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平衡状况

受中外经济结构、市场发育及技术约束，这一时期中外贸易经历了从缓慢到加速发展，进出口平衡状况从顺差到逆差的改变。

(一)五口通商时期

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英国刚刚完成，其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还比较高，对远洋市场上手工业品的竞争尚不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这一时期，交通、通信技术仍然比较落后，现代化的轮船运输尚不能进行远洋航行，以致贸易需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往来一次需时半年以上。海底电缆也尚未联通，信息传递一次费时约两个多月。这样，一方面造成海运费用的高昂;另一方面是信息传递速度迟缓，其最终导致英国输华商品成本昂贵和商人难以及时把握有利的商机。因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尽管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开拓国外市场，但交易费用的昂贵极大地制约了其开拓中国市场的能力，故此这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就相对缓慢。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来华贸易被严格限于广州一口，且只能与十三行商人交易，并受十三行商人的严格管束。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了沿海五个口岸，并允许外商自由贸易。这样，广州一口通商及十三行制度被废除。对此，英国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兴奋和幻想，认为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时代终于到了。英国负责签订《南京条约》的全权代表璞鼎查(Herny Pottinger)就公开向英国资本家宣称:“已为你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的。”^[60]当年的美国总统泰勒(J.Tyler)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对美国商品在华的销路也颇为乐观。^[61]

五口开放伊始，英国商品在华销售确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热潮，如在广州有英商贩来的货物“哔叽已经脱手，羽纱得到好的价格”，由此使他们认为中国“对英国货的欲望在坚定地增长”，“对英国产品有巨大的需求。”^[62]这些短暂的热销冲昏了英国商人的头脑，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进行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随即英国商人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不少英国商人在对中国市场需求、消费习惯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将各种各样的英国商品大批运到中国。如英国西菲尔特的一家著名公司运来了大批刀叉，准备供给中国人作餐具，结果这批货物在商店里陈列了好几年，中国人“对这些器物连看也不看”。还有伦敦一家公司向中国运来了大批钢琴，他们设想每二百名中国妇女总有一个愿意学钢琴，这将是一笔巨大的生意，结果根本无人购买，钢琴只能堆在仓库里受潮变质。^[63]其他英国工业品也遭到几乎同样的命运。对于英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纺织品他们原本所抱幻想更大，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其结果同样令英国人大失所望，他们发现“就粗布而论，我们的制造品没有一点竞争的机会”。一个英国人甚至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人会承认我们的布和他们的布一样好。就我对于布的知识而言，他们偏好土布是正确的。”虽然这些洋布可以适合中国人的用途，价格也比较低廉，但它毕竟“不如手工织的粗土布来得经穿”^[64]。另外他还发现，中国“运往伦敦的生丝实际上是用曼彻斯特的上等棉布包装的”。“英国棉布是可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东西，比寻常的包装材料——杭州粗棉布还要便宜和无用。”^[65]美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也有与英国商品相似的命运，或者大量发生积压，或者卖不出合适的价格。

从1840—1845年短短六年间，英国对华出口增长了3倍多，而疯狂贩运来的商品没有销路，或者严重亏损，故从1846年开始贸易额迅速下跌，到1854年跌至谷底，比1845年减少了近60%。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贸易额才恢复到比1845年略高一点的水平，参见表1-4。

表1-4　五口通商时期英国对华出口额

资料来源: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资料》，载于《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与此同时，随着五口开放外商蜂拥来华，中国大宗出口货物茶叶和生丝的出口量直线上升。如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茶叶，1844年出口量为7 000万磅，到1858年增至10 300万磅^[66]，增长了47%。生丝的出口增长更为惊人，1843年出口仅为1 430担，到1858年增至69 000担，^[67]增加了48倍多。若以银两计算，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货物值:1837—1839年年均为1 282万两，1842—1846年增为1 597万两，1854—1858年达2 747万两，1859—1862年更增至2 966万两。而英国输华货物年均贸易额最高仅为700万两，通常在450万两左右。英国人对此当然极为失望，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契尔在其向英国驻港总督文翰提供的报告中称:“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商约充分生效已近十年，1000公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我们所预期的对我们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怎样呢?老实说，结果就是，经过十年，贸易部的报表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条约时所见到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在1850年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消费的英国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的一半。印度每年进口英国制造品800万～900万镑，而中国人口抵得上印度的三倍，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每年达不到800万镑。这是一个奇怪的结局。”^[68]

