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第五节　“巴西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从巴西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它走过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巴西发展模式”有其成功与失误，舆论界和理论界对其褒贬不一，毁誉兼而有之。巴西经济发展实践能给人们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战略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巴西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一个曾长期遭受殖民者奴役掠夺的发展中国家，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为巴西历届政府的一条不成文的治国宗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50年中，致力于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历届政府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历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具有连贯性，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执政当局的政治倾向的不同，都没有改变这一总目标，所不同的只是策略手段的改变。这种战略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对巴西由一个落后的单一经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业国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十分有益的启示。

二、国家对经济有效的干预与调节作用，是巴西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

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因此有必要借助国家资本力量来增强民族经济实力，维护和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巴西自瓦加斯时代开始，历届政府都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手段。政府担负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责任，它通过各级职能部门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制订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并辅之以其他手段，引导国内外私人投资，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的发展，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里，形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民族经济发展起了保证作用。因此巴西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家作用和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的不断增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巴西发展模式”的特点之一——“专家治国”，经济技术专家参与国务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一特点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作用，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的经验教训

农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但巴西政府在70年代以前却长期忽视农业生产发展，甚至以牺牲农业而发展工业，在农业内部又只注意出口农业而忽视内销产品的生产，从而导致偌大一个农产品出口国而要进口玉米、杂豆的怪现象。70年代，巴西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忽视农业不仅使农业本身发展缓慢，而且影响到工业的深入发展，影响到居民的消费、物价波动以致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因此，7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将农业发展置于国民经济的优先地位。巴西由忽视农业到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事实，就已清楚地表明农业在国民经济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性。目前，巴西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10%提高到13%。

巴西轻重工业的发展却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比较协调的关系。巴西现代工业建于19世纪末，主要是纺织、食品工业。至30年代，轻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并开始建立重工业。大战期间政府加强了采矿、冶金、化学、电机工业的发展。50年代和60年代相继建立汽车、造船、机械制造以及石油等工业部门。70年代以来新建石油化工、电子、核能、飞机制造以及军工生产部门。目前正在加紧发展航天技术。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现代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使重工业比重大大提高。巴西轻重工业结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逐步实现的过程。巴西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以发展轻工业为主过渡到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经历了近百年时间；从30年代转向发展重工业到70年代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而且，至今轻工业仍占有重要地位。按联合国的分类标准，1980年，在巴西制造业产值构成中，传统消费资料占33.2%，中间产品占43.8%，资本货占23.3%。目前，在轻重工业部门齐全、重工业中机器设备制造能力已有相当基础的情况下，巴西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进入工业化的集约阶段，这就基本上符合它的经济发展规律。

四、高速增长与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

纵观巴西经济发展进程，除短暂增长间隙外，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保持着6%～7%的高增长率。尽管巴西决策者注意选择“增长点”部门和消除“瓶颈”现象，但对宏观经济和综合平衡仍有忽视，因而造成被动。例如，由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过于庞大，超过了国力所能支撑的限度，资金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严重依赖。由于长期忽视农业生产发展，造成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比例严重失调。能源是工业的原动力，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门，巴西由于能源决策失误，能源消费结构脱离了国内资源实际，造成需求与供应、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陷入对进口能源的严重依赖。由于运用国内积累、供给与利用外部积累、供给关系不当，导致资金、劳务、技术、商品进口系数过高，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平衡关系，是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旦由于决策失误，出现“瓶颈”或“缺口”，形成结构性障碍，是难以在短期内克服的。巴西就是由于一些宏观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才使其陷入被动。尤其是大国经济，注意宏观经济平衡更为重要。

五、关于利用外资的得失

从巴西发展实践看，利用外资是必要的，外资对巴西经济确实发挥了积极影响。对外资利用得好或不好，关键在决策者会用不会用。巴西在利用直接投资和引进技术方面有可供借鉴的好经验。如巴西采取的与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引导外资在巴西急需发展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部门投资。巴西在引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时，不仅注意购买技术专利，而且注意技术自立，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进行改革、创新，发展本国的工艺技术，并使之具有本国的特点和优势。巴西自己设计制造的轻型飞机、军用车辆以及中小型成套设备，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仅能打入国际市场，而且拥有竞争优势。

巴西在借用外债方面，却有严重教训，关键是使用不当。首先，战略决策失误。巴西从库比契克政府时期开始就采取了用借贷资本作为生产投资资金的战略，到60年代巴西经济高速发展时，国营企业的相当一部分投资是靠借外债来补充的。公共部门欠债占外债总额的70%。其次，借债规模失控，负债率过高（1983年达29%），而且76%的借款是欧洲货币市场私人银行贷款。国际市场利率提高，利息费用成为巴西的沉重负担。最后，利用私人借贷的投资方向不当。一般说来，私人借贷适用短期见效的项目，速借速还。但巴西将这类贷款用于了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发展项目，短期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不能产生支付能力。目前，巴西有些大型发展项目，就因债务负担重，资金困窘，而不得不延期或停工下马。巴西的情况表明：借债限度不仅应根据偿还能力来严格控制，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在清偿能力方面留有余地，以应付外来因素的突然冲击。发展中国家对借款渠道的选择更宜多样化，并且以官方优惠贷款作为债务重点为好。巴西执政当局已认识到前期决策不妥，菲格雷多政府已作战略调整，宣布今后不以借贷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投资。

