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推广
在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中，经济作物和某些园艺作物的商品化程度是最高的。甲午战争后，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发展趋势是：茶叶、甘蔗、蓝靛等的种植，有所缩减；蚕桑、棉花、烟草、花生的栽培则进一步推广，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原来种植不多、在农业中不占重要地位的芝麻、大豆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土货出口中都占有重要比重。南方一些地区的油桐、油菜籽种植也发展了，特别是出口量和商品率提高。一些地区的商业性果树和蔬菜栽培也有程度不同的扩大。兹分述于下：
蚕桑植桑养蚕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农家商品性专业或副业生产。鸦片战争前后已有较大发展，形成了江浙太湖流域、广东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等几个有名的蚕桑区。甲午战争后，蚕桑的发展，既有老区的扩大，也有新区的出现。但不管哪一种情况，大多在口岸附近或铁路沿线。
以湖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蚕桑区，明显地朝南京、镇江、无锡等口岸和沪宁、沪杭甬沿线扩展。沪宁线上的无锡、武进、镇江、南京，过去或无蚕桑，或不普遍，到20世纪初，蚕桑业均有迅速发展。1902年的海关报告说，“整个南京栽培着桑树” ，“至少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以丝业为生” 。[12]1926年又有记载说，近十数年间，南京城内外桑地扩展，养蚕者约增加了1倍。[13]镇江在民国前，“桑树既少，育蚕亦欠讲求” ，民国初年始渐种桑。至民国10年后，农民对养蚕表现了“很强烈的兴趣” ，农村已大量植桑。[14]武进、无锡一带，“桑树那样多，也都是民国以来种起来的” 。武进育蚕，原仅限东南部少数地方。清末民初逐渐向西北发展，至1918年，全县桑田“骤增”42907亩。调查者发出感叹：“可谓盛矣。 ”[15]无锡因交通方便，机器缫丝业发达，蚕桑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917年的蚕茧产量已为“各省之冠” 。[16]这时江阴、金坛也都相继发展为重要的蚕桑区。
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情况同沪宁沿线大致相似。平湖、海宁、崇德、富阳、新登、余姚等沿线州县，不论原来蚕桑基础如何，这一时期都有了显著发展。蚕桑素盛的海宁、崇德，“近益发达” ，各处“植桑益广” ；平湖的蚕桑业“近年大有进步” ；富阳的蚕桑业过去仅限于长沙、洋浦沙一带，到20世纪20年代，养蚕之家“已遍全境。 ”余姚的蚕桑在清末一度被罂粟排挤，辛亥革命后也有了恢复和发展，东、北两乡“最有进步” 。[17]据1928年的调查，浙江蚕茧产量，以杭州、嘉兴、湖州、海宁、萧山、嵊县、新昌为最，平湖、崇德、诸暨、余杭、临安等县次之。[18]除湖州滨临太湖外，其余都在沪杭甬铁路沿线或杭州、宁波两口岸附近。长兴、安吉等老蚕桑区的重要性下降了。
广东珠江三角洲老蚕桑区，因地处广州、三水、江门等商埠周围，粤汉、广三、广九三条铁路在此交汇，又比邻香港，水陆交通得天独厚，蚕桑的生产和商品化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广东生丝的出口量由1912年的44326包增加到1922年的66937包，在该省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47．5%提高到65．7%。[19]据1917年的调查，广东的蚕丝产量，首推顺德，南海、番禺、新会等地次之。[20]顺德、番禺是老区，南海、新会的蚕桑业则主要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1910年的记载说，南海“近二十年来，遍地皆种桑麻柚” ；“傍海昼民，多业桑蚕” 。[21]20年代初，农民中植桑者占4/10，约40%的耕地属于鱼塘桑基，桑基约占耕地的1/4，产桑量达690万担。[22]新会蚕桑也是20世纪初年“新起的事业” ，[23]约1/10的耕地属于鱼塘桑基。[24]地处粤汉、广九铁路沿线的花县、清远、东莞诸县，蚕桑业也有了发展。
