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世界产业体系发展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第二节　金融危机对世界产业体系发展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一、价值链低端位置的产业体系受影响较大且内部矛盾深化

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从发达国家移出的大量制造业，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基地，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发展中国家只是承接了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体系的低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组装制造部分。以我国为例，承接的大部分是最终组装环节和简单零部件的生产活动，生产的产品大部分要返销发达国家消费或是出口到其他国家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这是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外贸依存度高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危机中，由于资产价格缩水、最终需求萎缩、进出口信贷的大幅紧缩等原因，国际贸易增速减缓，导致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国家所受的影响巨大。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显示，2009年世界贸易总额比2008年萎缩了12%。

图2.1　世界进口总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WTO。

根据前面对此次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其直接原因是美国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所以要尽快恢复世界经济平衡，美国必须减少消费，增加国民储蓄，美国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提出美国要增加更多的储蓄，少消费。这对中国等处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产业体系短期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另外，由于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差，低端制造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所以，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低端制造业回旋余地小，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以中国纺织行业为例，纺织服装的出口主要是贴牌加工，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的寥寥无几，中国纺织品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即使在没有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6年，全行业利润率也只有3.65%。金融危机下，国外的需求下降，本身没有议价能力的纺织业只能被迫降价，2009年1到2月份，纺织企业的亏损面达到了25.17%，亏损企业亏损额则高达63.9亿元。另外，低端制造业的可替代性强也是导致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原因。国内外市场上同类生产者众多，在和批量采购的下游企业谈判过程中，制造企业几乎没有发言权，随时面临着被压低价格的风险。

金融危机下，市场需要减少，产品价格下滑，而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2007年我国颁布实施了新劳动法，企业用工成本骤升，加上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多方面挤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大量以加工贸易为生的中小企业倒闭。在2009年6月11日《UPS亚洲商业监察》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表示，中国社科院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调研，发现近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仍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最后，由于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中国广大民众难以享受到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利益实惠，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和外贸增长速度，严重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正常增长和释放。而中国的产业的对外依存度又非常高，金融危机爆发，挤出了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的那部分泡沫，外需市场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业可谓腹背受敌，外需难以回升，内需又长期受到压抑，因此更加容易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困境。因此，虽然此后中国较快地率先恢复增长，但是，借由金融危机所凸显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在一片恢复增长的强烈诉求中被重新掩盖和忽视，从而继续延续低水平、粗放式、低端式的发展路径，这将对此后的产业发展带来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二、偏外向型的产业经济体系遭受更大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分为内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所谓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国或地区为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所建立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体系。根据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不同，外向型经济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贸易型。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高，进出口产品既包括初级产品也包括深加工产品，也即和该国在国际分工地位关系不大，典型的是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珠江三角洲地区。②资本贸易混合型。这类的外向型国家除了进出口占重要比重以外，更重要的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美国、日本属于此类。③完全外向型。外贸、资本、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几乎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国际资本自由进出，我国香港是典型的完全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体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生产要素实现国内外的双向流动达到优化配置，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生产产品的重点是出口到国际市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贸易型外向经济大多属于制造业环节占较高比重的经济体，生产产品利润率低，大部分依赖出口，由于国外市场疲软，出口额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这些经济体遭受的反倾销数量增加，影响了经济复苏步伐。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外向型中小企业的聚集地，尤其以东莞外向型制造业最为发达，“无论你在哪里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世界缺货”，东莞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莞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企业倒闭潮，大量以外贸出口为主的玩具、纺织、制鞋企业倒闭，尽管目前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东莞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多少企业倒闭，但大量企业遭遇生存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倒闭的企业中外向型企业占据多数。同样是外向型经济典型代表的韩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韩国国家统计局和企划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韩国外贸依存度大幅上升，达到了92.3%，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此外，韩国出口特别依赖欧美市场，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后，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市场萎缩，令韩国的进口额大幅减少。最新数据显示，韩国2009年10月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约8.3%，进口额下降了约16.3%。占GDP重要比重的进出口额下降，使得韩国经济恢复正增长的难度加大。与珠江三角洲的贸易外向型经济相比，韩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金融危机下的国际资本有向母国回流的现象，韩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2008年的前10个月中有8个月处于贸易逆差，外汇储备比2008年年初减少了500亿美元。韩国股市从1992年开始才对外开放，自2001年以来，外国投资在韩国股市中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金融危机前后，外国资本从亚洲主要国家股市中撤出，其中从韩国抽出的资金最多，截至2008年10月，外国累计抛售了价值400亿美元的股票，外国资本大量做空打压了韩国股市，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资产逆效应”降低了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消费，减缓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最后，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以我国为例，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为102亿美元，调查案件数量及涉案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9%和125%。其中，美国对中国发起14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639%。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从而对国际贸易带来压力，对外向型经济体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当前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运行态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回升趋势尚不稳定，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冲突已出现升级趋势，如此次美国等部分国家发起的汇率战争、清洁能源领域的贸易调查等，都使中国这类外向度极高的经济体持续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在这一挑战中，还有着与我们产业价值链体系内在相关的重要内容，即我们长期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生产环节，大量采取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令我们在国际贸易现行不合理的核算体制下，处于顺差虚高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导致我们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争端，承受着要求汇率改变的巨大压力，而这一切都不利于我国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服务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产业体系遭受较深远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1968）首先在《服务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服务经济”的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服务业飞速的增长，使得服务业的比重水平（包括产值和就业结构在内）、增长速度和在经济中的贡献都逐渐超过了工业的水平。从这个时期开始，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如OECD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从60年代的45%—55%上升到1995年的65%—75%，就业比重则从35%—50%上升到了50%—75%，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等国家，这些比重都快速上升到了70%以上。

