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效率原则

（一）功利/效率原则

功利、效率的追求，在公共行政领域，是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密切联系的。库柏认为，公共利益，作为规范行政伦理的道德指南，把我们导向基本责任。它质问：“你是为广大的公共享有的利益代言呢，还是只为有限的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在提醒我们有对前者而非后者的伦理责任方面，在提醒我们作为公共管理者方面，公共利益概念是最有用的^[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明确提出：“今日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全球性挑战是消除贫穷，这是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为好社会之本。发展经济，是消除人类贫困的唯一手段。联合国《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类贫困”概念，不仅包括缺乏物质福利的必需品，还意味着不能得到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过上长期、健康、有创造性的生活，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有尊严、满足自尊、受到他人尊重以及得到人们在生活中看重的东西。这就需要公共政策的制定考虑到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保护人们的创造性并使其得到多样性的发展和实现。

收入水平决定融入资格。当今“信息、技术、科学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的获得是发展的关键”。正如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所说，得到信息就是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取舍的自由。在信息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它的人民如何进入电脑时代？再加上80％的网站使用英语，但全球每十人中尚不足一人说英语的严酷现实，互联网就悄无声息地、坚决地、无情地把一部分人拒之门外，他们就难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经济水平决定了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程度。正如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的贫困调查报告指出的：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的肉体痛苦，还要承受作为社会边缘人和缺乏参与机会而带来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做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贫困是一种耻辱，一种当我们寻求帮助时，依赖他人，被迫承受无礼、侮辱和冷漠的感觉。这里就说明了，经济发展是基础。

社会的基本结构要设计成产生高效率的、尽可能创造最大的财富总额。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政府要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基础，以提供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自由、个人权利、政治条件、法律条件。在这方面，行政要体现指导性和规范性，立足于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加就业，使经济健康发展。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经济体制上的调整改革，使之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发展。同时，为效率而设计的政策、文化氛围也很必要。F·福山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一个社会有没有凝聚力，至关重要。在群体高度团结并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中，会产生更高的效益。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要求有力的社会凝聚力、进步成果的公平分配以避免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张。集体行动的力量是追求人类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这就要求我们要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在观念上，要根据“发展”的要求，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里，要清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人为设置的思想、观念和有形的障碍，“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