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亚洲企业发展的关键

1.未来十年亚洲企业发展的关键

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专家学者们预测这个十年是“不确定的十年”，是属于亚洲的十年，亚洲也被认为是世界复苏之路中的领导者。与美国和欧洲的缓慢恢复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亚洲继续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增长势头，担当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40%。

当前全球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仍存在巨大变数的时刻，亚洲企业的崛起却成为了别致的风景线，他们正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施展身手。

2011年《财富》500强企业名单中^[1]，亚洲企业总共入围164家，相比2010年这个数目增加了17家，其中中国大陆企业入围总数53家，仅次于日本68家，排行亚洲第二。大陆企业新增500强企业数目达到15家，新增数量在全球排行第一位。虽然财富500强是以单纯财务数据衡量，但其所表达的意义却非常明显，即在全球经济复苏景象仍不明朗的今天，亚洲的企业（尤指新兴市场中的亚洲企业）依然在全球市场中健康、稳步增长，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发展速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呈现较强的增长势头。

就过去十年的发展轨迹而言，相较欧美企业，亚洲企业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成绩单。不少优秀的亚洲企业已经汲取了世界领先企业的最新、最优经验，其中更有部分企业从产品销量到公司治理水平都接近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亚洲企业是一个庞大的范畴，虽然其中不乏精英分子，但更多的是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准的“发展中”企业，如何将西方先进管理理念融入亚洲特有的经济、文化体系，全面提升亚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整个亚洲管理学界和业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1.1　亚洲企业发展概述

1.1.1　传统力量：以日本，韩国企业为代表

作为亚洲传统经济强国，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间都走过了颇为艰辛的历程。在缺乏其他有效增长手段的前提下，两国都通过大力扶植中小企业来寻求刺激本国经济。

日韩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间并未能发展成为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独立企业，而是成了大企业的分包企业。这些分包企业为大企业提供着廉价的配件，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人均生产附加值偏低，这些企业难以挣脱劳动密集型的枷锁，无法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创新能力的不足，也使得这些中小企业难以变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同时，日韩大型企业受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等方面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也颇为起伏，总体略有下滑。

尽管如此，日韩企业一直积极地在困境中求变，近十年来，两国知名企业比其他亚洲企业更快速地向“绿色”概念地带渗透蔓延。

1.1.2　新兴力量：中国、印度企业为代表

作为金砖四国^[2]成员，中国、印度这两股崛起的亚洲新势力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诸多领域的显要位置占据一席之地。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一批蹒跚起步的企业经过艰难蜕变后正逐步向世界级企业迈进，但总体而言还未上演“中国企业崛起”的场景。原始资本积累、主业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这四个阶段成就了中国企业这十多年的成长之路，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中国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连日韩的高度也还未达到，全球知名企业的数量还是凤毛麟角。

印度企业在过去十年中，表现得相对稳健。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印度正逐步通过软件、服务外包领域的强大实力参与国际企业界竞争。

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近来都面临着相类似的挑战，劳动力成本攀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环保成本进一步加大等诸多因素，削弱了两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和印度两国企业，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契机大大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两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的增速并不明显，境外直接投资中有较大比例会返程投资。

1.1.3　发展中力量：东盟国家企业（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

以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盟十国近年来的发展步伐虽不能与中国、印度相提并论，但经济增长速率高于西方国家。在最新一次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首脑明确强化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构架及相关布局。东盟的领导者寄希望于通过未来经贸一体化的实现，在亚洲与中国、印度展开合作与竞争。《经济学人》2012年的《亚洲商业展望调查》显示，印尼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亚洲最新投资热土。

东盟国家的企业进入财富500强的较少，仅有的两家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和泰国石油公司也均为能源类企业。但不可忽视的是，东盟国家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过去十年内有了大幅度提升。

综上所述，未来亚洲企业也将进入一个类似三足鼎立的时代，以日本、韩国企业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以中国、印度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以及以东盟国家企业为代表的发展中势力，将通过竞争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和全球企业中的重要板块。任何的评价都难以精确形容亚洲企业在过去十年中的表现，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以传统的眼光判断亚洲或者亚洲的企业都已经过时，下一个十年对于亚洲企业而言一定是充满希望的十年。

1.2　亚洲企业发展短板

1.2.1　创新

相比于欧美企业，亚洲企业的沉淀期要更短，如韩国历史悠久的LG公司、三星公司等企业也仅用了不到五十年时间便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亚洲企业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漫长的工业革命，绝大部分的亚洲企业都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发展壮大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不能忽视的是，模仿能力强、执行力强是支撑亚洲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拿来主义”盛行的中国大陆地区，“山寨”近年是一个高频词汇，山寨文化更是成为一种亚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国的山寨机风暴曾经在市场上有所斩获，山寨数码产品通过对苹果、索尼等电子产品进行反向工程，然后以低廉的成本加以适当改造，形成新的品种。而中国目前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等也给以模仿为主的山寨文化提供了温床。

