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

一、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金融危机

新兴工业国（地区）由于其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成功典范，世界银行1993年正式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加大对外开放度，吸引外资，金融自由化以及出口导向战略被归纳为新兴工业化经济成功的经验，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相似性，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紧随亚洲“四小”的腾飞而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尤其是东盟4国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调整之后，出口贸易大大增加。1980—1990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年均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5％、2.9％、14.0％和10.9％，1990—199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10.8％、9.4％、14.2％和14.4％。1996年四国出口值分别达到235亿美元、528亿美元、569亿美元和782亿美元。同时，出口也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到1996年，东盟四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6.8％，其中泰国8.9％，马来西亚8.3％，印度尼西亚7.1％，菲律宾3.0％，而同期发达国家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4％。与此相对应，“拉美模式”也被学术界不断加以归纳总结，与“东亚模式”一起作为新兴工业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样板。

然而，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一帆风顺。1982年和1994年，墨西哥发生了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1999年巴西又爆发了金融风暴。其中属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

直至1997年的上半年，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金融市场运作基本正常。但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于泰国，继而在东盟四国产生连锁反应并波及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日本。危机彻底打乱了这一地区的金融和经济秩序，使其货币平均贬值30％—50％，其中泰国铢贬值50％以上，印度尼西亚盾贬值了50％，受其波及的韩元最高也贬值了40％，我国台湾地区货币贬值了20％以上。进入1998年，东南亚国家货币又出现了新一轮下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印尼盾、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在1997年大幅贬值的基础上继续下跌了10％以上。与此同时，东南亚各经济体股市也大幅度下挫，跌幅高达30％—50％。货币与股市的双双暴跌，迫使这一地区经济进入衰退期和调整期。东南亚地区1997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还保持在3.6％—6.0％之间，除泰国降至－0.4％外，印尼为4.6％，马来西亚为7.7％，菲律宾为5.2％，韩国为5.5％，香港为5.3％。到1998年，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增长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分别下降至－5.5％、1.5％、－5.19％和4.9％，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更是下降为－13.7％、－6.8％、－0.5％和－8.0％。危机直到1999年底才基本结束，其影响面涉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亦被称作“东亚金融危机”。

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墨西哥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有戏言称：在处理金融危机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墨西哥更富有经验。1982年的金融危机严格来说应是债务危机。墨西哥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以发展本国石油工业为名大量举借外债，外债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投资建厂，一部分被迅速扩大的国内消费水平所消耗，另外一部分则被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投入股市。到80年代初，墨西哥根本无力偿还巨额外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贬值55％，股市下跌35％。1995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下降了8％，失业人数增加了70万，通胀率突破50％。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墨西哥经济和政局的稳定。

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巴西金融形势曾一度动荡，但巴西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继续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流入。然而1999年初，金融危机还是光顾了巴西。1999年3月，巴西里尔在两次分别贬值8.24％和9.59％之后再次下跌40％，失业率上升到8％，国民生产总值与1998年同期相比下降4％。巴西金融危机为其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模式的再认识

不管是“东亚模式”还是“拉美模式”，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其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甚至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本身是否成功产生怀疑。早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于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依靠追加投入而非带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他是通过对东亚各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并预言“东亚奇迹”的尾声即将来临。虽然他的言论过于偏激，但也可从中看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1．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1）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东南亚各国在较长时期内，以亚洲“四小”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为样板，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完善和规范的条件下，片面地夸大了政府的干预功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和现代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提下，资本跨国流动速度加快，规模加大，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相对稳定，若不及时调整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就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此外，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一国政府的管制范围，弱化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难度明显加大。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企业过分依赖政府，失去市场竞争能力。以韩国为例，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动员财政力量，而且动员金融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并特别扶持大企业集团。为了保护韩国企业，政府以对外借款代替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取资金。虽然在发展重化工业的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利用外资政策取得了成功，巨大的生产规模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业绩辉煌，不断扩张。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周边市场出口能力的上升以及全球半导体、钢铁和石化产品价格的下跌，韩国商品的出口严重受阻。然而，韩国政府继续采用对企业放贷扩张的策略来救助企业，大量信贷被分配给实际上经营并不成功的企业，使得企业债务越积越多，为日后危机中大量企业的倒闭埋下了隐患。同时，政府对国有和民营大企业集团的高度保护政策，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了公平竞争，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减缓了企业的发展速度。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花费大量精力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腐败滋生，寻租现象严重。