六、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

巴西计划部部长德尔芬·内托有句名言：“把馅饼做大，分而食之。”道出了巴西模式的发展与分配关系。30年代，瓦加斯以民众主义思潮宣扬工人的权和利。60年代军政权在其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以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社会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巴西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由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扩大，积极性的调动，这样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心安定，而又有利于保障社会政局的相对稳定。然而，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它不可能是“平分而食之”。这就造成在生产增长的同时，财富越来越集中。近20年来，巴西国民收入分配中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这一尖锐矛盾能否逐步得到缓和，对巴西未来的发展关系极大。

【注释】

[1]路易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圣保罗，1979年版，第100页。

[2]同①，第110页。

[3]艾·德尼斯：《巴西的企业、国家和资本主义（1930～1945）》，1978年版，第67页。

[4]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84年第6期。

[5]巴西地理统计局：《巴西统计年鉴》（1957）；《经济趋势》1984年第6期。

[6]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7]威廉·泰勒：《巴西的工业经济》，1981年版，第131页；巴西《中央银行年报》1982年。

[8]《巴西统计年鉴》（1976）；巴西《圣保罗州报》1982年1月25日。

[9]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1980年中译本，第6页。

[10]卡约·普拉多：《巴西经济史》，1960年版，第298页。

[11]拉·多波尔：《巴西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形成》，1977年版，第185页。

[12]拉·多波尔：《巴西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形成》，1977年版，第236页。

[13]彼得·埃文斯：《依附性发展：巴南的多国公司、国家与资本主义联盟》，1979年版，第68页。

[14]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1980年中译本，第47页。

[15]路易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圣保罗，1979年版，第35页。

[16]佩·马兰：《巴西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工业化》，里约热内卢，1972年版，第61页。

[17]路易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圣保罗，1979年版，第48页。

[18]路易斯·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和危机》，圣保罗，1979年版，第72页。

[19]艾·德尼斯：《巴西的企业、国家和资本主义（1930～1945）》，1978年版，第67页。

[20]巴西地理统计局：《巴西统计年鉴》（1963）。

[21]彼得·埃文斯：《依附性发展：巴西的多国公司、国家与资本主义联盟》，1979年版，第72页。

[22]拉·多波尔：《巴西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形成》，1977年版，第238页。

[23]拉·多波尔：《巴西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形成》，1977年版，第238页。

[24]巴西地理统计局：《巴西统计年鉴》（1963）。

[25]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1981年中译本，第105页。

[26]阿·马加良斯：《巴西发展模式——奇迹的根源及其继续的条件》，里约热内卢，1976年版，第127页。

[27]威廉·泰勒：《巴西的工业经济》，1981年版，第11页。

[28]巴西计划部社会经济计划研究室1978年提交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29]巴西计划部社会经济计划研究室1978年提交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30]巴西《视界》杂志1981年8月29日。

[31]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1980年中译本，第59页。

[32]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79年第12期。

[33]巴西计划部社会经济计划研究所1978年提交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34]保罗·辛格尔：《“奇迹”的危机》，1977年版，第45页。

[35]卡洛斯·兰戈尼：《过渡经济》，里约热内卢，1975年版，第171页。

[36]巴西中央银行《1980年年报》。

[37]卡洛斯·兰戈尼：《过渡经济》，里约热内卢，1975年版，第28页。

[38]马里奥·西蒙森、罗伯托·坎波斯：《现代巴西经济》，里约热内卢，1979年版，第16页。

[39]《巴西经济奇迹——神话与现实》，智利，圣地亚哥，1972年版。

[40]威廉·泰勒：《巴西工业经济》，1981年版，第15页。

[41]巴西《四月年鉴》（1977），第459页。

[42]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85年第3期。

[43]巴西计划部社会经济计划研究所1978年提交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44]巴西《圣保罗州报》1981年4月2日。

[45]巴西《圣保罗州报》1980年2月3日。

[46]巴西《圣保罗州报》1979年6月26日。

[47]巴西《视界》杂志1979年6月11日。

[48]巴西《视界》杂志1979年6月11日。

[49]威廉·泰勒：《巴西工业经济》，1981年版，第36页。

[50]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85年第3期。

[51]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85年第3期。

[52]威廉·泰勒：《巴西工业经济》，1981年版，第63页。

[53]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趋势》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