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宏观政策选择

中国外贸政策的目标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提升因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长期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旨在选择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产业政策的主旋律，也成为中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贸政策的中短期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国家稳定，这里所说的“稳定”，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当前中国外贸政策的重心，是兼顾国际收支平衡，继续推进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升级。

据统计，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产量的70%，鞋类产品大约占全球产量的50%，彩电占全球产量的45%，空调占全球产量的30%，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全球的24%。但是在“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的背后，实际是利用国内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接受国际大企业委托进行生产。这种生产加工模式会激励中国企业尽量压低劳动力价格和成本，也促进了中国简单加工贸易和组装型加工贸易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外贸增长模式的改变，却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的原因。对此，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改变传统创汇思想及经济增长目标

改变外贸增长模式，首先要改变传统创汇思想，改变增长目标，尤其是不计成本的追求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依靠具有的劳动力优势，成为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对外贸易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受出口创汇思想影响，中国一味追求出口额的增长，但高额出口增长一直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由于经济增长粗放，只强调出口额多少，不注重附加值的高低，致使中国一直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即产业链条中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物流服务、产品营销领域延伸，通过不断渗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扩大产品的附加值。

（2）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有助于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顺应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中国需要不断提高国内服务业层次和水平，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向前发展。鼓励中国优势服务贸易出口，稳步地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设计咨询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通过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发展国际第三方物流业务、发展转口、转运业务，使中国成为周边经济体的转口贸易中心、国际采购中心、国际货物调配中心，扩大对外贸易的内涵和外延。

（3）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改变贸易发展模式，需要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因此应逐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演变。从政府角度来说，应该加强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引导与支持，可以通过设立产业技术研发的专项资金、落实企业自主创新专项政策性贷款、对符合自主创新条件的新产品予以税收支持，鼓励企业设立专业的研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此外，还应该促进技术创新资源向社会开放，推进科研设备的共享，推动产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企业角度来看，应该树立自主创新意识，改变传统加工贸易模式，注意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建立企业创新人才奖励机制。

（4）提升要素禀赋，为参与更高阶段全球要素分工准备条件

中国贸易失衡的本质上是结构性失衡，因此中国需要改变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国际产业分工的现状，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在中国具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条件下，通过着重提升中国的要素禀赋，逐渐为下一阶段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更高阶段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要：第一，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教育可以使中国全民素质和水平得到提高。要将中国人口多的特点发展成为高素质人才多的要素优势，而不要发展成廉价劳动力多的要素优势。第二，要努力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只有二元结构的快速改变，才能使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使其知识技能获得质的提高，才能提高中国普通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为产业结构的提升创造要素条件。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中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全面调整中国进出口税收政策、吸收和利用外资政策，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一般贸易的出口与进口，限制加工贸易。通过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高技术附加值商品进口，放松进口限制，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扩大进口带动国内消费，协调进出口比例等方式实现中国贸易结构调整。

（1）出口退税政策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历经7次大幅调整。1995年和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幅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由原来的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调整为3%、6%和9%三档。为促进出口，在1998年和2004年中国提高和调整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2005年中国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起，为扭转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大幅下滑局面，中国多次提高了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以及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出口产品的成本，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直接影响各行业、各企业的生产模式及发展方向，因此，需出口退税政策的相对稳定，以给予企业良好的政策预期，才能将出口结构调整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

（2）调整引进外资政策

如图5.1所示，2002年-2009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527.43亿美元增长到900.33亿美元，增长70.7%。尤其是2007年起，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快速增长，同比2006年增长18.6%，2009年虽略有下降，但是仍达到了900.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

图5.1200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缺口和技术缺口问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制度转轨和体制创新。针对中国目前外商资本流入规模大的状况，应该及时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具体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弥补国内资金匮乏的状态，许多地方在引进外商投资的过程中片面追求数量，盲目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低水平重复引进经常发生。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建议国家取消沿海地区、尤其是加工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禁止投资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外商资本进入。同时注重提高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第二，引导外商投资的产业方向。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尤其是加工产业。这种投资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应该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有效的引导外商向第三产业、农业领域投资。

（3）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从单纯的以“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和并重的新阶段转变，从2002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如图5.2所示，2002-2009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1.6%。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形式和领域不断扩展，但中国对外投资整体规模仍低于发达国家，同时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

图5.2 200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增长，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还将有助于合理的资本双向流动格局的形成。但是中国对外投资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深化“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多余资金的有效途径。首先中国应该鼓励进入成熟期或者衰退期的产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国际间产业转移战略。其次政府应增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完善对外投资金融政策和保险制度，增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与指导。

在实施过程中，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根据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及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区位选择应以邻近的发展中国家为投资重点，同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所需区位优势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投资区域，在进行研发时还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以获取区域创新优势。

其次，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前必须认真分析投资方向，要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地区、行业进行投资，同时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对当地的法律、风俗、潜在的风险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在公司经营管理时实行一系列当地通行的做法，人员当地化，工资分配当地化，增加当地政府及居民对公司的支持。

再次，还应加强政府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对外投资的法规体系，抓紧完善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等，通过制度创新，增加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对于国有资产海外投资进行有效管理，对拟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实行以主开户银行为主体的监督机制，同时向社会公布海外投资情况，让社会参与监督等等。

1994年之前人民币汇率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的双轨制改革。1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国家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措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开始在市场作用下上下波动。

2005年至2011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改善贸易失衡、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也得到优化，纺织、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能源性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占比下降，机电产品出口增势良好。

尽管人民币汇率制度不断向着灵活、自主方向改进，但由于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国家对外汇市场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外汇干预，中国现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纯粹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从短期来看，不断完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汇率弹性，使得国际投机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可以有效减少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从长期来看，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国际贸易失衡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推动中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激发企业自主创新以及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巨额贸易顺差的背后，反映了中国国内需求的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的不足。中国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指导下，长期以来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忽视内需对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致使优化出口结构和扩大进口等相关措施无法真正取得实效，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为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调整巨额的贸易顺差，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降低经济发展的外在风险，必须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内需和外需均衡拉动的方向转变。

扩大内需，需要完善分配制度，增加农民以及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提高中国居民整体的消费和投资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消除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信心；抑制盲目投资，维持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增长。具体看，应该从以下方面来着手：

（1）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51%，农村消费市场具有极大的扩展潜力。但农村消费水平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2007年，农村人口是城镇居民的1.2倍，城市全年零售总额是农村的2.1倍，2007年家庭每百万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城镇彩电、冰箱、洗衣机拥有量分别是农村拥有量的1.54倍、4.08倍和2.25倍。农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长期缺失，致使农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水平低。因此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村内需，关键是想方设法来增加的农民实际收入。政府可首先增加对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直接财政补贴，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其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强农业和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再次是积极发展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稳定市场预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中国农业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听天由命的耕作模式，产量及品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大，因此收入很不稳定，国家通过发展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将农业风险和收益锁定，在一定程度上可维持农民收入的稳定，进而增加实际收入。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

自中国实施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医疗、教育等开支一直成为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巨大负担，影响着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积极性的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制度设计还有很多缺陷，覆盖面窄。因此只有彻底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调动中低收入城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尤其是最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因为这些与居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目前中国已经在各省区市农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存在费用报销门槛高等原因，致使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有限，从而限制了该项制度在农村的推广及其保障能力的发挥。覆盖范围不广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的项目多少、待遇水平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充分发挥保障制度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