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层文化角度审视中西方熟语的差异

二、从深层文化角度审视中西方熟语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语言能反映相似或相异的文化，而作为语言精华的习语，更能典型地反映出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异同。习语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固定表达，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习语，在某种程度上说，习语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因此习语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鉴于习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英汉习语中完全对等的习语很少。一方面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属于文化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差异。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有机整体论的观点。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两大系统儒家和道家都把论证“天人合一”的理论作为他们的目标，并用这种关系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应自然的特征。汉语成语、习语、谚语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例子。如“乐极生悲”，指欢乐到了极点，将转而发生悲伤之事；“否极泰来”，则描写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所以中国人信奉谚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失败乃成功之母”等。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人，……西方文化更看重怎样创造物。因此中国文化更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重在追求物理。”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伦文化。西方文化则是重物轻人，唯物文化。

在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社会关系、社会礼仪和社会风俗等方面，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主张谦虚谨慎、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西方人平等意识较强、家庭结构简单，由父母以及未成年子女组成核心家庭，而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家庭结构较复杂，传统的所谓幸福家庭多为几代同堂等。

在西方文化中，尊重“自我”（self）感受，以本我为中心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英文里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自我修养）、self－image（自我形象）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在约束。而中华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普遍倡导“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主张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即使是当代“先利民，再利己”的话语也是随处可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由于大英帝国是个岛国，它地处海滨，由近海的各岛屿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变、好动、好奇的外倾性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认为思辨理性的东西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强调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注重空间的扩展与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驱使天地的文化观。英文谚语中：steala march on．先发制人；stand on one＇s feet．自立、自主；knowledge 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五谷丰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齐，揠苗助长，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葫芦画瓢等等。

社会物质、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感受、体验现实生活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础。东西方人对动、植物的爱好也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又直接导致成语、谚语、习语的不同。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是神的化身。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民间有赛龙舟、舞龙狮等活动。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行虎步，望子成龙，龙争虎斗，车水马龙，群龙无首，虎踞龙盘等等。

但西方人则认为龙是邪恶凶残有鳞的怪兽。公元700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关于“奥武尔夫”事迹的叙事诗中，主人公奥武尔夫打败妖怪格化代尔后，与恶龙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同归于尽。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应译为four tigers而不能译为four dragons的原因。

西方人特别喜欢宠物，而狗与猫是西方人在有关动物的成语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如：cat and dog life（经常吵闹的生活）；dresslike a dog＇s dinner（穿着极其讲究）；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爱我就爱我的狗）。

中国人也喜欢狗，但狗在汉语成语中却往往是贬义的，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尾续貂、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狐朋狗友、人模狗样等。不同的生存环境使人们对动、植物的喜好有所不同。如“海燕”在汉语言文学中，多被描述或比喻为搏击长空，在狂风恶浪中奋勇拼搏的形象。而在西方人眼里，海燕却预示着灾难、暴力纠纷。在牛津词典中解释为aperson whose coming causes unrest（造成不安的人）。猫头鹰在中国俗称“夜猫子”，它意味着灾难、死亡，有俗语为证：“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而西方人却把它看作智慧的象征。汉文化中对松、竹、梅的评价特别高，称它们为“岁寒三友”，汉语熟语中自然也有许多关于它们的成语。例如青梅竹马、雨后春笋、松鹤延年、胸有成竹、梅妻鹤子、踏雪寻梅等。而西方大多数人喜欢玫瑰花，在历史上有著名的“红白玫瑰之战”（the Wars of the Roses）；凡事顺利是roses all the way；如果说一切并非尽如人意也用rose，如be not all roses。相爱的恋人表达爱情，通常献上一束红玫瑰等。

