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余论

余　论

综合前述，地方精英在元代基层社会实际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乡里社会秩序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精英的维护和支撑。地方精英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影响力，往往是自身财富基础、文化权力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财富基础

无论是周济贫穷，赈济灾荒，还是投身于地方公益事业，都要以一定的财富基础作为保障。以设置义学、义庄田产为例，少则几百亩，多则至数千亩，没有丰厚的财力支持难以办到。地方精英何以能积聚起大量财富呢?

部分人是占有土地，靠经营土地致富。许多精英都是“善积居之术，以赀雄于乡”^[1]，如吉安路永丰县人韩蒙，“善田，?数万亩”^[2]，是一个凭借经营土地致富的典型。抚州路崇仁县人李士华，其家遭宋季变乱而衰，但他“善治生，未几，家大穰，遂以赀雄乡里，积粟岁至数千廪”^[3]。经营土地，使精英们积聚了大量财富，并为其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的则是经商致富。吉安路吉水州人萧雷龙，其家初多资，至宋季而贫，他“乃折节治货区，不数年间，竟倍加于昔”^[4]。常州路人陶靖，“无仕宦志，乃法陶朱，治生产，饶于赀”^[5]。还有人通过继承家产而占有大量财富。许多精英都出于宋代官宦或富有世家，其父祖辈之时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产。宋元易代，江南众多的富家大族依然得以保存实力，其固有的财富基础亦未遭受到实质性破坏，以此一些精英往往在成年之后就能继承“累世富有之赀”^[6]，继续维持自身的财势和地位。婺州路永康县人田贞，虽为冢子，但其“力佐家政，应公府科徭，栉风沐雨，皆不惮”^[7]，田贞之所以“不惮”公府科徭，原因在于其家在田贞父亲田瑞之时就“以富甲诸族”，雄厚的财富遗产为田贞应付家政科徭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龙兴路靖安县人舒公平，能够周济宗族乡里，支持官员施政，为人称道。舒公平行义举同样有家庭财富背景，其高祖在宋时官至显位，“积德累善，尝买田二千亩为义庄，以赡亲故之不给，其乡邻之无告者，人食其德至于今，而舒之福庆绵逺，胤族蕃盛，富甲一邑，子贤孙俊，而文擢科预贡及仕于国朝者，累累有之”^[8]。如上事例尚多，兹不列举。

虽然能够继承丰厚家业，但精英们仍需给予尽心维护以避免家道衰败，许多人经常是“蚤夜孜孜，无毫发自懈怠”^[9]。而那些靠创业治生者则更是“夙夜苦心劳形”，“丝蓄粒聚”^[10]，付出大量辛劳和努力。

拥有大量财富，为地方精英从事周济贫困、赈济灾荒、兴修地方公共设施等“善举”、“义举”，提供了物质支撑，精英们也因此被誉为“义士”、“善士”，受到地方民众与官方的双重认可。“善举”、“义举”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义”，亦即财富力量受到道德力量的掌控，其分配和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人文关怀色彩，不仅满足了社会需求，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所谓“义出于人心，而本诸天理，国之盛衰，家之兴废，在义与不义而已。一事之行苟合乎义，犹足以使人感服而兴起，况割己所有以惠众人乎?”^[11]“义士”“善士”们对“义”的遵行实践亦与他们尽心于内在修为有直接关系，而这其中，文化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文化权力

地方精英凭借对文化资源的掌握，他们拥有了文化权力^[12]。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自身完整的伦理规范。儒家要求建立一种“礼制”并以此来维系社会秩序，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而受其推崇，“礼”的规范逐渐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13]在乡里社会，这种“礼”的秩序如何形成呢?掌握文化权力的地方精英对这种秩序的建立贡献良多，“单就垄断儒学文化这一点，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以传承道统、教化万民为己任的特殊权力”^[14]。精英们往往就是“礼制”的积极践行者，通过自身的言行来表率乡里，教化民众。

