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的“人本”思考

对中国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的“人本”思考———基于一种“人物志”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的“人本”思考———基于一种“人物志”的研究方法⁽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　艳

内容提要：文化产品的原创力直接关系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人”贯穿了文化产品创意、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因此，回归本源，从探讨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与发展入手，是解决提升文化产品原创力及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本文以“人物志”的方法，结合对文化创意从业者的鲜活访谈，从核心素质及必要条件等方面，对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人本；人物志

一、本文的研究缘起

“国内九成文化艺术作品属于模仿复制”，2011年11月12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对当前我国文化产品创新力、创造力所给出的这一评判，或许让一些习惯并喜好用“数字”说话者“无话可说”。根据柳斌杰的观点，在每年4 300多部的文化艺术作品当中，有3 900部左右都是复制、模仿之作。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即便是在仅有的400多部非复制、非模仿之作中，又有多少在创意上出类拔萃、被受众奉为经典的呢？

以中国的电影产业为例，研究者喜欢引用这样一组数据来对比中国电影30年前后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年产量50部，影院观影人数为293亿人次；而今，电影年产量近500部，影院观众数量为2．9亿，仅是30年前的1／100，平均每人5年才进一次影院。1980年，仅《405谋杀案》一部电影的年观众量就达3亿人次，票房过亿，创中国电影观众人数最高。假设现在的影院观影人数仍能达到30年前的水平，那么，我国电影的年度票房将达到8 000多亿元人民币（票价按30元计算），这是2010年全球电影票房总和318亿美元的4倍之多。⁽²⁾

从293亿到2．9亿，导致观众从电影院流失的原因，除却娱乐方式日趋多样化、电影票价逐渐“小众化”、在线和下载免费观看成为人们重要的观影途径之外，国产电影原创力的苍白、吸引力的孱弱，难以满足已经被国外影片调高口味的中国观众，无疑是影响影院观影人数的一大原因。

即便是票房数字飘红，有时也很难与获得观众好评画上等号。国产大片虽然凭借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但如果没有好的故事，也难免得个叫座不叫好的结局；在小成本电影方面，为吸引年轻观众，一些国产悬疑片、惊悚片相继出现，如2010年平安夜上映的《午夜心跳》，借贺岁档的错位营销及演员的号召力，以400万元的成本获得了3 200万元的票房，被认为是小成本电影的成功范例。但是，票房数字背后观众的评价却相当“不给力”———“剧情不够清晰，惊悚得没特点”“连鬼的造型都是抄袭的”“为追求恐怖才拍的，没有观看价值”“如果你没看过恐怖片，如果你喜欢国产电影，那你去看吧；但是，如果你喜欢看恐怖片，那就走吧，别看这部国产喜剧科幻大片了”……⁽³⁾这些语带辛辣的短评，在“风行网”长达34页的《午夜心跳》点评中呈“一边倒”态势。

年产量将近500部的国产电影、超过1．2万集的电视剧，客观地讲，的确是丰富了中国观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但是，在质量上，尚不能满足观众的消费需求。不仅对国内观众是这样，对国外观众而言，同样面临缺乏吸引力的局面。根据对在京外国留学生的问卷及访谈调查，发现他们更愿意选择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很少看中国电影、电视剧，问其原因，答案多为“看不懂”，当然，这并非仅仅是语言障碍的问题。

电影、电视剧是中国文化产品的重要构成部分，如果解决不了原创力、吸引力的问题，提高满足国内观众需求的能力、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等就无从谈起。那么，原创力、吸引力从何而来呢？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有创意智慧、创新能力的编剧、导演，要能写出、拍出不落俗套的故事。

继而，包括影视剧导演、编剧在内的文化创意阶层如何才能形成并得以发展？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相关的概念界定

1．“人本”视角的选取

文化产品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产品、体验产品，其竞争力来自对消费者的情感触发以及对其精神消费需求的满足。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产业，“人”贯穿了文化产品创意、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人”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力，决定了一国一地的文化软实力。

关于人才之于文化产业的意义与价值，研究者多有论述，如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创意产业部主任山度士（Ednados Santos）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包括科技、社会、政治的成熟度，文化的多元性与人才素质，其中人才素质最为重要。香港大学许焯权教授认为维持创意有4个最基本条件，其中人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结构，之后才是社会和管理。与工业经济时代胜在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不同，创意经济时代，一个地区和企业的竞争关键在于是否能产生、留住和吸引一流人才。⁽⁴⁾