然而，服务业比重的升高也只是服务经济的一个表现，服务经济的最本质内容远不止如此。首先，要明确服务经济的基本内涵。它是要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成熟的工业化过程、经济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而并不是只要服务业比重超过50%就可以成为服务经济社会。而且服务经济的来临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相应的，服务业内部增长结构呈现出与制造经济时期很不相同的特征，部分服务行业的增长率、生产效率与技术含量甚至超过了制造业，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了大幅的提高。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之间的关联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服务业更深度地介入社会各个生产领域，由此推动整体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工业化阶段难以企及的高度。此外，服务业以中间投入的方式进入其他产业的生产领域并不同于工业制造业产品被广泛地用于其他产业的物质投入，服务业的软性资本形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进入生产领域，而且由于服务业的网络服务特征，它日益承担起作为各个产业之间关联互动的联系纽带和控制中枢的作用，使社会生产在这一具有“粘合剂”或“联系纽带”特征的活动介入下，成为联系更为紧密、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网络体系。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日益形成一个包含有产业间深度关联互动机制、产业间协调发展、知识技术资本通过产业间有机网络得以不断扩散深化从而推动全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具有创新性增长效应的过程；而且服务业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深度介入，使其自身逐渐成为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生产力、财富和竞争力的主要控制环节。而这里所说的这一类发挥重要作用的服务业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正是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过程中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也是服务经济阶段中现代产业生产体系中的关键所在。

图2.2　OECD国家服务业发展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OECD：HistoricalStatistics，OECD，1997、1999年版，第43、67页。

在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服务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制造业产业比重虽然不高，但是它们制造业产业的结构、水平和竞争力却是很强的。因为它们的服务经济中为产业中间过程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非常发达，因此它们的产业体系是具有价值链高端控制能力的，是始终站在世界产业前沿，站在国际产业分工链高端的。因此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非常发达的产业体系。相反，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低下的产业体系，必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理所当然也难以很好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