湖州路长兴州人陈良能，“长习国子学，干禄于执政者不合，即退闭门读书，务求圣贤，旨趣皆思吴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心正则上合天理，近当人情，尽此之谓忠，推此之谓恕，时时诵习其语以自儆。莫年治生，赀业益裕，复拓居之北偏创宅一区，莳花竹设器玩奉，恒斋公以老，寿九?乃终。君居丧水浆不入口者三日，丧纪一遵朱氏《家礼》。岁时祀享极于精诚，亲所嗜好，必具荐之，缁黄淫祀皆屏去不惑。伯兄早世，奉伯嫂以礼，事仲兄情好怡如，抚孤侄恩賊如子，交友以信，遇宗族以仁厚，与同诸老月为乡饮以相乐，扁所居堂曰庸斋，士友至者必款留觞咏，久益不倦”^[15]。由材料所见，陈良能追求正心以符合天理，躬行实践以达到礼义忠孝，对于儒家的伦理纲常遵行不悖，堪为典范。他对儒家伦理的亲身实践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乡之人受其言、视其行以为则，惟恐过差闻于君”。松江府华亭人朱柯，“外甚乐易而内实严正，虽终日欢洽未尝有违礼。故居家庭、接宾友、处乡党、遇姻族，无大小疏戚，皆畏而爱之”^[16]。朱柯为朱文公朱熹的四世孙，对于朱子之学必然颇有心得，其遵守和践行“礼”的做法深深影响到乡人，“里中事有不直，悉诣君取决，君出片言折之，无不各当其意。间有歉于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乡人的举动不仅是对朱柯本人的信服，更是对精英所遵循的“礼”的敬畏，所谓“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于礼是主动的”^[17]。地方精英尊崇“礼”，践行“礼”，并据此来教化乡里，淳美风俗，“存心以仁，处己以忠，正己以御物，推己以喻人。是以居之一家而一家顺之，行之一乡而一乡慕，不求服人而人自服”^[18]。

运用和维护文化权力对精英来说尤为重要。地方精英对“礼”的秩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自身的尊崇和践行方面，同时，他们亦通过各种途径来宣扬“礼”，例如，他们会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事业，资助官学、书院的兴修工作，亦独力兴办义学。通过义学教育的方式，教授儒家经典，使民众自幼就受到先圣贤儒思想的熏陶，儒家理念会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与形成。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氛围中，学习者“必遵朱子之明讯，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必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19]。

地方精英，特别是部分儒士们对于“礼”的维护还表现在排斥佛、道等宗教，维护儒学的独尊地位^[20]。常州路宜兴州人储能谦，居行有礼，“御子孙严而能教，庭序之间不闻哗笑声。诸生从之游，越月逾旬，辄异于人。气和色庄，望之者畏，亲之者悦，人与之处者，脱然皆化”，然其不喜异端，“斥浮屠法不用，闾里化之”^[21]。温州路平阳州人林元彬，号梅轩处士，其地“人惑浮屠之法，修淫昏之祀”，处士则不然，“治家以法，冠婚丧祭，一本朱子《家礼》，未尝若流俗”^[22]。婺州路浦江县人郑钦，主掌郑氏义门，“冠婚丧祭，壹从朱子《家礼》，而老子、浮屠悉罢弗祀，子孙从化，驯行恭谨”^[23]。地方儒士们“立足于儒家文化大传统的根基，对民众文化的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清理”，通过排斥佛老、独尊儒学的方式，“保证更加有效地将儒家文化灌输给下层民众，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24]。

三　人际与社会关系网络

正如“富民”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富民”并未占有特权，它本质上属于“民”(参见绪论部分)。本书对于论述对象的选择亦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民”的身份，即尽可能摆脱“官”的特权身份。当然，必须承认，地方精英之所以能对基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同他们保持与政治权力的联结密切相关，否认这种联系不符合历史事实。

地方精英同政治权力的联结，主要是通过精英与官员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这种人际关系是精英人际网络里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精英的关系网络里还包括家庭、乡里、宗族等等重要环节。所有这些环节和关系，都成为地方精英发挥自身优势、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力的途径和渠道，例如松江府华亭县人夏椿^[25]，其族“世居长兴，曾祖、逊祖、先考彬皆晦迹田里。君蚤孤，事兄礼犹父。宋景定间，兄为华亭典押。至元丙子，大兵薄境上，邑令徐乘穷怖不知所为。君谓其兄曰:蕞尔邑无守战具，不趣降，民且屠矣。典押即与令出迎师，一邑安堵。丞相忠武王署典押为军镇抚，因占籍为邑人。丁丑入觐，即用尹其邑，秩满调余姚尹。君既笃于友顺，遇事筹划?益为多”。夏椿其父祖辈虽“晦迹田里”，但其家却未绝缘于官府，其兄在宋为华亭典押。宋元易代，夏椿弟兄二人抓住时局变换的契机，与官员一同出迎元军，故而受赏封官。尽管夏椿未见仕宦之经历，但从其辅佐兄长施政的事迹中亦能体现出他与政治权力的密切联系。夏氏兄弟与官府权力的联结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这种联结无疑会改变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夏氏家族的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夏椿兄后病卒，而夏椿亦无仕进，闲居乡里，并经常进行赈济灾荒、扶助乡民的“义举”。这些活动赢得民众的认可，乡耆老向官府申举夏氏“义行”，官府据此旌表夏椿为“义士”，并欲授其官，但夏椿以老辞，于是转授官于其长子夏世泽。夏椿行义不局限于赈荒济贫，而是触及地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松江地频海，潮汐道城中，桥久圮弗治，君为辇石、陶甓而新之。凡径术所经，孤老所庐，悉为完缮。每朔望则饭囚徒，予善药，贫而瘐死者，给官殓。……君尝慨然曰:古称既富而教，自闾左有戍，而里塾之制坏，敦化善俗者盍先焉。乃创义学，延师以教乡之子弟，捐上田五百亩以周廪，稍樽度赢缩用贻永久”。这些活动有益于地方乡里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夏椿亦凭借这些活动参与到乡里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管理当中。在积极经营地方的同时，夏椿亦能积极地建立同官员的联系，“时佥浙西宪吴君彦升，刚直士也，以劾时相去为都事行台者，于交游慎许可，独重君。君尝(装经金陵馈彦升，既见，倾肝膈，语欢甚，卒辞其馈。未几，彦升死，君哭尽哀，赙葬弗及。逾年以遗其子曰:‘吾示不忘彦升也。’御史周君景远为作义士碑，征其文，而君之为义也尤信。去年春，余(邓文原——引者注)以臬事之松江，甫识君，盖魁然无它崖异者”。可见，夏椿虽为一介布衣，但其所交游者却都是高官名宦，而且他为官府也出力颇多，“前是分宪无治所，君为建公署，劳费身先，邦人为纪其事于石”。这种同官府的互动，与官员的联结进一步提升了夏椿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及影响力。夏椿于延七年(1320年)病逝，临终“语诸子曰:‘我死，若等毋争财致讼以辱吾义门’”。夏椿寄希望于子孙能够延续“义门”的声望，维持夏氏在地方的地位和影响。