山东是全国有名的柞蚕和桑蚕产区，津浦路以东、黄河以南各州县几乎都有出产。这一时期，以烟台为中心的胶东半岛和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地区，蚕桑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20世纪10年代中期，胶济路沿线的益都、临朐、长山、淄川、莱芜以及日照、莱阳等县，成为柞蚕茧的主要产地。据统计，全省年产茧约350万斤，其中益都、长山、临朐、日照4县达255万斤，占73%。[25]博山产茧亦丰，其东南、东北各地，“无家不事蚕业” ，“墙下田畔无不植桑” 。[26]20年代后，烟台一带又发展为柞蚕丝的首要产地和输出港口。
除上述蚕桑区外，还在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发展起来一批新蚕桑区，如安徽，“蚕桑向不讲究” ，产量亦微。19世纪70年代末，芜湖出口的生丝，每年仅300余担。到20世纪初，蚕桑业逐渐在芜湖周围地区推广，据1928年的调查，安徽每年提供给上海丝厂的茧丝达一万数千担。[32]
湖北的蚕桑生产，甲午战争前后开始普遍推广，到20世纪初，开始形成分别以宜昌和汉口为中心的两个产区。前者以宜昌所在的东湖县和附近的当阳为主，后者则以长江沿岸和铁路沿线的汉川、黄州、沔阳、蒲圻等地产量最多。这些地区所产蚕丝，以供应本地需要为主，但也有相当数量输往国外。据统计，1901～1905年间，湖北每年输往国外的生丝数量在3000余担至7000余担之间，此外尚有废丝残茧1万余担出口。[33]
河南许昌、渑池等地，过去虽有少量蚕桑，但技术落后。到民国初年，因提倡蚕业，开始栽种湖桑，讲求新法。山蚕亦“较前大见起色” 。[34]武陟过去并无蚕桑，清末民初，逐渐发展。到20年代，饲蚕缫丝者“加多数倍” 。据说“每岁蚕老茧成，估客麇集，全县获值约数万金” 。[35]
四川蚕桑老区，由于官府的倡导和推动，蚕桑生产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清季，各地曾普遍成立“蚕桑公社” ，推广蚕桑种植。20世纪初，一些州县的蚕桑生产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如富顺，由于地方官吏奖励，养蚕“渐渐推广” ；[36]20世纪初，遂宁种桑者日多，蚕业日兴，蚕丝产量较20年前增加10倍；[37]三台桑地面积从1909年的2．5万亩增加到1919年的5．5万亩，蚕茧产量从213万斤增至319万余斤，分别增加了1．2倍和0．5倍。[38]
棉花棉花是鸦片战争前后已有相当发展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1895～1927年间，在南方植棉面积继续扩大的同时，北方地区的棉花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产棉区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10省。据统计，1922～1926年5年平均，这10省共有棉田2945万余亩，棉产量740余万担。其中江苏棉田829万余亩，占28．2%，产棉217万余担，占29．3%。[39]而江苏的棉花种植主要集中在上海周围和沪宁、沪杭沿线地区。这一地区的棉产量约占全省的70%。[40]其中南通、崇明、海门、上海、南汇、川沙、青浦、嘉定等县，棉田约占耕地面积的60%～80%。是全国有名的老棉产区，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川沙，“俗称棉七稻三，近以棉价昂贵，种棉尤多” 。[41]太仓、奉贤情形亦同。[42]20年代的嘉定，农田“二年种棉，一年种稻，稻较棉少。故农家恃棉为生” 。[43]原来产棉不多的江阴，“近年乡民知棉为大利，亦多种棉花者” 。[44]
在浙江，甲午战争前后，杭州湾和曹娥江两岸各县棉田有了明显的扩大。全省产皮棉约40万担。[45]
这一时期，分别以汉口、沙市为中心的京汉、粤汉路沿线和长江、汉水流域地区，棉花种植的推广和商品化的扩大是十分明显的。1899年以前，湖北棉花不敷本地之用，每年须由通州（江苏）等地运入棉花3万担。但从1902年开始，除自给外，已有相当数量的棉花出口。[46]20年代后，植棉面积进一步扩大。京汉路沿线的黄陂、孝感，汉水两岸的汉川、天门、潜江等地，大量的稻田改种棉花，并由东向西不断扩展。1924年前后，鄂西农民也将相当一部分土地用于种棉。沙市—宜昌间的长江两岸地区发展为湖北重要的产棉中心。湖北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第二大产棉省份。[47]
湖南产棉区，原来主要是常德、耒阳、道县、南县、平江等，粤汉铁路北段通车后，衡阳、郴县、湘乡、长沙等沿线诸县的棉花生产也有了较明显的发展。[48]
北方一些地区棉花种植的发展速度更快。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汉、正太、陇海、津浦、胶济、京奉等铁路沿线，或向这些地区发展。
