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精英阶层的形成与特点

现代意义上的印度精英是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的形成始于西方文化在印度的传播。早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印度就已经有了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这些学校包括西方传教士为传教而创办的宗教学校，以及印度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商人资助下建立的西方式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于1817年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印度学院，1828年在孟买建立的埃尔芬斯顿学院等。这些实行西方式教育的学校对于增加印度对西方的了解和促进英国殖民当局尽快推行西方教育体系有着很大的作用。^[2]

英国殖民者在全印度建立霸权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政府并不能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上实施有效的统治。印度的古代史也表明，印度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有效统治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政权，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英国在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在印度古老而独特的语言中也并没有能够确切表达 “国家”这一意义的单词，有的只是维系和贯穿整个印度历史的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印度的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印度统治了五百多年，仍然没有有效地统治南亚次大陆上所有的部族，印度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使得伊斯兰教无法彻底地改造印度，穆斯林政权一直都面对着两种宗教文化的冲击，印度依旧维持着松散的状况。

英国殖民者运用武力第一次使整个南亚次大陆统一在 “印度”这个名字之下，使印度这一古老的名字具有了现代意义，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来到印度这片土地上的还有西方的先进文明。为了加强殖民统治，英国殖民当局面对印度松散的状况所实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印度，使印度被西方文明同化。

英国殖民者考虑复兴印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落实 “分而治之”政策，当时作为前印度统治者阶层的穆斯林虽然被剥夺了统治权，但是势力依旧很庞大，穆斯林封建主在英国殖民者眼中仍然是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因此英国人就想使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接受西方化教育来制衡穆斯林的势力，以此在印度民众中制造人为的差别，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差异，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付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英国人就可以从中渔利，充当调停人两边安抚以维持殖民统治。

英国人复兴印度从文化教育开始，早在英国人还没有完全征服印度的时候，英国殖民当局就先后通过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1833年特许状法、1853年特许状法，这三个特许状法在原则上规定了英印政府应当实行的、与殖民政策新阶段相适应的文化教育政策。^[3]根据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英国殖民当局每年应拨款不少于10万卢比用于复兴文化教育。经过一番究竟应该复兴印度旧式教育还是西方新式教育的争论，到1853年以殖民当局总督丙丁克和总督立法会议成员马考莱为代表，坚持要通过输入西方式文化教育来改造印度落后的局面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4]，最后达成两项改革内容：政府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鼓励其内容为西方文学和科学的教育；该教育的传导媒介应是英语。这就确立了西方式教育和英语在印度现代化教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印度现代化教育的开端。殖民政府也在潜移默化地支持着教育改革，1837年英语正式取代波斯语成为殖民政府的官方语言，1844年殖民政府宣布对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在行政部门予以优先录用，并表明将律师、医生、工程师和教师等职位保留给受过英语教育的人。^[5]

1854年殖民政府议会监督局主席查理士·伍德爵士根据对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 《伍德教育文件》。这是印度教育现代化道路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改革。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在印度建立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各管区城市设立大学，实行附属学院制；设立补助金制度，由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私立学校给予财政补助；在各省建立公共教育部，负责教育方面的领导。^[6]更为重要的是1857年，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起了三所大学，开始授予学位。

自丙丁克教育改革施行以来，在印度受西方教育的人数量不断上升，到了1885年在大学受教育的人数达55000人^[7]。另外，留学英国也是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从18世纪一直到印度独立前夕，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印度人到英国留学一直是鼓励的。然而比起在印度本国受教育的人数来说，到英国留学仍然是小部分。总的说来，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政策使大量的印度有识之士得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为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西方式教育进入印度的社会生活当中，对于传统而落后的印度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一个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为背景的阶层在印度逐渐形成，可以称这一新兴的阶层为现代化的印度精英阶层。这一阶层的形成为以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领导集团，虽然英国殖民当局当初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去培养这样的一群人。

马考莱曾经说过，实行西方化教育就是要 “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上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举止是英国式的”^[8]。根据马考莱和其他一些英国殖民者的期望，这个中间阶层将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和商业开发的可靠助手，他们是英国统治者和印度民众之间的纽带，能够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一个中间阶层在一开始似乎是满足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需要，然而这样的一个只是被英国化了的阶层，并没有成为印度社会的先进阶层。他们只是按照英国殖民者的意志做事情，并没有独立的思维和推动印度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印度的现代化的精英阶层是致力于改革印度社会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那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方化教育，一部分人还留学英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大多在新兴的部门里面供职，比如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以及殖民政府里面的文职人员，这些新的职业能够把他们的视线更多地引向城市发展和政治问题上来，并且还能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形成类似的认识。^[9]英语教学使他们能够打破印度原有的方言障碍，与印度各地区的精英们方便地交流和处理公共事务。这样英语作为一种公共语言出现在印度，对于印度的现代化和民族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印度的精英阶层相对于印度其他旧的阶层来说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他们更少地受制于种姓、宗教、语言和地域因素，“这个阶层很久以来就具有了某种印度任何其他阶层无可比拟的团结一致的感情”^[10]，因此，相比印度其他任何阶层，新生的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印度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关切。

印度的传统文化赋予印度人民一套理想主义哲学和深邃的精神真理，但却没有鼓动人们追求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概念，而通过西方新式教育，印度的精英们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独立这些观念。正如提拉克所说：“爱国主义不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它是英国统治影响带来的东西。民族主义热情只能产生于西方式的国家体制；我们从西方得到它，它是西方教育传播新观念的结果。”^[11]

印度的精英们接触到这些来自西方的新观念之后就开始了反思，他们目睹了印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强大与文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因此他们将要运用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来改变印度的状况。印度精英们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改革的呼声与英国殖民者改变印度的愿望是不能等同的。英国殖民者是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姿态俯视着印度的民众，带着傲慢和偏见；而印度的精英们却是从自身是印度人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印度的答案。

英国殖民者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印度精英阶层中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从一开始接受西方式教育以来一种强烈的认同危机一直埋藏在印度精英们的心里。作为印度人，他们面对印度的落后和被统治的局面而不得不通过学习西方来谋求改变，在西方式的教育与印度的传统精神之间无法调和矛盾之间，精英们又只能运用西方的方法来宣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他们也不得不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而这一系列的活动等于默认了西方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歧视。^[12]一些西方历史心理学家在分析印度近代历史时认为，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化教育使早期有印度传统文化背景的印度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地位、身份、自我形象发生了变化，变化前后的人格结构间既存在无法缓解的冲突，又存在密切的依赖关系，这使他们产生出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从而导致并强化了他们意识中的紧张和痛苦。^[13]

印度的精英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他们接受的西方先进的教育是宗主国强加给他们的，而不是印度自发形成的或者是印度人主动去学习的。接受西方的文化对于印度来说始终是被动的，印度的精英们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引进西方文化教育、引进西方文化教育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当西化到了印度的精英们完全可以运用学到的西方的理论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地道的印度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西方化了；但是他们又不是西方人，至少从肤色、口音这些表象上看是这样。印度精英们的这种处境使得他们自然地产生出了一种仇视西方文明的心理，这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在这场典型的文化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印度精英们既想摆脱传统印度贫穷落后的形象，又不愿意被西方文明同化掉，因此，他们只好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尼赫鲁的评论可能是对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矛盾心态的最好总结：

“对于我和其他许多类似我的人而言，现状是一个由中世纪精神、骇人的贫困和苦难与中产阶级的表面现代化组成了奇怪混合物。我不是我自己阶级的赞赏者，但却不可避免地要去领导斗争以争取印度得到拯救；中产阶级感到被囚禁和约束，它需要成长和发展自身。”^[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