夏椿的长子夏世泽，因父受官府旌表而得官。夏世泽涉猎经史，倜傥负才，初得官时“为嘉兴瞰浦税使，征商有法，转杭州狱丞，多平反”，后又官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玉泉场监运。夏世泽之所以步入仕途，完全是拜夏椿所赐，虽不致高显，但毕竟维系着与政治权力联结关系。世泽之子为夏浚^[26]，他“幼机悟异常儿，稍长读书通大义，不事章句。居常慨然曰:‘士生天壤间，能行己惠人足矣，亦何必居官为政哉。’于是深自刻厉，课童树桑、种果、力耕作，谨储蓄，久而家益饶。衣止大帛，食无兼味，朝作暮息，未尝一日侈然自放”。夏浚并未投身于仕宦之路，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经营家庭、宗族及地方事务方面。史载其“天性孝友，执亲之丧，哀毁尽礼。岁时祭祀，设父母遗像，奠哭如始丧时。兄某卒，抚其子若孙犹己出。奉幼姑甚谨，厚奁(以嫁之。居家严，遇子孙不少假颜色”。夏浚持家有礼，兄弟和睦，维护了其祖夏椿时赢得的“义门”声誉。他还将这种对家庭成员的关怀进一步扩大，施之于宗族，“立义庄，以赡父母妻三族，月给米钞，岁给布帛，冠婚丧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药，死无敛者而归之”。义庄的设立，以物质资助的方式联结起三个家族，使得夏氏原本相对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迅速膨胀和扩大，形成一个利益相关体，而夏浚在这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夏浚“好善乐施”的行动并未止步于此，他仍将义行善举施于地方社会，“至正丙戌，郡城火延所居宅，处士抱神主祭器去，因辄叹:‘先祖以义名门，今将营居室，顾里中累累露处，于情独能已乎?’乃亟发廪以济灾者。复曰:‘义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后也。’更即故址，大作新之殿堂，门庑宏丽，邃严中像，燕居旁列，配从尊垒爵洗之器，皆范金而为之。聘名师设教如初，远方贫而来者，给笔札衣食。朔望率诸生行舍菜礼，彬彬揖让，视昔加盛焉。……郡环水皆桥梁，多处士创，大者费巨万，若渠堰、道路、宫寺与凡役于公上者，亦无不力先之。东岳祠岁久就圮，间过而见之曰:‘吾施于人或庶几矣，神其可缓乎?’乃建大殿堂庑，辟东西门，中露台，周缭以垣，像绘之设，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祷禳者始有所向矣”。可见，夏椿的“义士”遗风已经为夏浚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尽管夏浚未曾仕宦，但其并未脱离与政治权力的干系，夏浚的次子夏文彦即为忠翊校尉绍兴路同知余姚州事，而其两个女儿所嫁亦皆“仕族”。

总体来看，夏氏在元代华亭地方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夏氏饶于财富，这从其赈荒济贫、兴办义学、设立义庄、兴建修缮官廨以及地方公共设施等诸多行动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夏氏又是“富而好礼”之家，其被旌表为“义士”、“义门”即体现出官方与民间的共同认可，又表明了夏氏对“义”的尊崇与不断践行。正是在对“义”的不断遵行过程中，夏氏建立并发展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借助这种网络，夏氏不断密切与宗族、乡里乃至地方官府的关系，进而使自身地位进一步上升，同时也增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