因此，以“人”为研究视角，无疑可以更直观、更鲜活、更有效地抵达问题的核心。撇除浮躁，回归本源，通过探讨如何拥有具有创意、创新能力的人，来解决如何实现文化创意产品质量提升的难题。

2．“创意阶层”的由来

“创意阶层”的提法源自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其在2002年出版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中，认为社会对创意的经济性需求已经催生了一个新阶层，即“创意阶层”。佛罗里达将“创意阶层”分为“超级创意核心”和“创造性专业人员”。

根据佛罗里达的观点，“创意核心”群体包括科技、建筑和设计、教育、艺术、音乐以及娱乐等领域的工作者，他们的经济职能是创造新理念、新技术和（或）新的创意内容。佛罗里达对这一群体所涉及的职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与建筑师以及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如非小说作家、编辑、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及其他“舆论制造者”。

围绕“创意核心”，创意阶层还包括更为广阔的“创造性专业人员”群体。他们广泛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与卫生保健业以及工商管理应用。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还利用广博的知识体系来处理具体的问题。⁽⁵⁾

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的研究，是基于创意阶层已然形成并成为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一前提的，其重点探讨的是创意阶层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其“3T”（技术、人才、宽容）理论，思考的是一个城市如何才能吸引创意人才以及如何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创意指数等问题。此外，佛罗里达对创意阶层的界定外延较大，其中，不同行业门类虽说在创意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差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如科技行业的创意与文化艺术方面的创意，无论对创意者的思维方式还是具体操作的要求都有着较大的不同。

该书中译本2010年出版后，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热情关注，出现了一批探讨中国创意阶层崛起的文章。但梳理发现，这些论文大多是在介绍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将论述重点放在城市如何提升宽容度、如何吸引创意人才方面；个别论文述及通过高校的创意教育及相关职业培训来推动创意阶层形成的问题。对于中国创意阶层，特别是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等尚缺少深入的探讨。

3．文化创意阶层

本研究所界定的“文化创意阶层”外延要小于“创意阶层”，特指从事文化产品创意、策划、生产、营销及相关项目管理的人员，并将提供原创内容的核心创意人员作为研究重点。

就中国的文化创意阶层而言，还处在生成发展的前段，从业者大多数还没有达到从容挑选栖息城市的程度，况且在中国，目前阶段可供挑选的余地也有限。“文化创意”较之外延更为宽泛的“创意”，所受的外界制约因素要更为复杂一些，文化创意的从业者需要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力和生存耐力。

文化创意阶层的养成需要从幼儿园阶段的教育开始，对于个体来说，其人文修养、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在进入大学阶段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单纯寄希望于大学对创意人才生成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4．“人物志”的方法

《人物志》是三国时期魏国刘邵所著，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之作。提出了一整套人物品鉴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不管是对当时还是以后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⁶⁾而今，“人物志”也被用作一些人物纪录片、人物传记类栏目的名称，如中国网络电视台的《二战人物志》、新华社的《感动中国———共和国100人物志》、凤凰卫视的《五四人物志》等。

本研究不想罗列数字，一方面是对某些统计数字的真实度存有疑惑；另一方面，单纯凭借数字无法判断文化创意从业者的质量、生存状态及成长过程。因此，更愿意采用一种“人本”的视角来探讨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与发展这一以人为核心的问题，基于这一考虑，“人物志”不失为一种鲜活、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对文化创意从业者的深入访谈，对其性格特征、成长经历、思维方式、人生感悟等进行剖析，从中获得对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多维度认知，为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与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三、文化创意阶层的核心素质

从2009年到2011年，笔者与本专业的本科生一起，对电视、电影、广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行业的文化创意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中国网络电视台副总经理、海润影视集团文学部总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中影集团项目营销策划人、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及科教栏目主编、电视剧编剧、广告策划人等。

通过对访谈的梳理，可以归纳出文化创意从业者需具备的核心素质：

1．善于学习与自我管理

在所访谈的对象中，有些人并没有接受过四年制的全日制本科教育，但是凭借着善于学习的素质和善于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得他们在大浪淘沙中最终成为可以闪光的金子。