此外，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对宏观经济具有“稳定器”的作用⁽¹⁾，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粘合剂的产业生产网络有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机制，减少宏观经济过度波动。而过度单纯地依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状态，很容易在外部冲击下陷入较为频繁的宏观经济波动困境。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明白服务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的产业体系在危机中所受到的深层次的长远的影响会更大。我们同样可以以我国为例加以说明。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在统计数据上显示的是第三产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总体上讲，我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即使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太低，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维持在略高于40%的水平。而在这其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及批发零售业这些较为传统的，但具有一定生产服务特征的经济网络行业近年来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金融业更是在一个阶段中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租赁商务服务业及信息传输服务业等典型的生产者服务行业逐渐凸显，占据了一定的比重，然而它们的比重水平比起发达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工业体而言仍是相对较低的。

总体看来，中国服务业仍是以传统的消费型的服务业以及传统的经济网络型生产服务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的生产者服务行业虽有了较快的增长，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特别是金融业始终都处于很低的水平。

与欧美等服务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不发达的经济体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所受到的冲击也是十分显著的。以我国为例，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不足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扩大内需成为我们走出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方针。其次，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固然能够扩大内需，短期内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效果明显，但靠增加投资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值得探究，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必须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再次，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势头良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非常大，重点是如何刺激需求潜力使之成为现实的市场需求，服务业在提高市场需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表2.1　2001年至2007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尤其突出。首先，消费性服务结构性矛盾突出，关乎民生问题的服务业严重落后于社会需求。以医疗服务为例，医疗成本居高不下，居民看病难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正常的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压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妨碍了社会和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供给不足减少了社会需求，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金融危机下，落后的服务业所带来的危害开始凸显。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倒闭的企业大多是低端的加工制造业，没有技术含量和品牌优势，这类处在价值链低端的企业，随着比较优势的消失，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必定被市场淘汰。产业升级的核心是从微笑曲线中间向两端移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物流与营销，研发，金融服务，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咨询等占据了微笑曲线中两端的部分，这给我国产业升级指出了前进道路，即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反过来，这也说明了我国出现企业倒闭潮的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没能为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金融危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四、对已有的世界比较优势体系的竞争力格局造成巨大冲击

金融危机后，经过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洗牌，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产业发展，抢占世界经济下一轮发展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日益加入国际产业分工，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对技术优势的把握（如新能源、节能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注重对新的产业及贸易发展标准的控制（如低碳经济、碳排放标准等）。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过度地廉价使用和高能耗、高排放，导致环境成本不堪重负，在当前全球低碳和绿色经济发展趋势下，不再能够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反而成为日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制约的首要对象；过分压低的劳动力成本，无法配合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同时压制了本国消费，导致经济体内外部结构的严重失衡，这样的要素体系如前文所述已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也难以为继。这样的竞争格局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开放发展后成本竞争力出现逐步减弱趋势的国家，特别是对其中成本上升较快的部分发达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实质上，在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成本比较优势的变迁。起初这些国家和地区凭借低廉要素成本优势，承接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藉以取得比较优势的禀赋也会发生变化，原先的比较优势会逐渐减弱。比较典型的是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当地转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比较优势开始减退，对制造业转移的吸引力下降。这一过程是产业转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更加凸显了中国这样长期强化甚至是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固化要素比较优势条件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更加突出地暴露其自身内部存在的问题，推动其不得不更为正视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趋势。

此外，从自然的演进趋势来看，中国的长期高速发展，也必然会逐步推高各类要素成本，削弱成本比较优势，如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相比中国正逐渐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越南的制造业工人月工资整体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这些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面临着这种比较优势格局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上海劳动力成本在全国位居前列，土地资源瓶颈制约突出，能源及环境状况日益紧张，产业发展整体要素成本不断攀高，特别是中心城区，以目前的商务成本及环境承载能力来看，已然不适合一般制造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即使不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仅与中国其他地区比较，上海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体系也已然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上海自身内部也因区块差别而存在着成本优势的差别，这将决定着上海产业在外向维度和内在维度上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图2.3　2008年上海与中西部部分省份劳动者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