据1910年的调查，河南出产棉花最多的是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孟县，次则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49]除邓县、新野外，均在铁路线附近。到20年代前后，铁路沿线地区的棉花种植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老棉区的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如安阳的棉花种植，原来仅限于县境西北高阜地区，自1919年推广美棉，东南原隰之地亦成“产棉上田” 。[50]棉花种植向“倍于五谷”的陕县，因推广德美棉种，“栽种者尤多” 。[51]孟县则出现了棉花专业区。该县的西乡岭坡地专种棉花，被称为“花地” 。[52]阌乡农作物中，棉产“独多” 。铁路和大路沿线，“五谷仅居半数” 。[53]一些原来产棉很少的地区，植棉面积更是大幅度增加。20年代前后，新乡各地皆种棉花，西南乡七里营一带尤盛。[54]新乡—郑州之间的铁路沿线地带，植棉大大扩展，成为河南最重要的产棉区。[55]巩县、邙岭一带，原来很少植棉，这时棉花也成为“出产饶裕” 、 “首屈一指”的农作物。[56]
在山东，过去棉花种植多在鲁西北的运河东岸、黄河西岸地区。20世纪开始后，逐渐扩展到胶济、津浦沿线一带。[57]邻近津浦线的济宁，自光绪季年后，“种棉者渐多” 。[58]临清自从民国初年美种输入，“种者日多” 。到20年代末，已是“全县土田，种棉者十之六，种谷者十之三” 。棉花居农业首位。[59]胶济线北侧的寿光，原来只有北部少数村庄植棉，到20年代前后，随着美棉的推广，植棉面积显著增加。[60]青城也是“近种（棉）者颇多” 。[61]至于广饶县，北乡棉田占耕地的70%。[62]由于铁路沿线地区棉花种植扩大，山东由原来的棉花受销区一变而为棉花外销区。过去山东每年要从上海运进3万～5万担棉花，而到1910年，山东输出的棉花已超过1．5万担，第二年更达4万担以上。[63]
直隶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产棉区。据1910年的调查，棉产量以京汉沿线的栾城、藁城为最。[64]此后逐渐发展为西河（主要是京汉路沿线地区）、御河（主要是津浦路沿线及其西南地区）和东北河（京奉路沿线地区）三个产棉区。相当一部分州县的棉花生产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如定县，农产向推五谷与豆类，棉花“种者尚不甚多” 。到20年代，棉花“销路扩张，棉价陡涨，于是农家盛行植棉，每一顷地竟有百分之五六十栽种棉花，全县产额约在500万斤上下” 。[65]藁城的大量植棉，大约开始于光绪末年。当时因禁种罂粟，农民即改种棉花。民国以后，由于棉价上涨，植棉业更见发达。[66]完县也是“近年来种棉者颇多” 。[67]津浦路西侧的南宫，1909年普查时，棉产并不多，到二三十年代，“农产以棉花为最大宗” ，棉田占耕地的一半以上。[68]文安过去纺织原料仰给于他邑。到20年代前夕，“民习种之，所获尤厚，相沿成俗” 。[69]京奉路附近的香河，到二三十年代，不但“产棉最富” ，而且质量好，“绒长色洁而软” ，被称之为“线花” 。[70]昌黎因“年来棉花价昂，农民多喜种棉” 。[71]三河也是“近来种者日多” 。[72]
辛亥革命前，山西很少植棉，所产仅供日常生活所需，绝无余额外销。到20年代前后，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当地政府的推动，棉花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据统计，1924年，全省约有棉田150万亩，产棉40余万担。比1919年增加1倍有余。[73]产地主要集中陇海线北侧和黄河东岸一带，晋西南黄河、汾水三角地带发展为重要产棉区。其中解县过去种棉者不过百分之一二。20世纪初，棉花“日种日多” 。1920年前后，棉田已占耕地的1/3。以致地方当局担心，“物产惟棉有利” ，将来“恐无置五谷之地” 。[74]荣河农产，向以麦谷为大宗，棉产寥寥。20世纪以来，棉花种植迅速推广，到二三十年代，棉花已居农产之首。全境“无村无种棉之户。有地百亩者，即种棉六七十亩” 。[75]棉田占耕地的一半乃至2/3。翼城，过去棉花“种者极少” 。20年代后，则“到处皆种，成为出产大宗” 。[76]20年代前夕的虞乡，棉花“境内皆种” ，“近数年较前更多” 。[77]曲沃植棉业“日见发达” 。[78]新绛，棉花也是“主要之物产” 。[79]
晋中和晋北地区，过去认为无法种棉，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也“一转而棉田弥望” 。[80]正太线上的榆次县，“向不种棉” ，自1917年省令督饬种植，“颇见推广” 。[81]
东北地区在光绪以前，棉花稀少。20世纪以来，逐渐在铁路沿线地区推广种植。京奉铁路沿线的锦州、锦西一带，是东北植棉的发祥地。经10年推广，植棉已经遍及各处。宣统年间，昌图年产棉花100多万斤。[82]民国初年的沈阳，“产棉甚盛” 。[83]到20年代前后，南满铁路线上的辽阳，又发展成为奉天“棉产之中枢” 。[84]