不少人也提出，“模仿期”是所有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必然经历的阶段，如日本韩国企业在二战后都经历了模仿、产品劣质等阶段，之后逐步过渡到创新阶段。

与欧美发达企业相比，亚洲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创新的政策环境和企业对创新的尊重。这一点在中国大陆尤其明显。由于模仿、跟风氛围浓重，企业不愿意涉险投入成本，创新成果缺乏必要保障，导致创新缺失。

（2）缺乏破坏性创新勇气。这一点在日本比较明显，过去十年以数字化革命为背景的互联网通信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而在这一轮新的产业革命当中，日本没有涌现出引领世界潮流的企业。日本企业习惯于维持性创新，企业的治理结构、文化战略、组织结构、生产流程的设计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既有形态和格局上持续改善，对于互联网经济时代所需要的破坏性创新，日本企业多数具有排斥性。

（3）全球化创新能力偏弱。亚洲国家在创新过程中首先设定的范围和目标对象往往是本土市场，这与亚洲国家的文化、特质相关，而这种创新的视野则被批评为不够开阔。印度在这方面较其他国家的企业有一定优势，因为语言等因素，他们更多直接参与硅谷和全球的创业项目竞争中，这一点也越来越引起其他亚洲企业的关注。

就目前趋势而言，针对设计环节的模仿已经越来越困难，欧美发达企业越来越认识、理解并运用设计创新、概念创新的模式，这种看似漫无边际的创新方式也成为其应对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如IBM公司提出的数字城市概念等服务设计创新等，都已经超越我们对创新范畴的传统理解，故而难以对其进行简单模仿。

1.2.2　创业

新兴市场地区的企业在创业初期能够享受到本土市场带来的众多益处，而亚洲企业也正在发掘高速发展的市场给企业自身带来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地区的创业能力、水平、环境等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

以中国为例，从2012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与“美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的对比后发现，中美两国在创业能力和环境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对比中美两国30岁以下创业者的名单可以发现，美国年轻人在互联网、生物制药、新能源、媒体、餐饮等多个领域自由发挥创意，而中国年轻创业者能施展的行业空间较为狭小，其中互联网成为他们扎堆的行业。中美30岁以下创业者的区别，恰如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一个在研发，一个在市场。美国年轻创业者更擅长从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入手，寻找打破行业固有格局的着力点；中国的年轻创业者更擅长从应用着手，寻找传统产业在网络平台的新应用。另外，美国创业者的产品和服务很多都具有全球性和高科技性两大特点；反观中国创业者，绝大部分都限于中国市场，少有影响世界的创新项目。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创业企业的未来之路仍然艰辛，创业企业发展需要面对三个核心层面的问题：

（1）宏观层面：创业政策，其中包括行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资本市场的支持程度（如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创业投资发展程度等）；

（2）企业层面：企业创业策略、创业初期的学习、适应、资源协调能力；

（3）企业家个体层面：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企业家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愿景和视野等。

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企业未来能做多大、走多远、飞多高。

1.2.3　可持续发展和管理

可持续发展用来形容亚洲企业所面临的新挑战也非常恰当。当亚洲企业真正发展壮大成为各领域内领先的企业时，他们会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如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考验企业对“业务能力”与“社会能力”两者的驾驭能力。业务能力包括了战略、人力资源、财务、品牌等发展能力，而社会能力则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应对、社会公关等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管理已经从单纯关注财务和股东价值转向范围更广的企业与社会共同增长的范畴。

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已经认识到，优先考虑社会价值不仅会为社会带来益处，还会为企业自身带来许多好处，他们已经领悟到社会与企业同步成长的互补性。如GE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的绿色创想计划，其绿色产品已经实现了3倍于公司平均增长速度的快速增长，产品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

很多亚洲企业也都在各种场合强调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目标的经营方式，但真正付诸实际行动的并不多见。这其中有企业自身的意愿问题，但更多的是缺乏将自身企业放在社会动态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的能力。大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引导，对于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存在误区。形形色色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也因为不具备统一的标准化认识而缺乏标杆作用。

