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视野的中西方差异

管理学视野的中西方差异
The Differ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Scie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章迪诚

Dicheng Zhang

摘　要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思想不可能截然分成东方式的和西方式的两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则又明显地显现了各自的文化烙印，如果通过高度概括抽象为空洞化的形式，不仅会失去由不同文化展示出的人类智慧，同时也会失去人类在不同人文背景体验下所形成的具体内容。从管理学视野比较中西方的差异，在管理理念、管理基点、管理方法、管理行为和管理原则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同。

关键词　管理学，文化，比较研究

Abstract It is impossible to divide the management thoughts clearly into east or west school under a diversified cultural context．But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practice under each cultural context has actually shown respe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It may neglect the human wisdoms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and may miss the concrete contents which derived from the experiences under different humanities background only through the vague forms of highly summarized abstracts．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science．As a result，two sides differ in such areas as the management ideas，basic points，approaches，actions and principles as well．

Keywords Management Science，Culture，Comparative Study

伴随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演进而出现的现代组织与管理演化，存在着超越地理和人文条件的普遍性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思想不可能截然分成东方式的和西方式的两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则又明显地显现了各自的文化烙印，如果通过高度概括抽象为空洞化的形式，不仅会失去由不同文化展示出的人类智慧，同时也会失去人类在不同人文背景体验下所形成的具体内容。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西方的管理差异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从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的比较出发，中西方在管理上的差异至少有以下方面的主要表现。

一、管理理念：管理之道与管理之术

中国人感知的世界是由相关物质组成的，因此由“整体思维”（holistic　mind）主导；而西方人感知的世界是由不同形状的物体组成的，因此由“解析思维”（analytic　mind）主导。简单来说，中国人主要从整体结构思考问题；西方人则大多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1]。表现在管理上，对于管理的本质及其内涵的认识，中国人的理解是形而上的，西方人的理解则是形而下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大一统的观念下看问题，大一统的智慧、天下观的思维、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国人的管理思想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种整体观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元价值。现代西方管理学基于科学理性的认识论，认为管理是客体的、机械的、知识的、工具的科学文化。现代西方管理学把管理视为一系列活动连接起来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活动或动作，根据这些活动或动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又可以将它们设计为一个个具体的流程（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是一个逻辑过程，可以通过数学工具对之进行定量的描述，管理结果也可以用数学模型预测和控制（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包括人的需求、行为、情绪、动机等，都可以通过心理分析方法和行为分析方法测量并描述出来（行为科学学派）。与西方人不同，传统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是哲学意义的，认为管理是主体的、有机的、无形的、抽象的规律和法则，是存在于有形的具体事物之前的、不变的、不可名的“道”。传统的中国管理是靠管理者个人的智慧、个人的主观理性，来弥补制度规范的不足。因此，传统中国人讲管理，多只讲管理的理念、思想和智慧，较少研究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由此可见，中国人理解的管理更多是人文意义的，与西方人从工具理性去理解的科学意义的管理有明显区别。

二、管理基点：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

西方文化崇尚外在的力量，强调世间的一切都由外在的上帝决定。西方文化的基础是神本主义，其来源于三个先验的假设：世界上有一个唯一的真神——上帝；世间的一切物均为上帝所造；上帝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知性。西方文化强调以神的意志，亦即某种“天理”或“教条”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现代西方管理学开始提出人本主义理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梅奥（E．Mayo）教授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学派兴起之后，侧重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的关系、人的本性以及相应的管理手段、人际关系的特征及其处理方法等。但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巨大推动作用的日益显现，西方社会又出现了科技崇拜、物质崇拜的物本主义倾向，包括用科学解构的方法去研究人的动机与行为，以工具理性的方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西方人崇尚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不同，中国人崇尚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2]。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故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3]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天、地、人三者合一。人的一切代表天，整个人生代表着天道^[4]。中国人的基本管理理念是“人乃天”和“事人如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认为，人处于核心地位。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从治理国家来讲，从人本到民本，强调民为君本、民为国本，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力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在管理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成了一切管理的思想、原理、方法和手段，首先是围绕着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和如何实现对人的掌控来展开的。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就是管人之道。如何实施对人的管理，中国人首先注重现世的人的自我道德修养，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内圣外王，成己成物。”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强调内心的修炼。“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是这种管理理念最直接的表述。认为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从而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功夫之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的管理比西方人的管理更具有人本主义色彩。