英国对华出口贸易增长缓慢也反映在其最大宗出口商品——棉纺织品上。据统计，1841年中国自英国输入约58万英镑，到1857年上升到170万英镑，增加了不到2倍。^[69]

这一时期，与中国贸易规模尚小的法、美、俄等国的对华贸易同样发展缓慢，出现了与中英贸易类似的走势。

造成上述局面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进口商品的顽强抵抗。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人们的日常用品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商品交换不发达，特别是纺织品，由于农民耕织结合，大多数家庭可以自给，并且有剩余，可以拿到城镇市场上出售。而这种家庭纺织品的生产成本低廉，因为纺织品生产是在农闲时进行，“这种劳动如不从事纺织也将归于虚耗”，因此除原料外，其余都不计入成本，故较低的机会成本使其售价低廉。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前，英国机制纺织品在成本上与中国土布相比尚不占优势，加上运到中国需负担的运费、保险费及关税等各种非生产性费用，因而在价格上无法与中国土布竞争。1844年一位在华英国商人“搜集了各式各样中国产的土布布样，标上当地的价格，送到英国，看是不是能按照这样的价格在英国生产出来。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按同样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说不上按这种价格在中国出卖了”。^[70]因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时期英国对华贸易时曾说:“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其次，中国社会极度贫困化，购买力低下。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扰攘不已，税负沉重，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经济发展迟滞，社会普遍贫困。英国人发现，中国农民“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71]19世纪60年代，洋布价格下降，天津市场上洋布价格“仅及土布的一半”，但仍无销路。英国广州代办说:“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需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时候还要经得住干极其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英国人也逐渐发现:“只有当中国农民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让他们的妻女去受教育，到那时我们的纺织品和手工土布的竞争才更加有效。”^[72]

再次，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贸易阻碍了中英正当商品贸易的发展。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在华贸易受阻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的加强，中国人购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其一般贸易。1849年7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也十分肯定地说:“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上海道台也告诫英国人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73]

此外，英国商品不适合中国市场需求，不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阻碍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展。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进出口贸易继续不平衡发展，出口贸易增长较快，而进口贸易虽有进步，但增长缓慢，中国依然维持顺差的地位。

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差异，加上中国对英国出口的初始基数本来就大于自英国进口的规模，由此造成中英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参见表1-5)。

表1-5　中英年均贸易额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从表1-5中可见，鸦片战争后中国对英国贸易顺差额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英国的贸易，因而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在正当商品(即不包括鸦片)贸易中始终处于顺差的地位。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前，英国曾凭借鸦片贸易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并且获得了贸易盈余，导致中国大量白银的流出。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迅速增长，但中国丝茶出口增速更快，特别是到1853年，欧洲发生蚕疫，生丝产量骤减，中国生丝出口得以高速增长，英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50年代逆差额较40年代增长了一倍多。另据统计，中国对美国顺差也由1850年的4 988 000美元猛增至1854年的9 108 000美元。因而，到19世纪50年代，鸦片已不足以补偿英美对华贸易的全部逆差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大体上在1853年发生了有利的转变，由白银外流变为流入^[74]。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外贸易环境也随之改变。