如海润影视文学部总监孙允亭，自小学习绘画，先是考取一所专科院校的美术专业，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后发现自己渐渐对此失去兴趣，萌生了想成为作家的念头，经过努力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习。在“军艺”学习期间，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如果当天没有课，便在图书馆或自习室看书、写作，一坐便是一天，直到晚上十点半回宿舍。从放弃学习了12年的绘画，到从零开始学习剧本写作理论、研磨剧本、尝试写作，再至成为一名收入可观的剧本“写手”（在采访中，孙允亭的原话为“枪手”），如果没有善于学习的素质和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仅用两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转型，可以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中国网络电视台副总经理问永刚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在2009年之前，他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问题。当有人问起这个名字的来历时，他以问代答———“这是问题吗？”当谈话中，有人沉默不语时，他会笑问“你是在想问题吗？”儿子的出生，让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神秘”而充满创意的名字，因为他不想当有人问孩子爸爸是谁时，得到“是问题”的回答。当然，说其传奇，并非因为名字，而是经历。他自称“放羊长大的孩子，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因为对电视的热爱，他从家乡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旁听，谈及那段经历，他至今仍难掩激动，对个别老师将满腔求学热情的他拒之门外表示不解和愤然。后来，他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1995级正式在册的硕士研究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

以上两个人物的经历也印证了佛罗里达的观点“创意精神建立在自律、专注和辛勤努力的基础上。一个人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构建心理结构并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并非易事”。⁽⁷⁾

2．善于反思与直面风险

善于思考，对自我的发展作出理性的判断，敢于面对风险，不惧怕挑战，能够把握机会，是成功的文化创意人士所需具备的素质。

仍以海润孙允亭为例。2007年时，跟随老师写剧本，替人“捉刀”一集已经能挣到4 000元，这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是继续做一个衣食尚且无忧的无名“枪手”，还是去实现或许一辈子也未必能实现的著名“编剧”梦？最终，他选择放弃前者，到海润影视制作公司文学部，做了一名剧本编辑。当时，文学部有两个人，但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上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校对和打印剧本，然后把剧本送到剧组。在访谈时，已经在编剧行中颇有建树的孙允亭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的工作状态：“一台15寸的球屏、裸露着主机的老电脑，一台总是卡纸、‘抽风’的旧打印机，经常是从早晨一来就开始打印剧本，到天黑的时候，才能打印完5本。”就这样，与老旧电脑和打印机“作战”的日子一点点摧残着孙允亭的梦想，那时的他27岁，他又一次问自己“是坚持还是放弃？”回答是“死扛”。“扛”是在访谈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字。孙允亭的职业经历如同他写的剧本一样有戏剧性，如今，回看过往，他说经验就是“要能扛得住”。在“扛”了整整一年半之后，机遇终于降临了，由于一位编剧因事缺席，领导临时决定让孙允亭补缺，担任《潮起两江》的编剧。改革开放30年的宏大背景、工业改革的题材，对孙允亭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挑战。但是，这个机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孙允亭心里很清楚，他用20天的时间拿出了一个15万字的剧本。正当剧本获得认可，他踌躇满志规划未来的时候，“5·12”地震发生了，这部与重庆相关的戏被叫停。面对这一“变故”，还是只能“扛住”。直到4个多月后，好消息传来，这部剧可以拍摄了。但随着而来的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由于进入11月后，很多夏天的场景没办法拍摄，所以，剧组必须赶时间开机。这样一来，留给孙允亭修改剧本的时间就十分紧张了。于是，以每天平均一万八千字的速度，有时连续30多个小时不合眼，孙允亭终于在要求时限内把这个任务“扛”了下来。

问永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委，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金饭碗”。然而，经过一晚的前思后想，他第二天就选择了离开。因为，在他心中，有着一个不曾磨灭的梦想。到科影后，短短几年，从编导、主编到创办人物专访栏目《大家》并担任制片人，后又担任科影厂厂长助理、科影传媒文化公司总经理。无疑，在人们看来，他已经很成功了。但就在这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调到当时尚“前途未卜”的央视国际，即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前身，全程见证了中央电视台在媒体融合大潮中的“跌宕起伏”。今天看来，人们在理解他的选择的同时，或许也会赞叹他的勇气和智慧。

面对困顿，能够“扛”得住；面对风险，有智慧作出判断，有勇气为梦想坚守：这是对孙允亭、问永刚的访谈带给我们的感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敢于直面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一个人的自信心有关。玛格丽特·博登在《创意心灵》中谈道：“创意要求创意者具有并保持自信，一个人必须有自信才能寻求新的创意，并且不受别人批评的干扰，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其目标。有时可能出现自我怀疑的情况，但终归会被自信所战胜。打破甚至完全颠覆惯例常规，必须有足够的自信。在面临别人的怀疑和嘲讽时继续前进，则需要更强的自信心。”⁽⁸⁾

