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元朝的国家实力的空前强大也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元代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海路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元朝建立统一政权的征战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一度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然而元帝国建立之后，由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者的重视与保护，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取得了新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

(一)农业

元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连年征战，给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相对而言，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改变了过去蒙古统治者排斥农业、甚至圈占农田作为牧场的做法，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使元代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也巩固了元王朝的统治基础。

首先，设置行政机构管理以保护农业。元朝统治者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置十路宣抚司，通过宣抚司选拔熟悉农政的人士为劝农官。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朝正式设立劝农司，任命陈邃、崔斌等8人为劝农使，管理各地农业生产。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元政府又设立司农司。按照史书所记载，司农司的职能是“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1]在此基础上，元朝统治者分派劝农使和水利专家前往地方，负责检查农政，考核地方官政绩。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政府又在江南设立了大司农司和营田司，鼓励开垦荒地。这些农业行政机构的设立，在我国历史上可谓首创，不仅有助于有效监督官员管理农业生产，而且还促进了战乱之后全国各地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其次，元朝的帝王亲自下令保护农田，协调农业和畜牧业的关系。由于蒙古族具有游牧的传统，在进入中原特别是进而统一中国之后，不少原先的耕地被蒙古贵族和军队圈占变为牧场。为了安置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元朝皇帝多次颁发诏令，将牧场退还农民耕种，并禁止破坏耕地，不准侵占农用土地作牧场，史书对此记载为“使百姓安业力农”^[2]。此外，元朝官府还将户口增加、土地开垦纳入官员考试的范畴。总体来看，元朝贵族侵占农田的现象虽然始终无法做到完全根绝，但通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平衡程度，保护了农业的复苏和发展。

再次，元朝注重农业理论的整理，通过刊刻、颁发农业文献，来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进步。元朝官府除了动用行政手段恢复发展农业外，不少有识之士也更多注意到农业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且开始整理各类农业文献，产生了所谓的元朝三大农书，即《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其中，《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地方官员依据个人管理农政的经验而撰写的专著，《农桑辑要》则是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由忽必烈下诏编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农桑辑要》既参考了《齐民要术》等已有的农学经典著作，又结合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因而，这部著作的编修和发行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最后，对农民相互扶助予以支持。元朝建立之初，北方农民自愿结合，形成了“锄社”这种互助合作组织。在农民相互建立合作关系方面，按照史料记载，具体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而且还“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3]元王朝对民间自发的结合加以肯定和借鉴。在创制村社方面，具体做法被描述为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通过上述措施，元代的农业经济很快摆脱了战后一度出现的凋敝状况，并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农田的大量开垦、粮食产量的显著增加，便是元朝经济恢复的重要标志。根据对公元1308年的统计，元朝时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而东南地区每年运往大都等处的粮食，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的四万多石，逐渐增加到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的三百五十多万石。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甚至因为京师粮食存储充足，而出现“诏止运三十万石”^[4]境况。第二，除了粮食生产得到提升，元朝的棉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也蓬勃发展。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的种植扩展到全国。此外，桑、麻、丝的产量也逐年增加，成为政府征收税务的重要项目。第三，元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元灭金时，全国有户873 781户，人口4 754 975人。而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政府统计的户数为13 196 206户，人口58 834 711人。

(二)畜牧业

作为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畜牧业可谓蒙古族传统的经济命脉。进入中原乃至统一中国后，虽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求经济转型，但元帝国仍未放弃畜牧业的传统。畜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元朝历代帝王对畜牧业给予高度重视。例如，元英宗在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八月视察畜牧区。对此，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争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5]可见在元帝国时代皇家对畜牧业的发展予以了足够的重视。

元朝政府为发展畜牧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保护畜牧业者的物权。根据元朝政权的规定，一旦牧场主的草地、牲畜被人侵占，政府将出面审理，务使草地、牲畜各归原主。在《元史·刑法志》及《元典章》的记载中，有专门规定畜牧业纠纷的法律条款，从法制角度确保畜牧业的有序发展。