（2）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益与质量的提高。新兴工业国（地区）曾一度出现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工业国（地区）盲目乐观，一味追求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导致过度投资、信用膨胀和泡沫经济。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东南亚各国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都不惜通过各种补贴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并鼓励国内银行通过举借外债为那些前景不佳的投资项目融通资金。一般来说，当经济的高速增长由高投资来推动时，过高的投资率会导致国内信用膨胀，破坏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由于最初国外投资者对上述国家（地区）普遍看好且各国货币汇率稳定，因此这些国家（地区）很容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到大量资金，弥补国内所需资金的缺口。一方面，大量的外国投资中，外国直接投资比例较小，短期贷款和投机性热钱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另一方面，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非贸易部门，如直接进入股市和房地产行业，使通过贸易盈余来偿还外债的能力被大大削弱。过度的国内投资必然导致投资收益率的下降，甚至低于借款成本，从而使靠借款来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陷入财务危机乃至破产。投资的低收益也使得企业的财务问题传导给了贷巨款给它们的金融部门，由于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大部分金融中介服务都通过银行系统完成，当危机爆发后，国外银行对原有的短期贷款不予展期，直接使国内银行因流动资金不足而面临破产危险。

（3）一味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放弃本国（地区）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东盟四国。由于亚洲“四小”通过几次产业结构调整获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东盟四国也竞相效仿，放弃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金密集型产业，转而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例如印度尼西亚提出要重点发展包括航空航天技术在内的高精尖科技产业，把大量资金注入这类高技术部门。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素质、资金和科研水平都不足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吸收了大量的投入却无法创造有效的产出，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使金融系统陷入困境。以东盟四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地区）的这种错误的产业政策严重扭曲了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为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4）汇率制度存在缺陷。为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东南亚各国家（地区）大多数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比如港币完全钉住美元，有些国家虽然钉住一揽子货币，但由于美元占较大比重，也可以认为是钉住美元。除了美国外，日本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过多的钉住美元，就会影响与日元的互动关系，从而影响其商品在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力。1991—1995年间，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一度跌到1美元对80日元，东南亚国家货币也对日元进行了贬值。但从1995年春起的两年多时间内，美元对日元升值近56％，这使得东南亚国家货币对日元又大幅度升值，于是导致东南亚各国（地区）货币普遍被高估，进而影响其出口竞争力。另外，由于汇率固定，东南亚各国的高额利率对国际资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造成大量资本为追逐高额利息而流入这一地区。这种相对僵化的汇率制度，在大量短期资本流入的情形下，一旦本国宏观经济不景气的预期加强，就会导致资本大量外逃，引发货币与金融危机。

（5）过早实现金融自由化。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必然要求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相比较而言，亚洲“四小”由于经济基础较好，金融体制较为健全，金融开放较有秩序，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也较为成功。亚洲“四小”的金融自由化做法可以归纳为：①放松黄金外汇管制。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就逐步放松黄金外汇管制，台湾在1986年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将外汇汇出许可证制改为申报制，并允许民间进口黄金。②利率自由化。1975年香港允许银行自由决定利率，1988年韩国也作出相同的决定。同年，台湾也放松了贷款利率限制。1983年香港实现了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利率实现市场化，由香港银行公会定出协议利率。③鼓励资本流动，扩大外商投资规模。亚洲“四小”通过制定和完善吸引外资的法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东盟四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就显得过于仓促。20世纪80年代初，泰国根据1972年的《外国经营法》和1977年的《促进投资法案》，除了对国外汇入的本金、利息和股息仍有一定的管制以外，外国的投资领域等方面都已实现了自由化。本国居民的对外借款除了需到泰国银行登记外也不再受其他限制。从1985—1997年，泰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包括：制定泰国公司发行外国债券的有关规定，对汇往国外的股息减税，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汇入投资基金和偿还贷款本息。1992年，泰国当局批准成立曼谷国际银行机构，并在1995年成立了地区国际银行机构，利用国外基金发放泰铢和外币贷款。另外，经常性项目国际支付转移也进一步放松了管制，1991年接受了IMF第八条款。此后，泰国政府又取消了购买外汇以及携带外汇出入境的限制，放松了结汇制度，允许更大范围的使用非居民泰铢账户和本国居民外汇账户。1990年，允许商业银行向非居民提供一定限额的外汇贷款，并准许证券投资所得汇到国外。1991年允许泰国居民向国外投资，或对泰资占25％以上的公司提供限额融资。国内金融市场上，1989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1992年允许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数量增加两倍。

印度尼西亚1985年允许本国居民和合法经济实体的资本自由流出，但严禁银行和金融机构向国外提供贷款。1988年，印度尼西亚接受了IMF的第八条款，1983年金融部门实行利率自由化，1984年开始使用货币市场工具，1989年推行金融资产流入自由化，取消了大部分银行对外借款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印度尼西亚的股票市场，并可以持有不超过40％的股份，外国投资者可以不通过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售汇。