3．葆有激情并坚守信念

在中国，刚入行从事创意的年轻人大多会面临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所带来的内心“撕扯感”。如在中国的广告行业，当年轻人发现做创意不如做销售收入多的时候，是坚持做可以让自己获得精神满足感的创意工作，还是转而做能满足现实需求的销售工作？未来广告公司的姜蕴哲谈及这个问题时说：“因为我是学广告的，创意本身对我有吸引力，看到好的创意，会非常兴奋，会觉得能从事这个行业实在是太酷了。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国内不管4A公司还是本土公司，拍广告片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利润很少，竞争还非常激烈，所以，创意人才流动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比如收入、工作状态、提升空间，或者其他行业的诱惑等等。我有一个师兄，放弃做文案创意之后，到户外媒体做销售；还有一个朋友，原来也是做广告的，现在在一个艺术团当副团长，经常带团到全国各地演出。”

文化创意从业者因为现实生活的需要进行流动，无可厚非。但无疑，这种向行业外或是不同岗位的流动，也会对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里想继续探讨的是创意是需要激情的，一位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坚守可能更多来自职业创造所带给他的成就感、荣誉感。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制片人、主编庄永志为例。将近10年前，笔者第一次在《新闻调查》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丝不苟地翻阅观众来信，从中发现选题线索，那时，他是这一声名显赫的深度调查栏目的策划。10年间，斗转星移，当不少人已经“各奔前程”的时候，再次见到他时，依然如同10年前的从容、淡定，但话匣子一打开，那单薄身躯中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却令人感佩，谈及当时接连发生的“血拆”事件，他神情凝重；说到刚发现的采编人才，他满怀欣喜。他在北京没有买房，而是在老家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每月还贷，同时，还不间断地资助以前节目中的采访对象。

可以说，正是这些有激情、有信念的人，中国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才有希望，他们是文化创意阶层在形成过程中的精神脊梁。与此相关，《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内在报酬”的概念，“哈佛商学院心理学家特蕾莎·阿玛贝尔在对动因和报酬的研究中发现：内在动机有助于创意的发挥，而外在动机则是有害的。当人们主要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喜欢某项活动而从事这些活动时，他们就会比那些主要受外部目标激发的人更有创意”。⁽⁹⁾

四、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的条件

文化创意从业者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一个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佛罗里达在阐发人生而具有创意能力时，认为创意与个体所生存其中的家庭、民族、种族、国家等无关。如果不是翻译而带来的理解偏差的话，我对此持不同观点。因为，个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一定会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继而，又会影响到其创意的能力与方式。

泰勒·考恩在论述文化创造性时，提出了“气质说”的观点，认为“气质是一个文化的特殊感觉或品位，气质包括了人们行为方式的隐秘知识或背景知识，但往往不能被语言或文字描述出来。气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世界观、风格和灵魂构成的背景网络，或文化解释的框架，因此气质是用以创造或观察艺术背景语言的一部分”。⁽¹⁰⁾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文化中的文化创意从业者既有相同的“气质”，同时，不同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又使其呈现出差异。

前一部分，我们探讨了文化创意阶层应具备的核心素质；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些核心素质是如何形成的？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形成？

根据文化创意人才成长的过程，分以下阶段来进行探讨。

1．童年时期：以“家庭人”为主的阶段

皮亚杰认为，人的知识不管多么高深、复杂；都可以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胚胎时期。对于儿童思维的发展，皮亚杰的观点是：从出生到两岁左右是人思维的萌芽期，这一阶段的心理发展对未来心理演进的整个过程起着决定作用；十一二岁左右，儿童的思维能力已能超出事物的具体内容而感知事物。⁽¹¹⁾童年阶段对一个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童年时期，人所接受的来自家庭的影响，对其心智发展、人格塑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对海润影视孙允亭的访谈中，他所讲的一个童年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背着书包正欲出门，被其父亲唤回，让他想想忘了什么？他匆忙检查了一下书包，该带的都带着呢，又欲出门，再次被父亲喊回，又认真翻看书包，还是没发现什么。直到他第三次被父亲叫住时，父亲才为他揭开答案———你忘了跟爸妈说再见了。20多年后，孙允亭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件陈年往事，在讲述中充满对父亲的爱与感激，他说父亲从不强迫或硬性灌输给他什么，比如搬家了，担心他换一个新环境不适应，父亲没有替他决定是否转学。在父亲的这种教育方法中所养成的自信和独立思考意识，成为孙允亭日后成长中的财富。