第二，对发展畜牧业实行低税政策。按照元太宗元年出台的畜牧税，对畜牧业主实行1%的抽税税率。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又增加了见群三十口抽分一口，不足三十口免抽的税则。相较其他税种，元朝的畜牧税可谓相对低廉，使得牧民得以因此而休养生息，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三，积极赈济牧区灾害。在元代统治中国期间，每当牧区出现灾害，朝廷时常予以救济。例如，在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四月，蒙古大千户“比岁风雪毙畜牧，赈钞二百万贯”^[6]。即便自然灾害之外的损失，元朝官府也对牧民进行补偿。根据《元史·世祖纪》的记载，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二月，合剌所部和州城被叛军破坏。为此，朝廷“赐钞给之，仍免其差役三年”。元朝官府对牧民的经济补偿，充分显示了元政府对畜牧业的重视，也让受灾牧民得以度过难关，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生产，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四，通过组织打井保障水源供应。游牧民族主要依季节转移，寻找天然的水源和牧草，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漂泊生活，而一旦天旱缺水，牲畜因没有水源而死亡，牧民便随之陷入困境。由此看来，水源可谓牲畜和牧民的生命线。为了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元朝官府多次组织人力在草原上打井，以保障水源。通过人工建立这些固定水源，使得牧民有条件建立一些冬夏的固定牧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动荡不定的生活状态。另外，元代朝廷选择水草丰美之处，成立14个官马道，饲养了大量牲畜。

在元代朝廷的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元代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

(三)手工业

在元朝统治期间，中国的手工业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元朝官府治理之下，手工业者被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类型。他们生产的精美产品，不少成为对外贸易的输出品，送往世界各地，并得到各国的赞叹与珍视。

与农业相比，手工业更早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手工业可以提供武器和各种消费品，而这两种物品也恰恰是元代统治者在掌握权力时所迫切需要的。由于这个原因，元朝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格外注意寻找和保护工匠。在崖山之战消灭南宋后，元朝廷寻找到江南民户三十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掌握相关技艺者十余万户，其余放还为民。加上在北方搜罗的工匠四十二万，元政府以这些工匠为基础，设立局院70余所，用于发展官营手工业。这些工匠和普通平民不同，有专门的户籍，被称作匠户，且子孙世袭，不得改业。

为了有效管理官营手工业，元政府设置了庞大复杂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工部是中央主管手工业的部门，其职责是“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财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工部下属大量局院，各有执掌，分工细密。此外，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徽政院等机构之下也有手工业管理机构。

除了官营的手工业之外，元代的民间手工业发展也同样十分兴旺，其中不少生产部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应当看到，丝织业发展在元代便达到新的高度，特别是以江南的苏州、湖州、常州、杭州、松江为中心而得到蓬勃发展。在元代，南京、镇江、成都、襄阳、保定等地的丝织业同样颇有名气。这些地区出产的产品名目繁多，像京缎、苏缎、湖绉、潞绸、杭纺、府绸、蜀锦等品种均驰名天下。丝织业的繁荣，一方面让丝织品成为元朝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如成宗时规定“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另一方面丝织品也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有竞争力的优质货源。事实上，汪大渊《岛夷志略》即提到印度市面上有大量中国丝织品。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丝织业的发展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进步。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记载，已有富人提供场地和织机，雇佣工人从事纺织工作，而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主人，自由出卖劳动力。工人生产的丝织品是投放市场的商品，其劳动力也带上了商品的性质。从元代有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若隐若现。