这一时期，陕西、新疆的棉花种植也有明显的发展。陕西棉花，素负盛名。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陇海铁路的西向延展，改善了运输条件，加上禁种罂粟，棉花产量“有加无已” 。[85]陕棉主要产于渭河两岸地区。据1924年调查，该省有棉田167万余亩，年产皮棉47万余担。而据该省有经验的棉花商估计，全省皮棉产额在80万～100万担之间。[86]
新疆植棉历史较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商为了在新疆获得优质廉价的纺织原料，在该省无偿分发美棉种籽，推广美棉种植，从而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新疆的棉花种植区域很广，天山南北各地，几乎都有种植。以莎车、吐鲁番、鄯善、巴楚等地出产最多。据1925年初的调查，莎车等25个主要产棉县的棉产额为25万余担。这些棉花小部分就地织制土布，大部分输往俄国。[87]20年代后，吐鲁番棉运天津者渐多。[88]
烟草烟草也是甲午战争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一种商品性经济作物。甲午战争后，随着卷烟业的发展，烟草种植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其中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潍县，安徽津浦线上的凤阳，河南京汉沿线的许昌，都是这一时期有名的商品烟产区，是中外资卷烟厂的重要原料供应地。
山东潍县一带的大规模烟草种植开始于20世纪初。1913年，英美烟公司在坊子附近试种美种烟草，成绩甚佳。翌年遂分发烟种，劝导农民种植，渐次扩充。所出烟叶，中外烟公司争相购买，于是种者日多，遂普及于潍县、安丘、昌邑、昌乐、临朐、益都、寿光等县。[89]20年代初，济南—潍县铁路沿线地区，烟草种植面积约占耕地十之二三，潍县坊子和二十里堡一带，更遍地皆是。[90]据1924年的调查，潍县、安丘、昌乐、临朐、益都、昌邑、临淄等县，年产烟叶2．6万余吨至4．8万余吨。[91]寿光原来只有少量土烟，自美国烟种输入，“种者日多，西乡有一家种数亩者” 。[92]因烟价上涨，青岛附近的烟草产量也在20年代前后大大增加了。[93]估计山东全省的烟叶产量每年至少在3000万斤以上。[94]
河南许昌、襄城一带的商品烟种植，开始于1918年前后，最初源于襄城，因获利优厚，很快扩展到许昌，并且后来居上。1918～1919年间，烟草种植面积还很小，1919年后很快扩大。农民多停种杂粮，改植烟草。30年代中期烟草种植衰减后，烟田尚占耕地的20%～40%。[95]邻近的禹县、郏县、临颍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有名的产烟区。
安徽凤阳是老产烟区，这一时期因种美国烟而出名。这一地区美国烟的种植是1919～1920年开始的。因获利丰厚，很快传播开来，到1923～ 1924年间，“种者益多” 。南洋、英美、花旗、华成等烟草公司纷纷来此收购。凤阳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卷烟原料供应地。[96]据估计，凤阳西部约有60%的土地用于烟草种植。[97]
江苏沛县是江苏的主要产烟区，20世纪初，每年产烟40万斤，到20年代前后，烟产更是“与年俱增” 。邻近的铜山、萧县、丰县、砀山、邳县、睢宁、宿迁等县都有相当种植。据1920年的调查，每年的烟叶产量达1340万斤。[98]
浙江、湖北、江西和广东等省的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烟草种植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东北“关东烟”的种植，也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位于沈吉线东侧的吉林桦甸，是东北最著名的产烟区之一。据1928年的调查，烟草种植面积占耕地的18．2%，烟产量达1300万斤。[99]中东支路东侧的吉林双城县拉林地区，所产烟叶的数量和质量均不亚于桦甸。“每年捆载运输于内省者，轮蹄接踵” 。[100]横跨中东铁路的珠河，所产黄烟，同样“驰名遐迩” 。每入冬季，大车运销长春、新城、奉天等处。[101]据满铁20年代中叶的估计，吉林烟叶年产量约3125万斤，奉天938万斤，东北三省合计4875万斤。[102]
花生花生是光绪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全国性经济作物。最初限于福建、广东两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美国大籽花生的传入，花生栽培很快由闽粤推广到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京汉、粤汉、陇海、津浦、胶济、京奉等铁路沿线以及烟台周围地区，花生种植的推广尤为显著。
