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课题

(1991年1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一度出现的过“左”的思想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接着就高高地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1983—1984年间，在讨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一组论文中提出了以“两通”(广义的交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广义的流通包括商流、物流、钱流、信息流等)为翼，以工业为主体，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外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中心等，以带动广大城乡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和十二条措施。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1984年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制订了并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以“两通”为突破口，敞开三镇，面向全国，以开放促进改革。1986年又进一步狠抓“两改”(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两业”(大中型企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通开”(城乡通开和城城通开)、“两个结合”(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以及“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初步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与全国28个省市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的关系，还逐步建立了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运输市场和劳务市场，使武汉向着开放型、社会化、现代化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发展。但这仅是对内而言，要使武汉成为“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或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还需要在建设对外开放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上下功夫。在硬环境方面，原纳入计划的重大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一个国际备降机场、两大客运站、三个港口码头、四条公路干道、五万门程控电话、武钢“双七百”改造、阳逻电厂、长江公路桥和沌口30万辆轿车开发区等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建设之中，估计在“八五”计划期间大多可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完成将为武汉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良好条件。在软环境方面，国务院已经批准按照“特区”办法来开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建的武汉客运港即将落成，也可对外轮开放。已经开始建设的沌口轿车产业区，也将按照“特区”的模式办理。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加上国家已经颁布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将对武汉的对外开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武汉定将成为内地对外开放的最大港口城市，将对实现“中心开花”和“中部崛起”的战略以及带动华中、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新旧体制相互消长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新旧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在旧体制尚有相当大的习惯势力的时候，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在1984年武汉市宣布以“两通”为突破口，敞开三镇大门，搞活流通的时候，就有人认为这是“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保护本地工业。这么多年来，虽然武汉总的经济状况大有发展，工业方面绝对值也有大量增长，但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相对地位却下降了。于是过去对以“两通”为突破口持否定态度的人们又找到了理由，认为这是开放三镇、搞活流通的后果。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开放必然带来竞争，竞争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困难和压力。而竞争和优胜劣汰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它。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如果知难而进，把压力化为动力，让企业“见市场的世面，经竞争的风雨”，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才是正确的态度。1984年6月，当武汉市宣布敞开三镇大门的时候，《人民日报)记者就以《有胆略的决定》为题作了报道:如果武汉市在竞争的压力面前躺倒或畏缩不前，那就不是改革者的态度。

再说，开放三镇，搞活“两通”，不只是为了武汉，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挥武汉市作为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作用，使它对湖北省、对华中以及全国作出最大的贡献。1985年万里同志视察武汉时就曾说:“武汉不只是武汉的武汉，而是全国的武汉。”我们必须从全国的大局来看武汉。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此外，对武汉市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还要作具体的分析。譬如说，武汉市工业的技术设备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缺乏资金，更新改造困难。武汉市上交国家财政收入在计划单列城市中居第一位，而留成却最低，仅17%。还有管理不善，改革政策不配套，没有沿海城市所享受的那些优惠政策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工业企业效益差、产品积压严重和“三角债”锁链难解等现象则是全国性的。况且在这几年中，不是所有武汉企业都落后，也有不少是好的。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1981年底亏损240多万元。10多年来，该厂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很快由衰转兴。1983年获利77万元，1990年实现利税9635万元，8年中增加100多倍。

在同样竞争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上去，有的落后?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本文所强调的发展“两通”，虽然是就武汉提出，但却不局限于武汉。就全国来说，只要我们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应该大力发展“两通”，把它看成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战略任务，这是因为，大力发展“两通”:

第一，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

商品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商品要通过交换才能到达使用者手中，也要通过交换来实现它的价值。马克思把商品能否出卖看成是“致命的飞跃”。流通是商品交换的总体，交通是商品流通的运输渠道。“两通”在商品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前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混合体。那时广大农村处于封闭型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产品进行交换为量不多，不需要形成流通网络，对交通运输的要求也不高。生产资料主要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调统配，基本上不进入流通，消费资料虽然属于商品范畴，但主要由行政性的三级批发站统购包销。生产单位没有买卖的自主权。商品价格基本上由国家统一制定，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不起多大作用。这种客观存在，加上传统的“轻商”观念以及“重生产、轻流通”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流通就很不重视。再加上过去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在流通领域里，就形成经济形式单调、机构重叠、层次多、人为障碍堡垒多、批零机构少、流通渠道少、市场预测薄弱以及商品流向不合理等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商品和物资的流通。