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在元代也作为新兴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江南地区广种棉花，因此棉织业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而在江南流行开来。众所周知，在这个过程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原是一个童养媳。因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条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崖州是黎族聚居区，当地民众擅长纺织，掌握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所生产的棉织品闻名于内地。黄道婆在崖州大约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最后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返回了故乡乌泥泾。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棉纺织业的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在织染技术方面，黄道婆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黄道婆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全国。松江地区在元代因此而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现在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地遍及全国，民窑是制瓷的主力。元代著名的窑口，北方有河南的汝窑、河北的定窑，南方则数盛产青瓷的龙泉窑。有烧制瓷器传统的景德镇在元代依然常盛不衰，工场内部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分工组织体系。景德镇出产的瓷器不仅行销国内，更投放国际市场，成为元朝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当时的摩洛哥游历者拔都他曾提及中国瓷器远销摩洛哥和也门，并称赞“此种瓷器真世界最佳者也”。

二、水陆交通及航海技术的发展

元代疆域广大，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对于交通建设格外重视。在国内交通方面，元朝政府首先开发整治了大运河，以充分发挥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生命线的角色。元朝建都北京后，朝廷日益依赖于江南的粮食供应。出于这一需要，元代朝廷先后实施了开凿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这三段河道的工程，使得大运河得以贯通南北。其中，济州河即山东运河，其作用主要是引导济水、汶水、泗水以连接南北水运。这些工程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3年)动工，翌年完成。从线路走向上看，北抵东阿，南接江北运河。会通河开凿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当年六月完成。从线路走向上看，从今天的山东东平县到临清，连接御河和济州河，因而此河当时被人称赞为“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7]。通惠河则是为了沟通通州和大都之间的运输而修凿。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开始工程，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竣工。随着这项工程的竣工，使得江南到大都的水路最终贯通，因而自此也就没有陆路转运的劳苦。

除了开凿三条新水道，元代朝廷还对运河的旧有河道及相关河道进行了疏浚，主要有对白河、卫河、浑河等河流进行疏浚的工程。总的来看，大运河的贯通大大便利了元政府的漕运。然而，元代江南官粮运往北方还是以海运为主。可以说，元代开辟了中国海运的新纪元，为以后海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海路运输得到发展的同时，元代的海上针对其他国家的运输航线也同样繁忙。当时元朝和东西方各国的交通航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从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航线来看，从泉州启航后，经过西沙群岛到占城，遇顺风20余日即可到达。有记载称，“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8]

从前往爪哇航线来看，最初也是从泉州出发，先是经过西沙群岛到占城，后面的航程则是再前往三佛齐、阇婆、渤泥等地。据《元史·爪哇传》记载:“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

从前往波斯湾航线来看，同样是先从泉州出航，在经过南海、三佛齐之后，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的俱蓝，再前航行到波斯湾。这条航线单程顺风约要160天，往返一次大约需要2年。

从前往高丽(今朝鲜)航线来看，一般来说，前往高丽的船舶并不是在全年任一时刻都可以通行的，需趁南风季节北上，待到冬季北风时再回国。所经航线系今日的间岛和咸镜道。

从前往日本航线来看，元代前往日本多取道朝鲜半岛南端，航程大约在10天左右。两国均设置通商港口，元朝是庆元，日本是博多。

元代之所以能开展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发展水平的进步密不可分。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造船技术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历史的这一阶段，中国造船工匠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如水密隔舱结构，即是中国的发明，这一技术大约出现在唐代，宋以后在海船中被普遍采用，部分内河船也采用这项造船技术。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这种设计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由于舱与舱之间严密分开，因此在航行中，特别是在远洋作业中，即使有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其他舱区仍可以不受影响，船只并不会沉没。其次，船上分舱，货物的装卸和管理比较方便。不同的货主可以同时在个别的舱区中装货和取货，提高了装卸效率，又便于管理。另外，由于舱板跟船壳板紧密连结，起着加固船体的作用，不但增加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而且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使造船工艺进一步简化。此外，中国的海船在船壳结构设计上也有着独创性。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的，而是搭接的。这种接法的优点是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且不易漏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对当时的船只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而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发现的元代沉船，更为研究当时船舶结构提供了实物资料。由于气候、洋流、暗礁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元代的海上对外贸易运输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而随着出现海船的上述设计，元代开展海上对外贸易的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出险后损失可以被进一步降低。