广东老区的花生种植，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汉路沿线和汕头附近地区。如东莞，花生为“邑中出产一大宗” 。[103]乐昌“各乡有之” ，东乡“尤夥” 。[104]汕头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前后，因花生需求量增加，农民纷纷将稻田、蔗田改种花生。[105]
长江流域、北方各省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花生种植，也普遍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据1925年对津浦、胶济、陇海、京汉、粤汉诸路沿线若干地区和农户的抽样调查，[106]大多数地区的花生种植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种植面积逐年增长。1900年时，半数以上地区尚无花生种植，或数量甚微，而到1924年，半数以上地区的花生种植面积已占到耕地的40%～50%。
河南、山东、直隶三省铁路沿线一带，是北方也是全国花生种植最集中的地区。陇海郑州—商丘一线，过去很少种植花生，1894年后，随着美国大籽花生的传入，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中牟、开封、兰封三县出产尤多。[107]新乡也因榨油新法的采用和内外商人的贩运，花生种植骤增，成为“出品大宗” 。[108]
山东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花生产区。据1921年的调查，该省花生播种面积313万余亩，占全国花生播种面积的15%，年产花生1789万余担，[109]居全国之首。山东花生种植主要集中在胶济、津浦两路沿线各县和烟台附近胶东地区。如津浦线上的泰安，据说火车未通时，“人民无境外之思劳” 。通车后，农民普遍种植花生而获利。民国初年，县属大汶口一带发展为山东最著名的花生种植区。[110]清平原无花生，20世纪初，东乡、西北乡多种之。[111]胶济路北侧的寿光县属，弥水两岸花生出产“甚富，有一家种数亩者” ；南侧的博山，花生“产量颇丰” 。[112]其他如津浦沿线的德县、恩县，胶济沿线的临淄、昌乐、平度、高密、广饶等县，花生种植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大。[113]胶东一带的花生种植主要是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据海关报告，20世纪的头10年间，花生逐渐成为胶东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114]
直隶的花生种植，19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20世纪初，京汉、京奉、津浦沿线一带，花生种植愈加普遍。20年代的房山，花生“种者极多” 。[115]定县，花生制油为出品和输出“大宗” 。[116]良乡因“近得外洋之种” ，种者亦“颇多” 。[117]在邯郸，花生是两种外销的主要农产品之一。[118]望都县属，“近年以来，花生产量日多” 。[119]藁城花生亦为主要农产。[120]京汉线附近的濮阳某村，花生种植的发展尤为明显。1920年前，种花生的不过两三户，地不过三数亩。1920年后，花生销路扩大，价格上涨，种植迅速扩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以一半左右的土地栽种花生。[121]京奉沿线的滦县、卢龙，花生种植都有了发展。1921年滦县的花生产量达14万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了40%。[122]卢龙年产花生千余万斤。[123]津浦沿线的南宫，光绪中叶始种花生，这一时期因输出增加，价值日涨，“树艺亦日多” 。[124]
江苏、安徽、奉天等省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花生种植也有所发展。江苏江阴县，沙土地带多种花生，白沙港所产“尤著” 。[125]安徽全椒，据1920年的记载，“近年种者颇多，为出产之大宗” 。[126]奉天辽阳县属，花生亦“种者颇多” 。[127]
芝麻中国芝麻种植范围十分广泛。据1917年的统计，全国芝麻种植面积约409万亩，总产量260万担。其中以湖北、江苏种植最广，出产最多。两省的种植面积合计180万亩，约占全国的44%，产量合计168万石，占全国的64%。其次是江西、直隶、安徽、广东、陕西、河南等省。[128]