但是，传统中国的人本思想并非现代意义的人本思想。所谓的以民为本，是以民为资本，而不是现代意义的以民为根本。它仅仅是巩固君主政体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一种有远见的治国策略，其本质是王权至上，属于人治的范畴。其次，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的重要特点是重集体、轻个人。中国传统人本思想所定义的“人”，是群体的“人”而非个体的“人”。任何个体人，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定义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5]。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种重集体、轻个人的人本思想，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对个人权利的真正尊重，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强调等级观念，更加注重身份差异和地位的不平等，也更容易形成组织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帮派结构。

三、管理方法：法理治理与伦理治理

一般认为，宗教和法律是古代社会调节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和肉体（行为领域）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化要素。宗教的文化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情感慰藉和终极关怀；法律的文化功能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秩序。但这两大要素在古代的中国都不发达。并不是中国古人就没有灵魂和肉体的问题需要解决，而是中国古人利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来解决精神世界和行为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6]。古代中国缺乏宗教，替代宗教的是礼乐；古代中国缺少法律，替代法律的是道德。

西方治理的特点是双向的：一方面依靠法律的作用律行；另一方面，依靠宗教的力量律心。西方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方式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法理治理，主要工具是制度、规则和法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理性计较的契约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社会关系、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以及宗教关系、道德关系等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理性计较关系。法理治理的优点是容易定量化、形式化，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便于设计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实现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力求合乎理性地去实现治理目标，而对其所追求的目标本身则不加反省，将调节人精神世界的任务交予宗教去完成。

与西方治理方式不同，中国的传统治理方式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伦理治理。诚如张东荪先生所言，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彼邦组织与秩序即著见于其法律。唯中国不然^[7]。中国自古的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凡是所规定的必然都与刑罚有关。它没有规定社会组织的功用，而只有防止人破坏已有秩序的功用。社会组织与调整社会秩序的规定大部分存在于“礼”之中，以习惯法规范，不见于成文法。通观传统中国伦理治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不通过理性计较自私权利的方式维系社会，而通过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来维系社会。这在社会经济系统的规模不大、变量不多、约束条件不复杂的情况下，具有治理成本低的优点。但由于缺乏定量化标准和工具化手段，在操作上往往存在随意性和非连续性的缺陷。第二，强调“律心优于律行”。主张道德教化先于法律制裁，精神约束优于行为约束，推行“重德轻刑”、“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第三，“律心”的手段是道德，而道德形成的依托则是“礼”。“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8]儒家以“三纲八目”（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身哲学的修养论和认识论，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董仲舒宣扬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精神的核心。强调“贤人”、“圣君”的决定作用，并注重社会经济环境对治理的影响。于是，宗教的功能被道德所替代了。第四，主张向内而不是向外使劲。注重治理主体的自身素质，强调“人”的主动性。通观整个儒家学说，不像宗教一样给人以各种教条，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如果有，则只有反省自求一条：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自身的辨别力。尤其要当心你自己容易错误，不要甘心于自己的错误。

伦理治理是以管理者的主观道德判断代替刚性的制度规制。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与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于对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而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上，则又是以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为主体的，于是出现了以道德评价取代事实认识的泛道德倾向。以道德为主的价值取向，使得事实判断寓存并消融于价值判断之中，价值判断等同，取代了事实判断，取代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价值判断又为伦理道德所充塞，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于是道德判断又等同，取代了价值判断。

宗教和道德，都是劝人向上从善。但是宗教的生效作用快、力量大，并且不容易失坠。因为宗教律心的作用基础是借助外力，通过对外力的假借（而这种外力实际是自己）而作用于自身，再通过自身的理性实现自律；道德律心的作用基础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直接通过自身的理性，实现个人的自觉自律。由此可见，宗教实际是一种方法，它比道德多了一个弯，但其神妙作用也恰恰在于此^[9]。