在造船工艺取得进步的基础上，元代的航海技术也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航海者在他们的长期实践中已清楚地掌握并运用了季风的变化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

另外，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能够应用指南针外，元代的海员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懂得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乘中国帆船远航印度洋时，曾在印度西岸马里八儿处写道:“在此国中，看见北极星更为清晰，可在水平面二肘见之。”可见当时的天文定位技术已普遍用于远洋航行之中。

此外，元朝的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测深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测深所用的设备不但可以测量水的深度，而且可以从深海捞起的泥沙中测知海底的情况，以确定船舶所处场所能否下碇停泊，以及辨别船舶所处的海域，有助于在开展对外贸易运输过程中加快正确了解相关自然条件，选择正确的航行与停泊位置。

虽然元代的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但陆上也有通往西方的固定线路，主要有三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

首先，元代横贯欧亚大陆通道中的南道指的是由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经楚河流域，循锡尔河以北，再经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后又沿着咸海及里海北岸，穿过钦察草原到达萨莱(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东岸阿斯特拉罕附近)，由此最远可抵达多瑙河流域，或经克里米亚半岛渡黑海至君士坦丁堡。

其次，元代横贯欧亚大陆通道中的中道指的是从阿力麻里出发，进入中亚两河流域，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到达小亚细亚。

再次，元代横贯欧亚大陆通道中的南道指的是已恢复的汉唐时期丝路南线，从河西走廊出发，经罗布泊以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进，越葱岭，进入中亚，再由阿姆河南岸、里海南岸进入伊朗、两河流域，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

此外，至于经陆路来华的外国商队，或从河西走廊东行，经肃州、甘州沿长城向东到上都或大都;或沿天山北麓出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越阿尔泰山，经今乌里雅苏台、额尔浑河源到和林。

利用上述几条陆上线路开展对外贸易受到元代朝廷的高度重视，官府在各条道路上均设有驿站和守备队，负责物资补给与维护安全，以保证欧亚商旅往来畅通无阻。

三、马可·波罗之行与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

纵览元代的中西交流史，其中有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在中国居住长达17年之久，并在留下的游记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中国的富庶和文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好奇与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马可·波罗是那个时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使者。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亲、叔父均擅长于经商，其业务主要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一带从事国际贸易。1265年，两人都曾到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他们奉忽必烈之命出使罗马教廷，请求传教士来华。但因教皇空缺而未得实现，只好于1271年返回东方复命。在返回地方的过程中，时年17岁的马可·波罗也随行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旅华生涯。按马可·波罗的自述，他受到了蒙古大汗的宠爱，被任命为官员，到各处经商、巡视，还曾经代表元朝政权出使过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直到1291年，借护送元朝公主远嫁伊尔汗国之机，马可·波罗才回到故乡。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对于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新奇事物，影响了欧洲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

首先，马可·波罗将东方食品的制作技法传入欧洲，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饮食文化。例如，原先欧洲的腌火腿并不美味，马可·波罗仿照中国的金华火腿腌制技术对于腌制技术进行改良，使得意大利火腿成为著名食品。又如，西方的面食原本只有面包，品种较为单调，随着马可·波罗将中国的面条传入，演化成今天的意大利粉。此外，如今所谓的意大利饺子，也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引进的。

其次，中国的许多药物也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传入到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医药学事业的进步。例如，意大利有一种药酒，含有大量当归、玉桂等中药成分，便得益于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带来的技术。在传入中药的同时，马可·波罗还将中国药物的种子带回欧洲，经过培育成功生产300余种中药。

再次，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因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而传入欧洲。马可·波罗在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之行返回意大利时，随身携带几千张蚕卵纸。这种纸的质地轻，便于携带，纸上的蚕卵孵化后即得到幼蚕。同时，他也从中国带回了缫丝的方法，按照中国土法制造织机，进行织绸。在此基础上，意大利人还进一步改良了绸缎平整技术，使得出产的丝绸光彩胜于中国，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意味。

