产的首要条件），这对资本家来说，那就简直等于资财的毁灭。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实现的条件是矛盾的，只要生产力是发展的，它就必然会同消费条件的狭窄基础相矛盾。凯恩斯的“新奇策略”——通过投资社会化而增加投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二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旦成了事实，那么所生产的商品量和其中体现的剩余价值确实会增大，但是，同时必然会加深这些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使市场商品更加充斥，资本主义经济更加失去均衡。

（三）实践效验究竟如何？终极目标“乐观世界”有无实现的希望

凯恩斯倡导投资社会化这个“新奇策略”处方，借以救治资本边际效率在短期内波动不定、在长期内逐渐下降这些严重缺陷和障碍，并且进一步设想：通过这种深思熟虑的政府投资干预，保持充分就业长达30年左右，资本资产就不再稀少，资本边际效率可以下降到零，而仍可继续不断地增加投资，从此资本主义进入“乐观世界”，就不再需要革命了。

由于对未来经济事态所作预期的基础甚为脆弱，不确定性必然伴随着工商界信任状态的突变性，原来希望在资本边际效率上能够实现的愿望，突然趋于幻灭；另一种幻灭的力量取而代之，又迅速成为评价惯例之新的基础。⁽²⁰⁾在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中，经济繁荣内部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突变性。投资活动的上下波动，变幻莫测，就成了这种不确定性和突变性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之无政府状态的生动写照。在现象形态的觉察上，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别是投资动态所表现的无政府状态，作了坦率的揭露，这是具有现实感的，值得加以肯定。

这种坦率揭露的中心旨趣在于，为了救治经济运行和投资动态的严重缺陷和障碍，于是用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取代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实行投资社会化：投资事项由政府来总揽，消除私人投资短期波动不定和长期逐渐下降的弊端，进而使资本主义进入“乐观世界”，永葆青春。这是凯恩斯一厢情愿的虚幻情调。

战后西方各国广泛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张、刺激政策，曾获得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被誉为“凯恩斯时代”。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政策推行过久，凯恩斯主义竟走向反面，产生了一系列恶果，特别是国际性的“滞胀”这种空前严重而怪诞的双重社会瘟疫。于是它备受责难，顿趋衰败。这种变化过程证明，由“不确定性”这种病象特征而推演出来的“投资社会化”处方，既不能长远保证充分就业的繁荣境界，更不能引导资本主义进入“乐观世界”，这只不过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的改良主义幻想。

究竟为什么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观救治企图和客观实践疗效两者相去如此悬殊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觉察和投资社会化“处方”的倡导，只限于在现象形态和次要因素上看到了投资波动不定的病象，而完全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投资前景的“不确定性”与工商界信任状态的变幻多端，只不过是由这个总的病根所派生出来的一项病态现象而已。这个病态现象的存在是确切不移的。凯恩斯能够把它觉察出来，并且坦率地加以承认，不像其庸俗前辈那样遮掩搪塞，这种现实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他在诊断经济周期过程中投资波动不定这种病象的根源时，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部矛盾，而停留在“不确定性”和信任状态这种现象形态上。这就注定，这样推导出来的投资引诱理论与投资社会化政策“处方”只能是肤浅的、治标的。在一定程度内，它可以使经济危机在程度上有所缓解，但绝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更不能实现资本主义“乐观世界”那种幻想境界。凯恩斯主义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历史，已经确切不移地谱写了这种兴衰变幻的必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