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老年人口的社会倚重
老年人，特别是老臣，因其拥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处理重大事件的经验手段而为朝廷所倚重。元初战乱稍平，社会生产急需恢复。但对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不熟悉的蒙古族统治者，必须要依靠一批有治理汉地经验的官吏来劝课农桑、恢复生产，故元世祖建元之后，设置了十道劝农使，“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39]，其成果也是较为显著的。元政府的施政也需要依靠老臣的力量，延二年(1315年)正月，御史台臣言:“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盗起，皆风宪顾忌失于纠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赏罚失当，或狱有冤滥，赋役繁重，以致乖和。宜与老成共议所由”，“诏明言其事当行者以闻”[40]。天历二年(1329年)，天灾人祸横行，“时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籍”，而江浙行省诸路因灾而致的饥民则达到六十余万户之多。面对严重的灾荒形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命中书集老臣议赈荒之事”[41]。这些都表明，老臣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以及社会危机时拥有的丰富经验，为统治者所看重和仰仗。
基层社会中，老年人的作用亦有充分的体现。元初实行劝农政策，中央以司农司为最高执掌，地方上分设各级劝农机构，并颁布劝农立社的十四项条款，其中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专一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桑，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劝教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42]政府劝农立社之时，选择的都是“年高通晓农事”之人为社长，看重的就是老年人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能，而且年高之人在乡村里多受到尊敬，社会威望较高，由其担任社长，也能有效组织和指导社众进行生产劳动，这是年轻者所不具备的。《元典章》中提到，大德年间，一些地方由于官吏差使社长“别管余事”，导致社长逃亡，“各处社长多不见年高德劭、通晓农事、为众信服之人”，甚至一些地方竟然用“妇人小儿”来接替社长，“大失元立社长初意”[43]。元政府规定:“社长若年小德薄、不为众人信服，即听询举深知农事、高年纯谨之人易换。”[44]所以，政府在号召民众进行社会生产之时，也要求老年人充分有效地发挥他们在生产方面的特殊作用。
当然，老年人的社会贡献不只体现在能够指导农业生产方面，统治者还看重老年人在乡村社会中的威望，希望其可凭借这一点来“教化乡里”，帮助政府有效地控制和统治基层乡里。劝农立社条款中规定:“本社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申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若社长与本处官司体究所保不实，亦行责罚。”[45]社民中“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社长首先要给予“丁宁教训”，如果不改，社长要“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对社众审问是实，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如本人知耻改过，从社长保明申官毁去粉壁，如是不改，但遇本社合着夫役，替民应当，候能自新，方许除籍”[46]。很明显，社长除劝课农桑之外，还负责监督社众，如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凶徒恶党之人，可以向官府报告，同时，社长还负责处理调解一般的民事纠纷，“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紊官司”[47]。对于村社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地方官府并没有能力直接进行管理，所以将这部分权力委托给社长，使其具有管理乡民社众、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职能。而老年人往往德高望重，在乡里民众中享有威信，由其担当“社长”，能够有效履行掌控乡里秩序的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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