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与偏好功利主义

谈到功利主义不得不说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以罗素的话说，他的全部哲学以两个原理为基础，即“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2003）。联想原理是说观念和语言、观念和观念之间存在联系，此不赘述，而最大幸福原理学说被称之为“功利主义”，边沁也就成了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

边沁说，善即是快乐或幸福，恶即是痛苦。

对于甲乙两种事物，若甲的快乐超过痛苦的份额大于乙相应的份额，或者甲的痛苦超过快乐的份额低于乙相应的份额，那么甲就比乙更好，或者甲比乙更善。

对所有关注的事物来说，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最大化总体之善”，“提供最大多数最多的善”。

之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书。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快乐是人想要的唯一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唯一应当的东西”。（穆勒著，徐大建译，2008）

他主张，看得见的东西只有那些人看见的东西，听得见的东西只有人听见的东西，同样，应当的东西只有那些人想要的东西。

这种论证早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2003）中被质疑：从想要的事物推不出应当的事物。但是不管怎么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善的定义已经让人想到他个人的偏好。这种偏好不仅仅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它同样体现在社会群体上。

功利主义传统影响深远，我们可以在现今的社会中到处发现它的影子，尤其在经济学、公共政策和政府立法等方面颇具影响力。随意翻看一本环境经济学的书，其中的目标函数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这个公式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

根据对善的不同定义，可把功利主义分作两大类：愉悦功利主义和偏好功利主义。

愉悦功利主义中，善被认为就是喜悦，或至少无痛苦，喜悦或痛苦与否都以其自己的目的而评价。这个学说的假设是：人们一般都希望喜悦和无痛苦，而如果一个人希望痛苦和拒绝喜悦，那他的行为就会被怀疑不合理。喜悦似乎是客观的“善”和普遍评价的参照物。

偏好功利主义中，善即是幸福，来自欲望的满足。当人们拥有了想拥有的东西，欲望得到满足时他就是幸福的。它的伦理学上的善就是最大数量的人满足了最大限度的欲望，这样的社会就是伦理学上最好的社会。因为这种功利主义学说通过增加个人选项和划分人们的欲望来改良其观点，所以也被称为偏好功利主义。按照偏好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应当尽可能地满足个人偏好。

偏好功利主义被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所接纳，成为市场经济学的哲学依据。由于现今世界市场经济学占主流地位，偏好功利主义对于公共决策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引子中提到的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公众听证会，主办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界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符合最多数人的利益。

功利主义学说中涉及最大化，显然这是个需要量化的概念，相应地，如何量化是应用功利主义伦理时的关键问题。量化问题也就成了质疑的焦点。

在量化问题上，从功利主义的论述看，涉及两方面的量化：善的对象的量化和善的量化。

传统的功利主义善的对象只是人，如果要考虑环境诸要素，也是通过某种方式最终归结到人那儿去。即便对象是人，人还有地域之分。对某个地区的人的善有可能对别的地区就不是善。这一点已经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和地区把污染转嫁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要把地球上所有人类当做善的对象考虑，所形成的环境政策又马上面临不具有操作性的尴尬。毕竟，环境因素只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是不现实的。

更严重的质疑是善的量化。幸福、欲望怎么量化？

我看到草地上喜鹊在叽叽喳喳地追逐，心灵上感到宁静、平和，有喜悦感，假设其幸福数值为A。我用弹弓打死了一只喜鹊，糊上泥巴扔到火堆里烤熟后吃，我满足了口腹之欲，我同样有欲望满足感，假设其幸福数值为B。

这两种欲望A和B如何得以可比较的量化？喜悦感和欲望满足感在量上有没有可比性？量化的法则又是什么？

对某个个体的人如此，对两个人做同样的事又怎么比较它们各自的喜悦感或者欲望满足感？对一个地区的人和另一个地区的人呢？

在经济学上，经济学家很容易想到用钱来定量化。比如，你花一元钱买了根冰棍吃，得到的喜悦在量上就是一元钱吗？善是一种可以交换的东西吗？用钱来度量合适吗？

把功利主义用到实践中去时，人们如果试图寻找到一种可以用来度量喜悦和欲望满足的指标，恐怕金钱是不可避免的选项之一。

对功利主义的质疑还表现在时间上：即时的善还是预期的善，现在存在的人的善还是包括后代人的善。从哲学上说，功利主义判断某事物的善与非善的依据在未来，他不像康德的道义论那样从原则出发去进行判断，而是要根据后果进行判断。这样，对某事物的判断建立在时间轴上的未来。这种做法至少是不完备的。

举例来说，假如大家并不知道现在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至少从心理上可以避免对因环境恶化导致的担忧。这样，不知情的人们在总体幸福感上会好一些，至少没有那么多的对环境问题的烦忧和烦恼。那么，功利主义者就会选择宁可不让普通民众了解环境污染的程度这种做法。

再比如圆明园的防渗工程。如果不是媒体披露、国家环保总局举行听证会，圆明园管理处就会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费用而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由于功利主义的善与非善的评判的依据在未来，施工不结束，后果没体现，是没有办法按功利主义的原则进行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