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西方国家纷纷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别国商品的输入，另一方面则极力向其他国家推销商品。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受害尤深，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大宗出口商品——农产品进口的限制尤为严格，使落后国家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损害。同时由于落后国家主权大多不完整，缺乏相应贸易保护手段，且工业化水平低，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因而西方国家得以向这些国家大肆倾销商品，对当地幼弱的民族工业造成沉重打击。
这一时期，银价、汇率的变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中国是银本位制国家，其汇率必然与银价亦步亦趋。国民政府初期几年，银价不断下跌，资本主义世界银价的跌势更为猛烈，至1931年跌落了45.6%，而同期的汇率跌落46.9%，理论上这会使中国进口物价猛涨，进口值大量减少，但因危机中国际物价水平下跌，进口物价上涨不大，故进口值仅减少10%。银币既然贬值，理论上，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下跌，以本币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但由于出口价格被外国洋行所操纵，他们趁银币贬值人为压低价格收购中国出口商品，结果使本币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中国因而未能从货币贬值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1932年以后，由于英镑、美元等相继贬值，银价转而上涨，而汇率上涨与银价上涨则存在一定差距。1932—1935年，银价上涨129.1%，而汇率只上涨了66.2%。银价、汇率上涨，中国的进出口价格都应随之下跌。进口方面，由于国外物价水平上升，加以洋行的操纵，进口物价指数下降了23.3%，远未达到汇率变动应有的幅度，以致在上海市场上出现了进口商品市价反低于海关进口报价的现象。1932—1935年，日货16支水月纱的市价逐年都低于进口棉纱的平均报关价，美货面粉的市价也逐年都低于进口面粉的平均报关价。[52]出口方面，因中国国内物价下跌于1934年达于顶点，加上14省旱灾，1935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因此1932—1935年出口的物价指数仅跌落19.7%，出口品购买力指数也有增进。
总体看来，1928年以后，进出口价格的变动都是有利于洋货的进口，不利于中国国货的出口。在1929—1931年物价上升的阶段，进口价格上升的幅度略低于理论上应当上升的幅度，而出口价格的上升则大大落后于理论上应有的上升幅度。在1932—1935年物价下降的阶段，进口价格的下降远小于理论上应该下降的幅度，而出口价格则剧烈下降。[53]
由于对外贸易主要掌握在外国在华洋行手中，而中国始终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使洋行得以操纵进出口商品价格。1930—1936年，进出口价格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进口商品价格，致使贸易条件严重恶化。1936年8月8日上海的《时事新报》称:“一九三一年起，我国物价，迅速下落，在各类物价下落中，有一个规则性的发展，就是出口的下落较批发物价为速，而批发物价的下落又较入口物价为速……这样出口的物价便不得不愈压愈低。”据测算，1936年，进出口价格指数相差多达40多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无论银价及物价的波动方向如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的贸易小国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效应都是负面的。
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状况更加严重，1927—1932年逆差额及其占同期出口贸易的比重均持续上升，1927年贸易逆差为1 469 3.8万元，到1932年增加到8 671 9.2万元，增幅高达490%，创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新高。1933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摆脱危机，同时各国开始扩军备战，对战略性矿产品及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使中国出口贸易逐渐回升，此后逆差额有所下降，但规模依然较大，到1936年仍达2.358亿元。巨额贸易逆差不得不继续依靠外人在华投资及华侨汇款来弥补。各年逆差额及其占出口贸易的比重见表4-5。
表4-5 逆差额及其占出口贸易的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27-1937)》上编，第二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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