不同的民族对色彩的喜好是不同的，这些喜好对成语、谚语、习语产生了许多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明黄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颜色。它象征神圣、皇权、尊严、庄严。古时候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于是成语也就有“黄袍加身”、“黄金时代”、“黄粱一梦”等。而在西方文化中紫色是尊严、权力的象征。皇帝登上宝座是raisedto the purple，生于王室是born in the purple。红色也是汉民族喜欢的颜色，新娘结婚时都喜欢穿红色，节庆日挂红灯，党旗、国旗也是红色，成语有红装素裹、红颜知己、红光满面、大红大紫等。而西方文化中视红色为不祥之兆，如果看到红色，那就意味着有危险。如redfor danger交通红色代表禁行，如果路上插着红旗表示前方路面有危险或此路不通。还有：waving a red flag（惹人生气的事）；see thered light（知道危险或灾难降临）；the red（赤字，亏空）；red tape（繁文缛节，官僚习气）；turn red in the gills（现出怒容）。黑色在英汉文化中差不多，可产生同样的联想，它与恐怖、邪恶、不祥有关，在英语中还可引申为阴郁的，怒气冲冲的，充满仇恨的。例如：give some－body a black look（恶狠狠地瞪某人一眼）；be in a black wood（情绪低落）；a black mark（令人不满意之处）。在汉语中有黑白分明，混淆黑白，漆黑一团，黑云压城城欲摧，白道黑道等包含特定意义的固定词语。

汉民族认为“狼”是凶残、阴险、可恨的动物，所以汉语中涉及“狼”的熟语都是贬义的，如狼心狗肺、狼狈为奸、引狼入室、狼子野心、豺狼虎豹等等。西方各民族也认为狼是凶残的动物，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特定语言环境中褒义的表达。巴西女作家安丽·达·达莫拉斯的剧作《伊索》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

狼遇到了戴着锁链的喂得挺好的狗；狼问狗：“谁把你喂的这样好？”狗回答道“我的主人——猎人。”狼喊道：“但神使我永远不遭受这种命运！与其带锁链，我宁肯挨饿。”^[1]

在这部作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作者将“狼”比喻成了酷爱自由者的化身，是绝对正义的形象。无独有偶，俄语当中也常用“狼”来比喻公正和有才能的人。

另外，汉语常用“三、五、九”等来指代数量多，如“九牛二虎之力”“三番五次”等，但是确切的数字又常常是虚指的，其意义含有不确定性。如“七上八下”“三长两短”等。汉民族还习惯用“二八”或“十八”来指妙龄少女，什么“芳龄二八”、“姑娘十八一枝花”等，在英语中却没有类似的表达，因为英语中的数字根本不具有虚指功能。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我们很容易看出两个民族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的“红茶”。英文却用black tea表示，为什么红茶在英语中变成了“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着眼于茶水的颜色，而英美人着眼于茶叶的颜色。可以说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是造成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东西方习语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向和含义上，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汉语就有大量习语与佛教或道教有关，例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立地成佛，现身说法，顶礼膜拜，借花献佛，五体投地，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由于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在英语词汇中得以充分体现，如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家徒四壁）等；基督教的神论观念经典《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句子和短语经过长时间的流传，逐步形成习语，例如：Cain（隐喻谋杀、叛乱、内讧）、fall on the stonyground（没有效果）、beat the air（指徒劳）等。

总之，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社会关系、社会礼仪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它们不仅仅表现在熟语上，更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注意到，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障碍而导致的信息误解，甚至伤害对方的现象屡见不鲜。有时善意的言谈会使对方尴尬无比，礼貌的举止会被误解为荒诞粗俗。因此，研究文化差异，研究得体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中国，对别人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是有教养、有礼貌的表现。但对西方人的健康表示关心，就不能按中国的传统方式了。一个中国学生得知其美籍教师生病后，会关切地说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你应该到医院看看）。不料，这句体贴的话反而使这位外教很不高兴。因为在这位教师看来，有病看医生这种简单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用不着任何人来指教。如果就某种小事给人以忠告，那显然是对其能力的怀疑，从而大大伤害了其自尊心。另外，中国人在饭桌上的热情好客也常常被西方人误解为不文明行为。因为西方人认为客人吃多吃少完全由自己决定，用不着主人为他加菜添酒；而且饮食过量是极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客人自感吃饱后，主人不必劝其再吃。一位美国客人看到中国主人不断地给自己夹菜很是不安，事后他抱怨说“主人竟把我当猪一样看待”。中国人路遇熟人时，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说：“啊呀，老兄，你近来可是又发福了！”或者以关切的口吻说：“姐们儿，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而西方人若听你说“you are fat”或“you are so thin”，即使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会感到尴尬和难以作答。可见文化障碍的确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研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非常有必要。

应当说各民族自身及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比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加之地理状况、生态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构成了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而汉英谚语、习语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突出体现和艺术结晶，理应引起我们格外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