这些年来，虽然在商业体制方面作了许多重大改革，在交通运输、邮电等方面也投入不少资金，增加和改善了不少基础设施。但还不能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生产愈发达，分工愈细。协作愈强，对“两通”的要求也愈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愈发展，各行各业的门类愈多，交换越频繁，流通就越要通畅，资金供应、信息传递、交通邮电等设施就越要跟上去。否则就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两通”领域还存在的许多困难，诸如买难、卖难、乘车难、乘机难、打电话难等，严重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树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意识，但是经过这多年的改革，许多企业重生产，轻销售的产品经济意识仍然相当浓厚。他们片面追求产值，不顾市场的需要，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只有销售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企业才有资金进行再投入，才能使资金实现供、产、销的良性循环。否则只能靠借债过日子。这是“三角债”锁链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的需要。

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纵观世界各国大城市的兴起，差不多都与交通和贸易有关。开始大多是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然后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有的还成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不是孤立地各自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就城市作为生产基地来说，如果交通和流通不畅，原材料买不进来产品卖不出去，它的再生产就无法进行。商品是细胞，金融是血液，要使企业有活力，需要一套完善的金融机制来为它服务。如果信息不灵，不了解市场的需要，产品不能适销对路，企业也很难搞上去。因此，又需要一套发达的提供信息的机构，包括便利信息传递的邮政电信设施在内。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符合“四化”条件的干部，以及各种专业人才，这样，科学技术和教育也要跟上去。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都要相应发展，而广义的“两通”正是第三产业的主要内容。因此，大力发展“两通”又是全面发展城市多功能作用的需要。

第三，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需要。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经济体制，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通过中心城市来组织和领导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横向经济网络，才能打破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有利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心城市就是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和它所联系的地区是相互依存的。中心同其所联系的地区之间必定要有一定的纽带，地区的各点之间也要有一定的纽带。这样，才能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网络，否则商品、物资、信息和货币就流通不起来。而这种纽带只能靠交通和商业。前者提供流通的设施，后者提供流通的组织者，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把经济中心比作相关地区的心脏，交通运输是血管，商品流通是血液循环。没有血管和血液流通，心脏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两通”是一个城市能够成为有关地区经济中心的首要条件。经济中心首先是“两通”的中心。一个城市能够成为多大的经济中心，或这个经济中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看它“两通”的条件如何。这是就作为经济中心所在地区这样的系统来说的。就全国这个大系统来说，也是如此。过去对“两通”很不重视，欠账很多。现在我们的政府把加强交通列为全国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把改革商品流通体制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是活跃城乡交流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中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到处出现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气象。我国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迅速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这就要求“两通”相适应地发展，去年虽然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棉仍然丰收。可是，由于仓储，收购资金和运输等跟不上，仍然出现卖粮难的现象，据反映仅荆门市就有15亿斤粮食卖不出去。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农民产粮的积极性。由于地区条件不同，有些省粮食多余，有些省则缺粮。由于“两通”不畅，宏观调剂不力，不能互通有无，有些省还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另外，有些地区，不仅卖难，而且买难的现象也很严重。他们买不到化肥、农药和柴油等生产资料，随着林、牧、副、渔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种类多起来了。现在农民逐渐富裕，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逐渐多样化了，但因为“两通”不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往往买不到。

这几年中，城市经济有很大发展，但却出现了市场疲软、大量商品积压的现象。这其中有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市场观念淡薄，产品不适销对路、质次价高等原因。但农村广大市场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也是一个原因。农村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与城市不同，城市不能销售的，在农村不一定销售不出去;质次价高的商品降价销售，还是可以卖出去的。城市商品不能下乡，或满足不了农村的需要，“两通”不畅是个重要原因。

发展城乡交流，不仅商品流通和资金融通体制要改革，交通运输要大大改善，而且信息传递也很重要。现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大量产品外销，对市场需求的信息很重视，不然就会盲目生产，或者市场需要的供应不上，或者市场多余的卖不出去。现在有不少农村不仅水陆交通不便，市场信息不灵，而且通邮、打电话、拍电报也难。有的地方一个村几十户或几百户连个电话都没有。

现在不少老、少、边、穷地区，至今没有脱贫，“两通”不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是发展外经外资和对外交流，引进外资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实行对外开放，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相对说来，沿海地区和城市发展比内地要快得多。这一方面是国家采取东靠西移的政策，在沿海地区设立了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开放城市，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和城市在“两通”方面，也比内地优越得多。对外进行交流，没有先进的交通、运输、邮电方面的设施，没有发达的物资、商品、资金、信息技术和劳务市场，将会带来很多困难。有些外商想到内地投资，看到交通不便，通信不畅，信息不灵，资金融通困难，就裹足不前。有的外商，把“两通”看成比优惠政策还重要，因为“两通”通畅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盈利比优惠政策更实惠得多。

总之，“两通”是城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工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内外经济贸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发展“两通”，不仅是武汉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全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具有普遍和长远意义的重大课题。

(载《改革研究》1991年第1期，武汉市体改委，武汉体改研究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