最后，中国生产煤、造纸以及使用纸币和印刷术的情况、宫殿桥梁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等的成就和经验，也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来访而传到欧洲，进而向世界广为传播。

回国之后，按照口述，马可·波罗于1298年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和一般的游记不同，主要是关于中国的旅行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记述了马可·波罗来华途中的见闻;第二卷记载元朝初年的情况，及中国几个大都会的繁荣景象;第三卷描述了中国东南邻邦的概况;第四卷则介绍了蒙古各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状况。《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写成之后，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一方面丰富了中世纪人们的地理知识，1375年著名的加泰隆地图便是以它为主要参考资料绘制而成的。另一方面它促进了欧洲15世纪的航海事业发展。达伽马、哥伦布等航海家因为这部游记而憧憬东方的文明富庶，纷纷东来寻访，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四、元朝与对外贸易发展有关的经济思想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历史上的元朝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部分对外开放意识较强的官员执掌行政中枢权力，在先进经济思想指导下颁布了不少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卢世荣。

卢世荣(?—1285)，名懋，以字行，大名(今属河北)人，元世祖时期的理财大臣。他最初任江西榷茶运使，后经推荐，于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十一月任中书右丞，秉政理财。到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三月，由于遭监察御史陈天祥弹劾，被免职下狱，因而在中书右丞职位上的时间仅四个多月。虽然卢世荣任职时间极短，其改革也最终归于失败，但他实施的经济政策中有不少值得称道和借鉴的地方，从中也足以看出对外贸易思想在其中的影响。

在卢世荣上任之际，正值元朝政权经济状况处于极度危机之中。因此，卢世荣改革的重点在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卢世荣大力支持开展对外贸易经营，以期从中盈利。按照他的建议，国家在杭州和泉州二地设立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即“市舶都转运司”。由官方出资造船并提供贸易经营资本，招商出海开展对外贸易，盈利由官府和商人按七三比例分成，即所谓“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不过，却禁止私人出海贸易。过去私人经营对外贸易存留未售出的商品，由官府统一收买，不得私自卖出，违者予以没收。

从理财目的出发经营对外贸易，可谓是卢世荣的首创。他提出国家专设机构，出资本，造海船，招商经营对外贸易，官、商各自按比例分配利润。这样的对外贸易经营模式，不仅在元代已有的理财措施中所未曾涉及，也是此前历代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从未出现过的。

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各封建王朝对于发展对外贸易的态度并不是非常主动，或者禁止限制，或者允许外商来中国贸易，而由官府对其征税，而极少有人提出国家主动经营对外贸易的主张。汉代轻重论者曾把国家经营对外贸易作为轻重政策的一部分。他们主张对外贸易有获利的目的，但主要是为了从政治上控制、支配别国。元帝国版图广阔，扩张的意图非常强烈，但卢世荣提出的国家经营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获取财源，并未将其与元朝对外扩张的国策相结合。事实上，他所推行的对外贸易并不是作为扩张征服的手段而存在的。

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时有人热衷于发展海外贸易，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海外的奢侈品，以满足国内贵族、豪强的享受，极少有为了追求利润而发展海外贸易的。卢世荣提出了要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主动开展对外贸易，并为此设计了一个包括管理机构、贸易资本、组织方式、利润分配办法在内的对外贸易经营模式。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卢世荣的上述主张在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史上可谓首创。与唐、宋时期作为官府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并兼有海关稽查、征收税务的市舶司相比，卢世荣设立的市舶都转运司在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除了继续拥有类似于唐、宋时期市舶司的功能外，卢世荣设立的市舶都转运司同时也是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殊组织。

虽然卢世荣的政策立足于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不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其中，但他提出的以盈利为目的而开展对外贸易、寻求国外市场的主张，在13世纪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