总的来说，东南亚各国（地区）尤其是东盟四国基本上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一般不加限制，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对金融机构不实行外债规模控制，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允许企业自由对外借债，开办各种现汇、远期和掉期金融交易品种。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金融管制的放松，一方面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2．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原因。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度加大，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地区）由于内部资源有限，国内（地区）市场狭小，特别容易遭受外部冲击。

（1）出口能力下挫，经常项目赤字严重，国际收支失衡。以危机首先爆发的泰国来说，1995年出口增长达22.5％，1996年增长仅为0.1％，出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世界贸易地区结构发生变化。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积极向东欧扩张。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创造贸易机会的同时，也伴随贸易转移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主要由集团内成员分享，区域外国家几乎难以直接从中得到好处；与此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降低了彼此之间的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使得区域外进口成本高于区域内进口成本，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原先由区域外国家提供的贸易份额被区域内国家替代。比如原先由泰国满足的美国市场需求被墨西哥所替代。

其次，新技术革命使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变化。模拟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得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这就打击了东南亚国家传统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结构雷同，彼此之间是替代而非互补关系，一旦市场结构出现升级换代，传统的出口市场大量萎缩，使各国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存货增加，贸易盈余减少。

再次，1994年中国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达35％，同时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相似的出口商品结构与相似的出口市场地区结构，从而直接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原有的出口规模。

从进口方面来看，由于东南亚国家资源匮乏，工业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需要大量进口，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这就要求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当国外的债权人和国内的投资者预期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就会导致本币的急剧贬值。

（2）国际间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使东南亚国家产业面临需求的短边约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表明，每一个产业都存在包括介绍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的生命周期，所有的产业都会最终走向衰退，失去市场价值。由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总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始。新兴产业首先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当产品在发达国家进入成熟期后，再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此时新产品的产品需求大于供给，替代品较少，具有一定卖方垄断优势，技术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方面。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学习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生产该产品的技术不断扩散，全世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新产业主要的竞争优势转向成本因素。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除了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外，还对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但是该产业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该产品已不具有技术垄断优势，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利用当地较低的成本优势，以发展中国家为生产基地，向其他国家出口相对成熟的产品。随着东南亚各国（地区）经济的增长，其劳动力成本亦相应提高，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生产的产品面临出口困难的压力。这就要求跨国公司通过撤资转移投资场所，导致资本外逃。大量资本外逃就会引发本币汇率下跌，如果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度，政府必须大量抛售外汇，国际储备迅速减少。如果此时国际投机炒家兴风作浪，就会大大降低政府对汇市的干预力度，直至政府最后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使本币大幅度下跌，发生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信心下降，形成银行挤兑，如果银行呆账、坏账严重，流动性不足，就会引发银行危机，进而全面爆发金融危机。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汇率机制、资本市场开放、国际游资冲击等因素有关，但基本的内因是一国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发生了投资过度，经济过热，结果导致进口过多，贸易赤字，加上过多地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短期国际债务的流入，形成泡沫经济。一旦泡沫崩溃，经济就陷入严重的困境。

三、新兴工业国（地区）金融危机的启示

通过对新兴工业国（地区）金融危机的剖析，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变落后状况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1．经济发展需要稳步进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资金不足，科技落后，人才缺乏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资本不足状况，尚可引进外资，但要想发展科技，提高教育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却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见效的事情。如果希望一蹴而就，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韩国就为了早日跨入高新产业发展阶段，不惜大肆举债，盲目扩张，包括收买人才和大规模的科研投入，但其高新科技水平由于制度限制和教育积累的不足难以一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却使自身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发生了双重扭曲，从而潜伏下了导致危机的祸根。

2．经济增长要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新兴工业化经济中的一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非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通过虚拟经济的膨胀所导致的“账面”资产的增加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出现出口下降，经常项目赤字，需要大量国外资本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时，外资的进入被投入股市和楼市等非贸易部门以及用于迅速提高的超前消费。股市与房地产投机的日益猖獗，抬高了这一地区的利率水平，抑制了实质性产业的发展。在泡沫经济的推动下，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真实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因此，从长期来看，经常项目赤字应该依靠经常项目本身来弥补，一味依赖资本项目来平衡经常项目是不可取的。而经常项目顺差短期内可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实现，长期仍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金融开放度要与国内（地区内）金融体制相适应。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来看，受这次危机影响较小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是金融体制比较健全，金融监管比较有效的地区。而受灾较为严重的泰国、印尼、韩国等都缺乏一个独立、完善的金融体系，银行准备金不足，呆账过多，银企关系混乱，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改革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不切实际的提高金融开放度必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生在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金融危机并不能否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只不过表明不管是“东亚模式”还是“拉美模式”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们的成功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况且，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东盟四国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危机也是转机，金融危机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迫使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进行强制性调整，挤出泡沫，重新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