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是死亡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出生率却没有明显下降造成的，他们通过比较西欧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不同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一种以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口增长数据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用来解释人口变化趋势的理论。该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兰德里(A.Iandry)于20世纪初提出，^[1]后经美国学者汤普逊(W.S.Thompson)和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等人的发展和充实，逐渐完善起来。这一理论不仅被用于分析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而且也被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每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都会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高死亡率抵消了高出生率，故人口增长率较低。在第二个阶段，人口出生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在第三个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趋近于死亡率，人口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下面具体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

1.西欧国家的人口转变

西欧国家人口转变模型见图4-1。

第一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食物来源没有保障，加上饥荒、战乱和各种传染病的发生，导致死亡率很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很短。为了延续后代，人类的出生率处于生理上的极限。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数量大致不变，维持相对稳定的规模。例如，大约在1840年以前，西欧人口的出生率保持在3.5%左右，而死亡率在3%上下波动，年人口增长率为0.5%。

图4-1　西欧国家人口转变模型

第二个阶段:死亡率开始下降，但是出生率并未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迅速增加。19世纪20年代，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西欧人口史上第二个阶段开始。这一时期，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死亡率从3%左右下降到2%左右，出生率仍保持在3.5%，人口增长率约为1.5%。人口的寿命逐步从不到40岁提高到60多岁。应该指出的是，西欧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是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死亡率下降相对缓慢。例如，瑞典的死亡率从3%下降到1%用了170年的时间，而且下降到一定程度就逐渐减缓乃至停止。^[2]

第三个阶段:死亡率逐渐停止下降，同时出生率开始下降。这一时期，西欧国家人口出生率从3.5%左右下降到1%，死亡率从2%下降到1%。出生率逐渐趋近于死亡率，人口数量从略有增长到维持不变，甚至缓慢下降。19世纪晚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出生率大大降低，以致人口增长率很少超过1%，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都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如图4-2所示，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达到4.3%，死亡率达到3.7%左右，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都比西欧国家同期要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上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但是世界范围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费用的降低和国际援助的支持，使许多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得到控制，甚至灭绝，从而导致了死亡率的急剧下降，造成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但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医药卫生与健康保健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在一个比西欧国家短得多的时期内发生的。在死亡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在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落后的经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人口增长率为2%～2.5%，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以分为A、B两大类型。在A类国家和地区中，现代化控制死亡的方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在一起，使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死亡率降到1%，而出生率降到2%～3%)，如韩国、中国台湾、古巴、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大多属于这一类，其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属于B类，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便停止，而普遍的贫困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高出生率持久存在，导致人口增长率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类国家仍处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中东地区就还停留在高出生率、而死亡率又有所下降的阶段。

图4-2　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度增长模型

人口转变模型从现象上描述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变化，并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主要是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而出生率居高不下造成的。然而这一模型并没有从本质上阐明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为什么居高不下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二)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

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人口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出生率的差异。出生率取决于生育率，而生育率又取决于每个家庭中育龄妇女的生育决策。加里·贝克尔从需求方面研究家庭生育决策，把生育决策整合进微观经济学效用分析的框架中，从而清晰地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把子女视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会带来满足。如果把其他商品视为一个总体商品而称为商品A，把子女这个特殊“商品”称为商品B，则如何根据收入水平在商品A(即一般生活享受的商品)和商品B(即子女)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以求得最大的满足，可以利用无差异曲线显示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数量和子女数目之间的主观选择。预算线显示一定收入水平下按照一般生活享受商品的价格所能购买这些商品和按照子女的“价格”所能“购买”(即生育)子女的实际能力，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将决定一定收入水平条件下选择若干一般生活享受商品和生育多少子女的最佳配合。子女的“价格”如何决定呢?它决定于生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即父母生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的余数。直接成本指养育子女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生活和教育等费用。机会成本指父母在养育、照料子女时不得不放弃的挣钱机会所可能带来的收入。预期收入包括子女在成年之前为家庭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年老后子女所负担的赡养费用。

图4-3中，横轴表示需要子女(简称商品B)的数目，纵轴表示需要一般生活享受商品(简称商品A)的数量。I1、I2、I3和I4为四条无差异曲线，每条线上表示购买商品A和“购买”商品B的任何一种数量组合带来的满足是无差异的，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的满足程度越大。在一定收入水平和两种商品价格比一定的条件下，预算线为ab，ab的斜率表示商品A和商品B的数量比或价格比。

图4-3　生育子女的微观经济分析

从图4-3中可以看到，在ab线的约束下，ab与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f点，此时选择OG2数量的商品A和OC3数量的商品B为最优的消费行为。就生育决策而言，有OC3个子女为最优的生育行为。

家庭收入水平上升能使家庭通过消费更多的商品和生育更多的子女而获得更大的满足。在图4-3中的预算线由ab平行地移到a'b'的位置，与一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I4相切于h点，显然，h点代表的商品与子女的组合要大于f点所代表的组合。但是，这里需要指出，收入的增加引起对子女需求的增加，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即子女的“价格”不变(预算线斜率不变)，父母的生育观不变(无差异曲线形状不变)。实际上，一般来说，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会使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提高，以致子女的“价格”随之提高。子女“价格”的提高也会引起父母生育观的改变，以子女的质量来代替子女的数量。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对子女的需求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子女“价格”即净成本的上升将会引起家庭用商品代替子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子女相对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对子女需求的下降。在图4-3中，由于子女“价格”的上升，一定收入只能拥有更少的子女，预算线ab以a点为轴心向左下旋转到ab″的位置，与一条较低的无差异曲线I1相切于e点，于是，最优的消费行为为购买OG1数量的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最佳的生育行为是养育OC1数量的子女，这比起子女“价格”未上升前养育的子女数目OC3显然要少。

最后假设妇女就业机会增加。于是，家庭收入和子女“价格”会同时上升。这时，预算线ab就会向左下方旋转又同时向右上方移动到虚线cd的位置。cd与无差异曲线I3相切于g点，此时，最优的消费行为为购买OG3数量的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最佳的生育行为为养育OC2数量的子女。因此，在妇女就业机会增加而使家庭收入和养育子女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家庭对商品的需求将增加(因为OG3＞OG2)，对子女的需求将减少(因为OC2＜OC3)。

上述的生育决策微观分析颇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状况。发达国家生育率之所以很低是因为养育子女的成本很高。在这类国家中，高度竞争的环境使人们不能不为子女的前途进行智力投资，从而增加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另外，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因而就业机会较多，这就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家庭生育决策，例如，发达国家儿童营养丰富，医疗卫生条件优越，儿童死亡率低，这就减少了养育子女的风险，因而不追求子女的数量。又如，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使老年生活得到保证，不必“养儿防老”。同时，发达国家的封建传统观念比较淡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已不存在，人们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认为不如“及时享乐”，这也大大减弱了对多子女的偏好。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则居高不下。这是因为:首先，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少，从而减少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妇女就业机会少，而子女很小就可以做工帮助家庭增加收入，从而减少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其次，社会保险制度不普及，人们为了老年生活得到保证，不能不“养儿防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观念影响下，还存在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意识和“多子多福”的心愿。此外，发展中国家城市生育率和农村生育率有不小的差异，这种情况也可用微观经济分析来说明其原因。城市地区养育子女的成本较高，对多子女的偏好较小，故不愿生育太多的子女;农村地区养育子女的成本较低，对多子女的偏好较大，故愿多生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