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分析

中国贸易顺差的产生与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变化、人民币汇率、国内需求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和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大大提高。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整合，价值链上的各项生产活动能够在全球得到更加专业化的细分。国际分工不仅表现为某些产业的转移，而且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和不同增值环节的多层次分工，也就是要素分工。这大大促进了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由于不同要素流动性的强弱不同，资本、技术、管理和高级人才的流动性大大高于一般性劳动者、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这种流动性的差异，使得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价格出现明显的国际趋同，而流动性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在各国之间保持着较大差异。这样，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资源整合，就表现出流动性强的要素追逐流动性弱的要素的特征。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和自然资源也相对廉价，这些都成为跨国公司跨国要素整合的目标。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于发达国家，甚至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积累了明显的成本优势，这些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被大规模整合进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负责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世界工厂”。在这一要素分工模式下，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完成组装或者进一步的加工之后销往国际市场。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中国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加工贸易顺差。由于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廉，所以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很强，出口迅速扩大，并替代了部分相关商品的进口需求，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持续扩大。

这种国际产业转移，从地域上来看，具有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向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世界发达国家主要集中于欧美地区，随着这些国家的产业不断升级，其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和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需要向外转移，东亚地区凭借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优势，成为主要的转移目的地。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成为世界主要的消费市场，而东亚地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崇尚储蓄，消费有限，大量产品可用于出口。形成了“欧美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欧美贸易顺差迅速增长。第二阶段是东亚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东亚地区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以日本为首的“雁阵模式”，中国在这一模式的分工中处于产业的中低端位置，加之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对低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随着东亚相对发达地区的产业调整，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港台地区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和玩具等转移进来，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在东亚地区的投资企业也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而出口市场仍然是发达的欧美市场。由此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加工装配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技术研发方、品牌持有方和主要市场的国际产业链。这种东亚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使得日本、韩国、台湾和东盟这些主要经济体对欧美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而对亚洲这几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出现了区域内的贸易顺差转移，即以往东亚对美欧的顺差转为中国对美欧的顺差。从表2.3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由于中国的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优势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这也使得基于这种要素优势产生的国际分工模式具有很大的刚性，从而基于这种分工模式产生的大量的加工贸易顺差仍然具有持续性，短期内难以消除。

由于中国曾经长期存在外汇短缺的局面，制约着中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加之国内资本短缺，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不足、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府奉行“重出轻进，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对出口制定了一整套激励机制，对进口则采取限制措施，形成了鼓励出口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如在金融领域实行外汇额度补贴、出口贷款利息补贴、出口优惠利率等；在财税领域实施出口退税等。此外，还设立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等。在吸引外资上实行内外资企业差别所得税税率、土地优惠出让等措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实施与体制环境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迅速增加，不但多年在发展中国家居于首位，而且在一些年份超过美国居于世界首位。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也逐年增长，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贸易顺差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除了上述外向型经济政策以外，国内一些政策的不完善加强了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劳工权益的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环境保护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在中国国土上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可以以极低的代价解雇劳动力，承担很低的劳动力社会保障费用，仅为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支付极低的费用。这些因素使得生产企业的私人成本大大低于社会成本，与在政府政策调整下私人成本趋近于社会成本的企业相比，往往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自然有利于出口的扩大，有助于贸易顺差的扩张。

表3.1 1995-201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位：人民币/100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确定的价格更加低廉，大大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币汇率频繁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十五”以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在盯住美元制下，央行外汇储备大幅上升，至2005年12月达8189亿美元，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俱增。2005年7月21日，为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及内外经济均衡发展的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从汇改前的8.2768调整到8.11。从此人民币进入到缓慢升值的轨道。

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反而引起了实际贸易顺差的增大。一方面，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的进出口均实现大幅度的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攀升，2007年度贸易顺差已达2622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5和2006年度贸易顺差的总和。为什么会出现“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增加”的局面呢？

有关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出现了倒“J”曲线效应，起初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上升，经过一段时间后，贸易顺差开始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后，贸易顺差却持续上升的情况却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状况可能持续更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典的贸易收支平衡理论在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平衡的调节中仍然得到了体现，然而在一些非汇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目前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间的实际变化关系却呈现出与经典理论相反的情况。首先，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已超过50%，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顺差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汇率的变化则不能再有效调节“加工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但汇率升值导致进口价格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加工贸易”生产成本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对这类贸易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相反，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反而可能使这类企业的盈利增加。第二，中国贸易结构中低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很高。当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相对减弱，外资企业采取扩大出口量来提高规模效益，从而带动了出口的大幅度增长。第三，政府为鼓励出口而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增加出口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出口退税政策。2004年1月，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2004年上半年却出现了贸易逆差。由此也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出口的影响可能比汇率的调整更为有效，因为出口退税调整的是实际汇率，而汇率调整的是名义汇率。目前，虽然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出口价格的上升，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降低企业成本，达到与升值前相同的兑换价格，从而使企业的出口总量不受影响。第四，低劳动力成本也是中国长期保持出口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尽管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25%，但中国平均工资仍远远低于美国。如此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而完全消失。中国低劳动力成本将使其出口贸易保持较长时间的优势。最后，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普遍存在。许多进出口企业普遍会采取“提前收汇、推迟付汇”的做法来规避风险，表现为加快出口，推迟进口，最终导致贸易顺差增加。如一些贸易公司为规避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采取投机行为，在向中国海关官员提交进出口单据时往往做手脚，“进出口谎报”无形之中提高中国出口贸易额的数字，由此可认定中国的贸易顺差中隐藏虚假的巨额资本流入。