1.3　亚洲企业的赶超战略

针对上述亚洲企业的发展短板，我们提出三条亚洲企业赶超战略：

1.3.1　商业化创新

亚洲企业在研发资金投入和人才方面并不落后于欧美企业，但纯粹的研发、技术、专利的创新竞争未必是亚洲企业的取胜之钥。以中国企业为例，中国的本土企业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不断研发、完善技术理论。在中国企业中，往往一有新构想出来，就会马上在市场上进行测试。只要构想最后能够成功，中国企业不介意进行三轮四轮商业化；欧美企业则是把同样长的时间花在研究、测试和验证，然后才让产品问市。以电动车为例，中国汽车企业认为，世上没有完美的电动车，他们也不试图一开始就制造出完美的电动车。他们会进行好几次的改善，与此同时找出客户的喜好并投其所好。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创新方式，一种其他国家还在努力了解的创新方式。在此，我们将利用商业化实现创新的模式称为商业化创新。在去年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球创新企业50强”排行榜中，比亚迪凭借其电动车领域的突出能力排行第8，这也是对中国企业乃至亚洲企业的认可。

1.3.2　职业化创业者

长期以来，“职业化”与“创业”似乎总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传统观念认为创业的火花总是一触即发，熊熊燃烧，而职业化之路总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此，我们提出培育“职业化创业者”的概念。职业化创业者是指具备创业知识、能力、素养的创业者。或许这些潜在创业者目前正挣扎于创业的泥泞中，或是在学府里两点一线的学生，又或是在办公室里默默无闻的白领，但是他们得到过职业化的培养，对于创业风险、危机、资本、人际等方面的预估更为充分，一旦机会条件成熟，他们能够更快速地将创业机会付诸实践。

并没有研究表明高等院校是创业培训的最佳场所，但至少在目前阶段，西方的高等学府是创业培训的主要力量。谷歌上市时，斯坦福大学凭自己的能力在支持学生创业的投资中赚取了2亿美元。该大学崇尚创业精神，甚至创造了一种类似“大富翁”的棋来教育自己的教授们如何成为企业家。MIT（麻省理工学院）则有专门的创业服务中心（Venture Mentoring Service），帮助创业学生联系天使投资。

亚洲各国的高等学府也都陆续开设创业类的课程甚至新建学院，但目前基本沿用西方的模式，即商业计划书式的教学设计。亚洲国家因为文化、地域、市场差异，其创业特征和西方存在一定差异，一味采用西方体系下的创业培养模式并不利于培育真正的亚洲创业者。

我们认为，对于职业化创业者的培养，首先要解决的是设计符合自己本土的创业课程体系，相比商业计划书而言，创业心理的培训（焦虑、自我怀疑、盲目自信等的克服），创业资本与人际管理等内容同样重要。刚珀（David　E.Gumpert）在《烧掉你的商业计划书！什么是投资者真正想从企业家那里得到的》一书中明确地回答：风险投资家最喜欢看到的是创业者的雄心、团队合作、执行能力、创业经验，而商业计划书所展示的商业模式、系统计划则是第二位的。其次是对于潜在学员的甄选，目前的创业课程更多针对高等学府中的学生，而实际上低级别的院校学生和职业工作者往往有潜力更大的创业培训市场。第三是创业辅助机构的大力参与，如印度非营利的“成熟的创业指导协助机构”TiE公司和维瓦尼基金会等，他们致力于激励、教育和支持那些“新企业家”，并创造可使他们成功的环境。TiE公司与大学、风险投资公司、律师、银行、企业都有着紧密且固定的联系，给青年企业家提供一个中间平台，帮助印度只有技术的IT人才做好技术以外的其他环节。

总而言之，亚洲需要更多经过职业化训练的创业群体，他们既有“全球视野”，又不乏“创业激情”。他们时刻准备好，对于潜在的商业机会，他们能够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一呼而应。

1.3.3　责任竞争力

责任竞争力，简言之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能够将责任转化为公司竞争力的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市场中长期生存，才能持续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亚洲企业崛起之路，强化责任竞争力，与社会共融、协同进步是其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亚洲企业的管理者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必须像对待经济问题一样，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者需要意识到，企业的社会形象、声誉甚至比企业的产品、服务更重要。而除此之外，如何将承担此类责任从一种负担转化为正向的、积极的竞争手段，值得各个企业深思。如联想公司的管理者认识到通过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能耗，同时实现产品差异化。索尼公司制定的“走向零复合”环境计划，针对气候变化、资源循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作出了各种适应性调整，在可循环生产领域实现突破、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在经历了2011年福岛核危机后，更多日本企业开始关注企业与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等问题；中国“十二五”经济规划中，也多次明确提及环境和社会因素，这些来自亚洲的声音都在暗示着企业责任的重要性。

里昂证券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总结称，采用较高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业绩，远远好于那些在这方面落后的企业。该报告鼓励投资者重点关注供应链，并考虑亚洲工作场所的工作环境，称环境和劳工标准是关键所在。在去年的另一份报告中，高盛表示，中国企业实现从成本领袖向创新者的转变时，如果能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考虑在内，便有可能保持行业领军地位。这与中国的目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