1.中外贸易环境的改变

一方面，中国被迫在更大范围上对西方列强开放，特别是长江及内地贸易的开放，使西方工业品可以畅通无阻地深入广大内陆腹省。而洋货得以2.5%的子口税代替一切内地税，更使之竞争优势增强。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产业革命的成果日益显现，其他欧美国家也开始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随着技术的改进，西方工业品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产品质量提高。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交通运输业及通迅业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即第二次产业革命。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从欧洲到亚洲的距离缩短了7000公里，从事中英贸易的商船不必再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了，从伦敦到上海的海上距离由22 500公里骤减至17 700公里，货物运输只需12个星期左右;1866年横贯大西洋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建成，到1871年上海和伦敦之间也建起了海底电报的联系。由海底电报产生了电汇，从而取代了汇票，国际贸易的支付方式更加便利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建立起来、钢壳轮船普遍应用，以石油为动力的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又使远洋航行的速度大大加快。商品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且大大节约了时间，通信速度的加快也使经营对华贸易的西方商人能够迅速掌握市场行情的变化。因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掠夺能力大大增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被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经过十余年的贸易往来，中外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逐渐培育出了一个西方商品的消费市场。19世纪70年代的西方人称:“中国人虽然保守，却也不知不觉地使用起外国货”，“假若不是棉织品，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洋火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几无人不用”，“现在不仅在口岸市镇和沿海地带，就是在遥远的内地，也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75]另一方面，英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为中外贸易服务的各种经济组织、社会阶层也已基本培育完成，开展中外贸易的社会、物质条件显著改善。西方工业品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大大提高，外国在华洋行势力的迅速发展，使之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中外贸易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鸦片战争之前，中外贸易主要采取的是现金支付方式。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适应贸易增长的需要，中国沿海地区的信贷逐渐发展起来，从而改变了中外贸易的经营方式。随着贸易的发展，信贷规模的扩大，信贷手段日益多样化。

提供信贷的既有大洋行又有外国在华银行，贷款的对象有外国的中小商人及中国商人。鉴于大多数从事土货、洋货购销的中国商人资金短缺，一些大洋行便在买办担保下，对中国商人提供信贷以扩大在华贸易。通常的做法有三种:一是洋行向中国商人(包括买办)出售洋货时，中国商人以钱庄期票担保;二是洋行之间在中国丝、茶出口贸易上竞争激烈，为及时收购到优质产品，一些洋行向从事内地丝、茶生意的中国商人提供贷款，中国商人以茶叶或生丝作抵押;三是洋行向一些资金困难的中国商人提供贷款，一般要以钱庄期票、股票、房地契等抵押。随着外资银行的设立，中外商人的商业性借贷更加方便。外资银行大多积极向钱庄拆款，增强钱庄的资力以增加庄票的发行，从而为中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信贷工具。

沿海对外贸易信贷市场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开展，而且导致了沿海地区利率的降低，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2.对外贸易价格决定权的转移

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规模狭小，另一方面受交通运输及通信条件的制约，中外市场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因而出口商品价格主要由国内供求状况决定。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的扩大，运输的便利及海底电缆的铺设，使外商易于将中外市场行情相联系，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不再由国内生产成本决定，而由国际市场价格支配了。即所谓中国“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76]具体的交易方式为:洋行通过电报即刻获悉伦敦市场行情，据此加上相应的利润，在通商口岸开出收购价。出口商品的供货商根据洋行的开价加上自己的利润向产地商人购货，产地商人再以此为据经层层利润扣减向农民收购。中国对外贸易完全被纳入国际市场体系中，对外贸易价格自然就由国际市场价格决定。

3.对外贸易发展加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对华贸易增长加速(参见表1-6)。1864年，进口额为4 600万海关两，1866年增至6 500万海关两，1876年又增至7 000～8 000海关两，1887年则突破1亿海关两，1894年更达1.6亿海关两，比1864年增加了3倍左右。其中棉制品的进口额由1868年的2 000万海关两增加到1885年的3 149万海关两，增幅达57%。与进口贸易相比，出口贸易的增速相对缓慢，1864年出口额达4 900万海关两，1866年为5 100万海关两，到1886年为7 000万海关两左右，到1894年增至1.28亿海关两，比1864年增长约1.6倍。

表1-6　1870—1894年进出口贸易额及其指数(1873年=100)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附录表一。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增速明显，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十分落后，参见表1-7。据估算，1860年中国人均出口额仅有0.18美元，1900年也仅增长到0.29美元，为同期有数据可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水平。从1876—1880年中国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仅为1.5%和1.7%。

表1-7　人均出口额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转引自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4.对外贸易由顺差转向逆差

