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功利性的指导原则与目标指向

第三节　政治功利性的指导原则与目标指向

秦朝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功利性追求强烈。

一、张扬皇权皇威的政治宣传指向

秦统治者意识到，社会性的思想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打造统治集团强有力的外部形象。所以就有意识地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坚毅与果断，创造无可置疑的威望；同时集聚一流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派蒙恬将三十万众进逼匈奴，造成威震四方的效果。秦朝善于通过强化政治威慑力来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说服力，两者是相伴而行的。

秦始皇五次外出、巡行各地，以行为语言创造政治影响与思想宣传的强大声势，以达到“示权威、服海内”的教育效果。秦始皇的外出巡行是其兼并列国的雄心转换成为政治宣传教育的大动作。秦始皇仿效周天子祭泰山，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210年中先后五次出巡，到过西部边陲之域、东南齐楚之地，出函谷关到博浪沙、到碣石，走韩魏赵燕故地，最后一次巡行，去云梦、九嶷山，抵钱塘，到会稽，猝死沙丘。他试图通过他的各地巡行，一以张扬皇权、皇威、皇恩，大造声势，使边远人与内地人一样接受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在最大范围内造成强大的政治舆论影响；二以“外教诸侯”，统一上下内外政治思想，端正法度，他每到一地，即对地方官开展政治宣传与法令教育，以“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三以教化百姓，规范民众，匡饬异俗，优化民风，以便“人同伦”。“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每次出巡祭祀活动都有意大张声势，其目的都是开展张扬皇威的社会大宣传。

五次巡游中有七次刻石立碑，有意强化思想道德意识的宣传教育的经典性、永久性、公示性、跨时空的扩散性，以形成积极的社会舆论。秦王的七次刻石是“乃今皇帝，天下一家”的一统纪念碑，是颂扬秦德、宣示秦律的政治宣言书，是敦化人伦、匡饬异俗的思想动员令，向全社会申述施德、勤政、圣治的政治抱负，表明“作制明法”、“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决心，是时代性的政治广告。泰山刻石颂扬秦始皇“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化及无穷”；琅琊刻石中颂扬“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刻石文描绘了理想的社会蓝图，“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李斯等随从人员也借机竭力张扬皇德，“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这分明是对古帝王假以神威的蔑视，标榜秦王朝的浩然正气，显示秦王朝的正义力量。几次刻石都意在教育百姓，教育后代，方正清白，忠直贞良，守身以德，以实现“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盛世局面。此举对社会舆论影响很大，在当时传播手段落后的社会背景中，这应该说是富有创意的成功之举。

二、严防复古意识的泛滥性危害，搞“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首先遇到的是复古思潮的巨大障碍与有力挑战，秦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制止则会动摇新建立起来的封建体制，只有排除复古意识的重重阻力，才能以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秦始皇本纪》）。结果是，“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旧唐书·经籍志》）。“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以尽。”（《隋书·牛弘传》）这样做有力地打击了复古势力，有效地排除了复古意识的阻碍，对于巩固权力、统一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秦始皇不惜以暴力摧毁历史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代价是沉重的，不能不受后人的道德谴责与政治批判。但从思想道德教育角度上冷静分析可以知道，秦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要使它巍然屹立以至永恒，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再说焚书也不完全是残暴无道的，还是有选择、有节制的。一是秦并没有完全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属于自然科学技术技能一类的书；二是主要烧的是诸侯的书，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史书是其主要目标。这有史书的有意刺讥问题，也有秦的政治过敏问题；三是其实诸子百家的书也未必完全烧掉，据王充《论衡·书解篇》中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但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政治粗暴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最终秦也自食其果了。

三、截断非主导思想的影响源，禁私学

秦王朝意识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多元对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任其发展下去的。秦王朝敏感地意识到思想文化领域以私学非上的现实问题，“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李斯看来，私学的存在会滋生出各种对国家政策法令的无端批评，是酝酿各种反新政治体制的思想温床，易于“造谤”生事，于是采取断然措施，从严禁私学入手，杜绝思想教育多元的危害，保证了法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样做排除了非主导思想的干扰，有其政治合理性。但是把“私学”与“非上”等同起来予以禁止，反映了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粗暴，严重地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使思想教育进一步滑入了思想专制的误区。

四、开展全局性的思想交锋，排除歧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向全社会颁布了“议帝号”令，告示全国，“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掀起一场思想大讨论，不仅从政治上进一步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而且借此申述了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使人们确立了皇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创造了皇权神圣的心理氛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自己庆寿，有仆射周青臣大力颂扬秦始皇功德，说“人人自安乐”，“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而博士淳于越主张继承传统文化，对秦始皇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一听，有些不满，下令“下其议”，实际上是发动下属开展对淳于越的思想批判。李斯即起而批驳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一场师古与师今的争辩，也即主政治变革与主文化传承的争辩，就在上层社会中激烈地展开了。

秦始皇还有意识地张扬“终始五德”说，以影响社会政治心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方今水德之始。”五德终始说的发明权应属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秦相吕不韦以之为政治理念，在其《吕氏春秋·应同》中说，黄帝为土德，其色尚黄；禹为木德，其色尚青；汤属金德，其色尚白；周为火德，其色尚赤。秦始皇很欣赏五德说，认为周属火，秦代周是水灭火，秦代周是天运注定的必然，并以此为自己的政权抹上了一道神秘的天命色彩。这一切都无非是为了向全社会告示秦王朝存在的合理性。

五、强化对平民的思想教育

秦朝已开始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队伍组织问题。秦朝明确规定官员的社会教化责任，特别是在乡间组织“三老”队伍专司社会教化之职。早有商鞅就曾提出，“圣人必以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韩非子更明确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这些都是以政教合一强化教育的力度与思想的统一。秦朝开始设“三老”，负责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思想道德教育，虽秦对此记载不多，但从汉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三老”掌教化之制从秦朝开始。“三老，众民之师也”（《汉书·文帝纪》），说明“三老”对民间的思想道德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强化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影响，重视对周边民族的张扬皇威宣传与华夏文化影响，通过武力炫耀与移民运动，使秦的法制文化扩散到边远地区的民众中去。

六、宣明为吏之道，严格吏德要求

应该说，秦对肩负着社会思想道德教育重任的“吏”这支队伍本身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比较关注的，睡地虎秦简中的《语书》、《为吏之道》都明确要求为吏者“精洁正直，廉而毋刖，廉挈敦悫”，“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审当赏罚”，“凡治事，无私图”。这说明秦对官吏的公正、无私的道德要求是严格的。《为吏之道》是秦对官员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一份官员守则，具有自我约束作用，这说明秦朝对政治道德建设是很重视的，特别是对官吏提出了很多道德要求，“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赏（偿）。术（怵）独悐（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怀）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这分明要求为官为吏的要廉洁、谨慎、诚敬、谦虚，并把吏之德放在“政之本”的高度来认识。秦还要求官吏自觉地“正行修身”、道德自律，告诫他们“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否则难以承担吏为民师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