从贸易顺差的地区分布上看，中国沿海地区形成的贸易顺差是贸易顺差总额的主要部分，这种地理分布形成的顺差有其特殊性。如果仅从资源禀赋上看，沿海地区与内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要素的流入改变了地区的禀赋结构。包括国外资本要素的流入和中西部地区流入的劳动力要素，两种要素与当地的要素相结合开展加工贸易。其过程如下：首先，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而沿海地区是最先开放的地区，外资流入提高了这些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高工资吸引了内地的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并且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水平，以及先入企业的成功示范，沿海地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流入。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沿海这种加工贸易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弱，其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这种通过进口、加工、再出口的生产模式必然会形成贸易顺差。可以说，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非均衡开放战略，以及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集中体现。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恒等式，可以推出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等于贸易差额，即储蓄-投资=出口-进口。从理论上说，贸易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国内资源的流出。国内新创造的商品和劳务（即GDP）在扣除供消费的部分后，便形成储蓄。如果投资需求不足，以致低于储蓄，那么剩余部分只能选择出口，由此形成贸易顺差。中国在1994年以后，基本上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贸易账户是顺差。90年代以来，中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既与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不高、预防性储蓄增加有关，又与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等因素有关。200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与GDP的比值已高达50%，即中国每创造100元钱的GDP，有将近一半被储蓄起来了。由于中国居民的过度储蓄，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造成了内需不足，从而出口增大，进口减少，成为贸易顺差增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高储蓄率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

近年来，中国GDP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投资增长带动的。多年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许多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如钢铁、铝、水泥、汽车行业等。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外资和私营企业不得不将目光放在扩大海外市场上，千方百计扩大出口。2007年以来出口增长较快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纸制品、肥料、塑料、钢铁、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产能过剩是造成一般贸易、私营企业贸易顺差激增的主要原因。

产业结构提升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减少了进口需求。在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大量外资企业来华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客观上将周边地区对美欧的顺差转移到中国内地。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生产技术得到不断进步，国内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能力明显提高，一些原本通过进口才能实现的消费需求，目前在国内就能得到满足，国内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使进口相应减少。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钢铁、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国内生产能力迅速上升，使这些生产领域的部分产品由进口转为国内采购，一些产品由净进口转为了净出口。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提升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为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市场需求强劲，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的产品需求也不断扩大。从2004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到5.4%，全球贸易增长率平均在6.0%-8.0%。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强。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有50多种机电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以上，轻工业产品占60%以上，纺织产品占30%以上。从短期来看，目前国际市场采购没有替代选择，只能从中国采购，因此造成了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大，从而加剧了贸易顺差的形成。关税、非关税等壁垒下降，这意味着加工贸易生产成本下降，进口扩张，由于进口的目的是出口，因此同时引起出口的扩张以及更多的贸易顺差。

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以及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也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对向中国技术出口进行多重限制，抑制了中国的进口。同时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减缓了中国一般贸易进口的增长，刺激了中国贸易的出口，增加了贸易顺差。据相关统计，2007年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减缓了中国一般贸易的进口增长，同时，受利益驱动，传统大宗商品出口普遍提速，企业纷纷少进多出。其中，钢坯、钢材、成品油上半年进口量分别下降33.8%、7.4%和1.1%，而出口量却分别增长40.2%、97.7%和27.6%。由此可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张。

当前贸易数据统计的方法没有跟上变化的经济情况。在国际化生产网络当中，贸易顺差的存在与传统分工模式有不同的特点。当前贸易额的统计方法是，主要是以产品的生产国而不是以产品的真正所有国进行统计，这就存在一定的误差值。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被记入东道国的GDP，返销母国的产品又被记入东道国的出口额。这使东道国的出口额虚增，夸大了母公司所在国的进口，没有使真正的贸易增值部分体现出来。由于目前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贸易顺差转移效应对东道国进出口额的影响很大，而没有一套真正体现贸易差额的统计方法，造成贸易差额的度量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