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国家作为

中介组织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原体制开始变化、中介组织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诸多公民自主、自发的维权、参与活动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在成长，公民自主、自治意识在加强。以街道准行政机构为领导，以众多具有中介性质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机构为实现组织者，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和居民个人为成员的新的利益整合关系已经出现。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必然异于西方的道路和样态。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还不长，无论在其生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还是其内部的结构和职能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按照怀特(Gordon White)1993年对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出现的“市民社会”的考察，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动需要依靠社会团体来发挥中介和权力平衡作用，而社会团体始终保持一种官民兼具的特色。中国中介组织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目前虽有数量众多的中介组织，但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机制不健全、服务不规范、成员素质不高、外部监督不力等问题，难以真正发挥社会管理主体的功能。为此，要改变政社不分的社会管理模式，重新界定中介组织的性质、目标、功能、职责、权力、利益。

公民社会的产生虽然是一个自发的形成过程，但是也需要政治国家的积极培育，对于后发的市场社会来说更是如此。政府要扩大公民的参政渠道，为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和公民保持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以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缩小民众对政府的需求与政府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要控制过度的参与以防止危及整个政治体制。中介组织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它作为各自利益相同的人结社而成的组织，不仅可以反映民众的呼声，而且可以使民众的参与热情得到整合。政府要扶持中介组织的发展，对类型众多的中介组织实行分类指导，为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如让中介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适当的时候给中介组织提供帮助(如人力、物力上的帮助)，规划发展。但是，当时机成熟时政府也要主动退出中介组织的运作过程，以防止中介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而使中介组织“政府化”。政府应规范中介组织的行为，健全中介组织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完善法制，加强有关中介组织的立法，明确中介组织的责任并规范其运行方式，中介组织由于其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其依法从事管理和服务活动。^[43]概言之，我国中介组织的完善和发展既需要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需要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既需要政府积极培育和引导，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中介组织作为一种志愿性、自治性和非营利性极强的组织，最终只能依赖于社会和个人自身，因此中介组织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在国家、市场之外建设和发展公民社会。既然中介组织反映了公民意愿，体现了公民的利益并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机会，那么其自身的发展自然能够得到公民衷心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发育提高了社会和个人承担自我责任、发挥自我功能的能力，为中介组织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奠定了基础。^[44]

在市场社会中，政治国家只有积极地建构公民社会，才会使经济发展和政治革

新同步进行，才能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为了体现效能、效率、回应性和责任的要求，社会管理必然走向网络化。网络化的管理就是多种管理主体动员各种力量，整合所有的资源对社会进行立体交叉式的管理。这种管理不是简单的赤裸裸的权力运作过程，而是间接的渗透式的多权力联动过程，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其中，中介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其管理作用的发挥必然是融入网络化的结构中进行的。从理论上讲，这种网络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由三大行为主体在三个层面互动的过程，即政府、市场组织(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是实现社会有序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共同推动者，三者分别采用行政、经营和自治方式动员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资源和力量，形成一个管理体系，以合力作用于社会。^[45]中介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重要部分，它们的存在和活动体现一定量的社会资本，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中介组织可以发展民间交流和自主管理的方法和技能，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互惠精神，促进相互信任和理解，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意愿。中介组织的活动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可对政府有效地运作起积极作用。在中介组织活跃的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会更有效地运作。中介组织致力于加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它们在人权、教育、政府参与、信息流动等方面开展的活动都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使社会资本增值。^[4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接轨，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利益发生分化，在社会上形成了多元的利益格局，而且以契约关系为中介的公民社会在不断成长，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在社会主体权利基础上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将成为中国政府管理模式演变的重要实践取向。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可以进一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促进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可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水平，进一步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强化社会自我管理。^[47]在国家向社会逐步让渡权利的过程中，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展，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出现。尽管它还非常弱小，尽管它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是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必然的。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治生活也不断向民主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这些无疑都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有理由相信，随着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将会逐渐增多，社团的自主、自治意识会进一步加强，维护公民利益、表达公民意愿的社会团体会不断涌现。民主参与、公民自治、组织民间化将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中介组织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善治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

[2]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No.3，Autumn 1994，pp.375。

[3]俞可平、王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善治》，《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

[4]王新生著:《公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迁》(英译本)，剑桥:政体出版社1989年版。

[6]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胡为雄:《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

[8]赵黎青:《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9]张祖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http://www.dajun.com.cn/gongminshehui.htm。

[10]［美］迈克尔·伯恩哈德:《第一次转轨之后的公民社会——波兰及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困境》，《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第309～327页。

[11]《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2]［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13]王新生著:《公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第259页。

[14]王新生著:《公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第127页。

[1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0页。

[16]汪玉凯:《中国行政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6页。

[17]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8]吴忠泽、陈金罗主编:《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19]据民政部2002年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数据统计数据，http://www.chinanpo.gov.cn/front/index.jsp。

[20]俞可平、王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善治》，《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

[21]朱秦:《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2]孙立平:《民间公益组织与治理:希望工程的个案》，研究报告，2000年。

[23]胡平仁:《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http://www.dffy.com。

[24]梁莹、王飞:《治理视野中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5]汪玉凯:《中国行政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6]刘星:《论中介组织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27]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版，第237页。

[28]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92～106页。

[29]张祖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http://www.dajun.com.cn/gongminshehui.htm。

[30]《要大力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北京日报》1998年12月7日;《广州明年全面深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广州日报》1998年12月29日。

[31]黄杰:《公民社会与社区建设》，《探索》2002年第6期。

[32]赵黎青:《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3]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34]郑安云、戴雅玲:《试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

[35]王玉明:《中介组织及其社会管理功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7期。

[36]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7]张立荣、金红磊:《非政府组织的勃兴动因——基于二维视角的一种探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38]黄杰:《公民社会与社区建设》，《探索》2002年第6期。

[39]罗伯特·D·帕特南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40]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1]李恒光:《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政府行政改革》，《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3期。

[42]熊跃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43]巫勤、顾文:《中介组织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4]李勇军、路金亮:《西方第三部门的兴起及其对我国发展第三部门的启示》，《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45]金家厚:《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46]赵黎青:《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7]罗海林:《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政府改革的重要环节》，《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