相反，有问题的家庭教育，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正所谓“一代人替一代人吃药”，如果缺乏反思意识的话，人们往往会以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下一代，或者简单粗暴，或者溺爱无度，且不说创意能力，这种教育方式，从长远看，将直接影响整体国民现代人格的形成，当然，还有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次，童年时期，人们的体验和经历将成为其日后从事文化创意活动的重要源泉。

在《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一文中，童庆炳教授举中外成功作家之实例，阐释了一个核心观点，即童年记忆对于一个作家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童年，有生养他（她）的父母，有养育他（她）的故乡，有属于他（她）的独特的心理事件和喜怒哀乐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他（她）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形成了他（她）短短的却是重要的经历。完整的童年经验，除了原本的童年生活记录之外，还包括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童年经验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¹²⁾

不仅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是这样，童年记忆的作用在当今许多艺术家的经历中也得到了证明。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幼年时，母亲因病住院长达9年，他放学回家为照顾两个弟弟，在纸上画画给弟弟讲故事，这与其日后走上动画创作道路不无关系。台湾青年剪纸艺术家吴耿禛童年生长在台南海边，盐水溪是台南市最大的溪，吴耿禛的爷爷家就住在溪边，他可以划着竹筏在溪上玩耍。这种童年记忆为其成年后的设计提供了源泉，溪流、水的曲线成为其作品的主题。⁽¹³⁾

由此可见，创作者童年经验、成长经历与原创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有意识地从儿童阶段即开始进行相应系统的人文素养教育和创意思维训练，对于我国文化创意阶层的养成是十分重要的。

2．青少年时期：以“学校人”为主的阶段

在本文中，为了论述的需要，童年、青少年时期仅为一个大致划分，这两个时期之间会有交叉。前文，我们着重分析的是家庭对人创意能力形成的影响；这里，我们来探讨学校教育的作用，并将大学作为关注重点。

在文化创意人才养成的过程中，大学肩负着提供系统、正规的理论指导和实操训练教育的任务，一方面是对学生大学前的创意潜能的激发和提升，另一方面是为学生就业后的从业之路夯实基础、铺平道路。

但是，从2009年至今，对全国20多所开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高校的走访调研来看，情况并不十分乐观。

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办学者存在“本位”主义思想，比如，有的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负责人是学文学出身，或者多数老师都是做文艺理论研究的，那么，就以理论教育和研究作为本专业学生的培养重点，甚至几乎涵盖所有教学内容。客观来看，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我们需要批评家，更需要建设者。一个“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人，不仅难当创意之任，无疑，也难以做好策划、管理等项工作，即便是作批评研究，是否能够真正切中肯綮，恐怕也是个问题。

因此，对于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的院校来说，首先要有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可以因“史”制宜（即根据本学校的优势资源或者本专业所依托院系的传统资源，来确定自己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人文、社会等资源，来确定自己的人才培养重点），同时，充分考虑国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笔者的教学体会，具体到创意能力培养方面，要在理论和实践、“博”与“专”之间把握适度原则。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科交叉性较强，对学生的人文基础、管理能力、创意灵感和操作技能有综合的培养要求。实践课设置过少，不利于学生锻炼和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实践课设置过多，会挤占理论课的时间，不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相应会影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因此，如何适时、适量、适度、适需地设置实践课程，是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结合学生不同阶段的需求，在不同年级各有侧重地来设置实践课程，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创意热情和创意能力，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

一年级，设置一些“过渡性”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使他们顺利进入专业角色，明确本专业的学习定位，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一个初步设想；二年级，开设一些实践方法课，同时，在理论课中适量增加案例分析，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三年级，集中划分板块开设不同主题的实践课，如视听传播类、编辑出版类、项目运作类，同时，与大学生科研与创业项目相结合，指导学生走出校门，到文化产业第一线去，与真实的社会消费需求直接接触，增加其对自己所学专业适用性的感性和理性认知；四年级，利用校内外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真正进行实践操作的平台，在实战中磨练学生的抗挫能力、应对能力、判断能力等，使其在毕业时可以与就业市场实现平稳对接。