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自然经济的抵制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但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制成品的抵抗力毕竟是脆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进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增长，1864—1894年进出口总额从9 000万海关两增至2.9亿海关两。按美元计算，这一时期年均进出口贸易总额大体上在2亿～3亿美元左右。

自19世纪70年代，西方银本位制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到8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均转向了金本位制，同时美国白银产量大幅增加，导致世界银价下跌。其对于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本来可以产生货币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的效应，但是由于价格决定权掌握在洋行手中，结果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下跌、出口量增加，但其国内价格并未增长，因而对生产起不到刺激作用，出口规模的扩大也就受到了制约。如大宗出口商品生丝，据记载:“尽管银价下跌，但上海的价格是一定的，并没有对生丝生产产生刺激作用。”^[77]同时伴随技术进步和运输革命，西方商品竞争力日益增强，最终使得中国出口贸易不但未能与进口贸易同步发展，反而大宗商品出口额还开始下跌，结果导致进口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出口贸易的增长。据统计，从1864—1894年30年间进口贸易从46 210 431海关两增至162 102 911海关两，增长了2.5倍。同期出口则由48 654 512海关两，增至128 104 522海关两，增幅为1.6倍。从1877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被打破，经常性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自此，直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连续长达70余年的贸易逆差。^[78]

中国对外贸易平衡状况发生逆转有多重原因。首先，最主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外商品竞争力变化的结果。一方面，西方工业品的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中国被迫向列强敞开大门，国内市场缺乏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措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中国更广大的区域被迫开放，其对中国经济控制增强，西方工业品逐步打开并占领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遭遇到强有力的国际竞争。中国出口以原料性初级产品为主，其生产技术和经营手段都很落后，当其他国家同类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时，中国的独占优势便被打破，并日益在竞争中失败。而同时出口商品以原料性为主，附加值低，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附加值高，自然使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其次，中国生产者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被割断。中国进出口贸易被洋行垄断进一步加剧了对外贸易逆差。一方面，洋行通过买办制度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广泛的商业网络，控制中国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中国出口商品生产者及进口商品的需求者与国际市场不发生联系，无法根据国际市场供需情况进行生产。而盲目的生产，势必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及效益。如茶叶“各国通之初，番舶云集，商民沾其利，遂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其结果，到茶树长成后“行销日滞，富商大贾，历次亏折……种茶之区，市疲山败”。^[79]另一方面，洋行操纵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世界贸易主要商品价格，是在中国以外决定的。中国商人的任何努力，对这些价格不能有严重影响。”^[80]洋行为最大限度地赚取国内外差价，或结成价格同盟，人为地压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或采取高价放盘，低价收进的手段进行价格操纵。如1885年湖北武昌府的茶叶贸易“盖因洋商稔知山中售价，并盘之初，抑价压秤，多方挑剔，不使稍有盈余，否则联络各邦，摈绝不买，华商成本不充，艰于周转，不得不急求出售，是以连率亏折”。再如1866年福建茶市“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城，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81]1892—1893年间，汉口因外商操纵抑勒茶价，导致华商严重亏损，一时间“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82]上海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怡和、锦隆、协和等洋行还组织了一个上海外商茶业公会(Shanghai Tea Association)结成价格同盟，对付华商。

此外，西方商人对中国市场了解深入，营销手段灵活多样。他们一方面派买办赴中国各地的初级市场，推销洋货、购买土货;另一方面西方商人在通商口岸直接推销商品，与中国的最终消费者直接接触，千方百计地了解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同时他们还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组织商品生产，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部“把领事带回来的中国农具，包括锄、耙、锹、耜和镰刀等等，交给设菲尔德的商会参考仿制”^[83]。他们出口到中国的橡胶鞋是“按照中国式样和中国人的身材制造”的，贩运到中国的玻璃都“裁成合于中国居民普通窗户的大小，从而节省用户裁剪和安装的费用”。其商品包装亦按照中国人的心理偏好选择适宜的色彩。^[84]

由于中国进口商品以生活消费品为主，因而缺乏正常的弥补逆差的手段，于是，随着贸易逆差的发生，中国的黄金和白银大量外流，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