四　精英与基层社会

“富而好礼”是元代地方精英形象的生动写照。“富”是财富，凭借财富基础的支撑，精英才可能更加有效地施行善行义举。当然，拥有财富力量并不是行善义之举的必然前提，一些家境并不富足之人亦能施善济人。之所以强调财富力量，是想说明，有了丰厚的财力支持，地方精英的善行义举会在更大、更长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发挥效用，涉及的对象会更加广泛，作用更加显著。

“礼”是对“富”的导向与指引。当然，“礼”所涵盖的内容表现多样，它体现出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理想追求，亦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表达。正如梁庚尧先生论述宋代义学时所讲的那样，“义学结合了‘义’与‘学’两项理想，‘学’有助于教化，‘义’则关怀到大众”;“义学含有推广教化与以富资贫两方面的理想，两者经由富家的财力结合在一起，使得教化能够普及于更多的民众”^[27]。民众得到教化，地方风俗淳美，“礼”的秩序亦得到遵守和维护。

无可否认，受制度因素困扰，加上吏治败坏等因素，元代地方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能方面存在诸多缺失，这也为地方精英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契机。精英们在乡里社会中占有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条件，积极投身于家庭、宗族乃至地方社会的诸多事务当中，譬如周济贫穷、赈济灾荒、敬宗收族、兴修地方公共设施、创办学校、维护地方安全等，对基层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凭借自身对地方乡里做出的积极贡献，地方精英赢得了“义士”、“善士”^[28]、“长者”^[29]等饱含赞誉的称谓，体现出来自官府与民众的双重认可。

经历了宋元时代的孕育和发展，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之后，地方精英的自身形态日益清晰，一个被称之为“士绅”的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左右地方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士绅”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追根溯源，“士绅”性格特征的形成在宋元时代已经有了孕育和生长，配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这种性格在明代中后期成熟起来。

【注释】

[1]宋濂:《故鄱阳刘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411页。

[2]吴莱:《渊颖吴先生文集》卷九《韩蒙传》。

[3]宋濂:《北麓处士李府君墓碣》，《宋濂全集》，1346页。

[4]宋濂:《元故秘书著作郎芳洲先生萧府君阡表》，《宋濂全集》，906页。

[5]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九《陶氏菊逸序》。

[6]汪克宽:《环谷集》卷八《郑长者传》。

[7]宋濂:《故田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801页。

[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平山舒府君墓志铭》。

[9]宋濂:《故义士胡府君圹铭》，《宋濂全集》，624页。

[10]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九《华亭黄君墓志铭》。

[11]贡师泰:《玩斋集》卷七《黄氏义田记》。

[12]徐茂明先生认为文化权力，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见氏著:《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62页。本书在此吸收和借鉴了徐先生的研究成果。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50页。

[14]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65页。

[15]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六《元故陈处士墓志铭》。

[16]贡师泰:《玩斋集》卷十《元故朱君拱之墓志铭》。

[17]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51页。

[18]汪克宽:《环谷集》卷八《郑长者传》。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儒林义塾记》。

[20]学者们研究认为，宋元时代，儒释道三教相互援引，圆融贯通，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相关论述较多，略举几例以供参考，彭琦:《宋元时期的三教调和论》，《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杨军:《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唐大潮:《宋元明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理路》，《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但依据一些材料来看，三者之间的冲突矛盾依然存在。

[21]宋濂:《元故樗巢处士储君墓铭》，《宋濂全集》，1530页。

[22]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故梅轩处士林君碣铭》。

[23]黄蟳:《文献集》卷九下《青賨居士郑君墓铭》。

[24]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67页。

[25]具体事迹见于邓文原:《旌表义士夏居墓志铭》，《巴西邓先生文集》。本段引用除特别标注外，皆本于此。

[26]其主要事迹见于贡师泰:《玩斋集》卷十《元故处士夏君墓志铭》。本段引用除特别标注外，皆本于此。

[27]梁庚尧:《宋代的义学》，196、217页。

[28]元人认为“所谓一乡之善士者，?身可以范俗，敦仁可以处里。闺门之内、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族党之中，长幼皆顺而听也。顽薄之夫见之，使人之意也消，则一乡之善士”。见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三《竹隐处士墓志铭》。

[29]梁庚尧先生研究了南宋官户、士人居乡时的表现，认为他们在与地方民众的互动关系中表现出“豪横”与“长者”两种不同的形象，而理财态度的不同成为两者形象的基本分野。“豪横”与“长者”的存在反映出地方官府统治能力不足的现实情况。见氏著:《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第四卷第四期，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