3．就业后时期：以“社会人”为主的阶段

这一部分，要探讨的是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在文化创意阶层生成与发展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首先，政府有责任为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在制度环境方面，要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意评价体系的构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适合文化创意人才成长的气候和土壤，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宽容的、和谐的文化氛围。

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谈到一位他曾采访过的年轻女性：“（她）以一种严肃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描述了‘寒蝉效应’———在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们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没有人鼓励我们进行创造，确立我们自己的目标，相反只是按照少数几个人的目标行事。我要说的是，我们都是‘制度化’的个体———因为制度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¹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七位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除了鲁迅，其他六位都活到了解放后。据研究，这些大家解放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其解放前的作品。⁽¹⁵⁾这无疑引人深思。好的创意需要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个人，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否则，文化创意阶层的生成与发展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政策支持方面，要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培训、就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保障，解决影响文化创意阶层形成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资金问题，如果各地政府可以从园区、基地的建设投资中，拿出一部分用于人才培训或是作为创意基金，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楼”与“大师”的悬殊比例。

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柳斌杰表示，为了鼓励文化领域出新作品、新创意，政府将通过设立文化创意扶持体制和基金给予鼓励，“例如中央到地方提供资金扶助，福利彩票相当比例倾向文化领域。”⁽¹⁶⁾希望这些“将来时”的举措能够成为“现在时”，并且能够真正对于改变我国文化创意阶层的生存环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企业与社会组织有义务为尚处于“试飞”期的文化创意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

通过对北京一些刚走出校门的文化创意从业者的采访，发现很少有企业会安排专门的入职培训，固然可以“在干中学”、“以战代训”，但是对于这些初出茅庐者来说，刚进入一个行业（企业）的前3个月，成为了“刻骨铭心”的“阵痛期”，不少人在此期间会出现自我怀疑，在离开还是留下之间反复徘徊。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称为“3个月现象”。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从个体角度而言，当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谁都会面临一个逐渐适应的问题；从企业角度来说，文化创意行业竞争压力大、工作节奏快，毕业生并非成批入职，这都给组织培训提供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客观来讲，企业负有责任安排专人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工作内容、流程、要求的基本讲解，以帮助新入职者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这对于企业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

日本电通广告公司的做法值得我国的文化创意企业借鉴：电通公司创办了针对在校大学生的电通创意塾，每年吸引众多大学生参与其培训计划，培养了一大批广告创意与策划人才。同时，为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内容涉及职业素质、业务流程和专业技能等。此外，还为员工提供职业终身教育，选派业务骨干到国外学习营销、管理、人事和财务等专业知识，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¹⁷⁾

所以说，在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学校和企业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应共同肩负起为国家文化发展谋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结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的发展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目标能否实现，无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亦即本文所探讨的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照中医的说法，若要调气血，需从脾胃调起。在实际操作中，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着眼长远，制定规划，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及相关环节各自的职责。同时，在这一进程中，要有自我检省的意识，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不断纠正偏差、调整完善，使得我国文化创意阶层能够在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中健康成长。

Humanism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al Creative Clas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 Method of biography

Li Yan

Abstract：The originality of cultural produc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ul‐tural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Cul‐tural industry is based on human being，from creation，production，commu‐nic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So，it’s a effective method for finding how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oft Pow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class．This study use the method of biography，and has a deep thinking in central qualit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class．

Key words：cultural creative clas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human‐ism；biography

【注释】

(1)＊本文为北京市教委社科面上项目“北京市高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阶段成果。

(2)参见潘天强：《浮云时代的非影院影像传播》，《电影艺术》2011年第5期。

(3)http：／／www．funshion．com／subject／comment＿list／94474／page‐1—18．

(4)参见胡毋意：《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创力研究》，复旦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5)参见［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9、80页。

(6)中文百科在线，http：／／www．zwbk．org／My LemmaShow．aspx？lid＝108232＃4。

(7)［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8)［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9)［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10)［美］泰勒·考恩：《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11)http：／／baike．baidu．com／view／5391．htm．

(1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http：／／wenyixue．bnu．edu．cn／html／jiaoshouwenji。

(13)参见胡毋意：《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创力研究》，复旦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14)［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5)王能宪：《学习〈决定〉精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5日，http：／／www．ccitimes．com／mingren／start／2011‐11‐15／523281321326183．html。

(16)《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内九成文艺作品属“复制”》，《新京报》2011年1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13／c＿111163005．htm。

(17)周华清：《美日广告教育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出版》2011年第16期，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