法律的作用是单向的，只有约束作用没有倡导作用。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底线，超越这一底线就要受到权力的制裁。道德的作用则是双向的，有约束作用也有倡导作用。但是道德约束力不像法律一样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并且要通过自身的理性去自我实现行为的约束；道德的倡导作用是情感的，不像宗教一样依赖外力的作用来得直接和有力。直接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感情要求不免是危险的。由于没有宗教规条及教会组织的约束，听任个人的自便，许多人难免会堕落。于是中国人又辅之以家法族规、民约乡规，甚至依靠帮会组织的行纪帮规来加以约束和控制。

四、管理行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可以四种方式来定位：一是工具理性的，即它是由关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被用作获得活动者自己理性的追求和计算目的的“条件”和“手段”。二是价值理性的，即由对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它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三是情绪（尤其是情感）理性的，即它是由活动者的特殊情绪和感情状态所决定的行动。四是传统理性的，即它是由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理性行动^[10]。

中国人与西方人行为上的差异，也构成中西方在管理上的明显不同。西方人行为方式是工具理性的，强调制度规范、注重精确地认识事物，建立起系统严密并可以证伪的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规则、循序渐进的逻辑推理和准确的语言表述，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西方管理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中国人行为方式是价值理性的。“经世致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积极入世、注重现实、注重功效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缺乏探究自然、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在思维方面并不真正关注理论本身的价值，“是非”、“真理”本身的价值往往不被注意，重点是如何“运用”智慧和知识为我所用。中国人很早就已经研究天体的运动，但中国人“观天象”是为了“辨人事”；中国人不关心“地心说”与“日心说”的正误，只注意节气更替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受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对管理制度也采取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制度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是中国人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在现代中国人的管理实践中，人们常常对已有的制度规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制度可以随管理者的个人偏好而随意改变，因管理者的权势而出现“制度失灵”。更有甚者，数不胜数的显制度往往只是一种漂亮的装潢，真正起作用的却是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不成文的潜制度。“规定的不管用，管用的不规定”，是传统中国管理中的一大痼疾。

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事物，常常喜欢划分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并能够安于可知的状态，不太轻易迈向不可知的领域，不愿向不可知的领域勉强求知。整个理论体系和论证方法带有强烈的直观色彩和经验论特征。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中，是主体依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在既有的经验范围内对客体现象的体悟，而不是严密的理论解析和逻辑把握。这样一种思维方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规则和循序渐进的逻辑推理，也较难用准确的语言将思维过程和思维结论清楚地表述出来，它基本上是偏重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综合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跳跃性和快速性等特点。这对于人们把握认知对象的总体特征，领会其普遍联系，特别是领会其某种不可言喻的意蕴，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由于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在经验范围内，整体和直观有其特定的可靠性；但一旦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它就会滑向神秘主义或走向不可知论。缺乏精确地认识事物，缺乏严密的分析思维传统，科学技术也因此缺乏系统严密并可以证伪的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管理学一直只有思辨理论而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重要原因。

五、管理原则：权力制衡与贵和持中

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在“以法制权”、“以民制权”、“以德制权”和“以权制权”等几个控权制度中，“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有效的。因为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这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西方管理学的一条重要组织原则是权力制衡。这一原则集中表现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组织模型的分析中^[11]。但是，西方管理学在强调权力制衡的同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注重培养组织的团队精神。这与中国人注重人缘基础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而本质上却明显不同。

贵和持中，即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强调要以礼为标准追求和谐。《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为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中国管理控制过程的标准和规范。

贵和持中的原则有利于组织的统一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睦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一个组织就是一个人群，有人群就会产生利益的冲突，有了冲突必须化解，而达到组织的和谐。和谐才会有凝聚力，才能成大事；冲突离散，则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都会受到损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为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中国管理控制过程的标准和规范。但是，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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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注释】

[1]蔡永伟．东西方的差别：圆的东方，直的西方［N］．联合早报（新加坡），2006年8月17日．

[2]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N］．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3]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第331页．

[4]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86页．

[5]〔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

[7]张东荪．理性与民主．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10]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59—60页．

[1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中国编译出版社，2002，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