这一时期，芝麻的种植有愈来愈向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发展的趋势。湖北的芝麻种植主要集中在沙市附近地区和汉水流域。20世纪初，汉水两岸仅由汉口运出的芝麻即达50万担以上。[129]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河南和湖北京汉沿线地区、河南陇海沿线地区芝麻种植的迅速扩大。京汉铁路通车后，沿线地区许多原来用于种植粮食和罂粟的耕地，纷纷改种芝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地区发展为全国最著名的芝麻产区和世界市场芝麻的主要供应地。
由于京汉沿线芝麻种植的迅速扩大，加上陇海沿线的发展。[130]河南成为全国芝麻产量最高的省份。[131]
大豆大豆本是一种自给性粮食作物，由于用途的改变，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性经济作物。
大豆种植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中国大豆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而中国大豆的60%～70%产于东北。大豆播种面积一般占东北耕地的20%～30%。随着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发，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表9反映了东北三省大豆种植面积及其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132]
表9 东北三省大豆种植面积及占七种主要农产耕地比重变化
注：①七种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小麦、大麦、玉米、小米、高粱、稻子。这七种农作物耕地之和为100。②原面积单位为千英亩，现折成千亩。③原百分比计算有误，业经核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豆出口受到影响，大豆种植面积及其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大战结束后，立即回升，到1926年，无论种植面积和占耕地的比重都明显超过了1914年，1927年又进一步增加，种植面积由1926年的40542千亩，增加到46269千亩，在七种主要农作物耕地中所占的比重也由28．7%提高到31．3%。
产量也明显增加。据当时的估计，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1909年为3304万余担，1919年为3802万担，1921年为5285万担。 [133]1927年更增加到5770万石。 [134]
整个东北，几乎各地都有大豆种植，而中东铁路、南满支路以及其他铁路沿线，种植尤多，发展尤速。如奉天的沈阳，大豆为“出产大宗，占输出品巨额” 。 [135]辽阳农作物中，“首推大豆” 。[136]抚松大豆“出产最多” 。[137]通化大豆“居五谷之首” 。[138]安东、铁岭“无处不宜豆” ，实为出产大宗。[139]吉林双城，“有地皆种，十岁九稔” 。[140]农安1914年的大豆播种面积，据说比10年前增加了1倍。[141]
由于大豆收益较高，农民在安排播种面积时，大豆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特别是初垦的肥沃土地，大多用于种豆。如吉林珠河，“初垦荒地，农人贪种豆田，谷田仅种十分之一二” 。 “以种豆利市三倍，开拓达于山峰” 。[142]东北北部荒地较多，开垦较晚，大豆种植的发展速度比南部更快，所占耕地比重更高。现将1910～1928年南北两部大豆播种面积占耕地比重及其变化情况，列为表10。[143]
表10 东北南北两部大豆播种面积占耕地比重比较
1910年，南北两部的大豆种植面积均占耕地的20%，而到1927～1928年，南部大豆种植面积占耕地的比重只提高到23．2%，而北部提高到34．5%。以汉口为中心的江汉平原，河南、直隶、山东的京汉、津浦、胶济铁路沿线以及江苏、浙江两省口岸和铁路沿线地区，这一时期的大豆种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记载，湖北汉水和长江沿岸平原，大豆“产量颇大” 。1901～1905年间，汉口的大豆输出量从57万余担增加到251万余担。[144]河南南自信阳，北至临颍，西自泌阳，东至新蔡、光州的京汉线两旁广大地区，既是芝麻种植区，也同时是重要的大豆产区。在西平等处，大豆、芝麻种植面积合计，占耕地的50%～80%。[145]正阳县属，据说大豆是惟一的“实业出品” 。[146]直隶藁城、盐山、香河，山东临清、馆陶、沾化、昌乐、高密等地，大豆在农作物中都占有重要地位。[147]浙江温州、宁波附近地区，大豆种植虽不如北方广泛，但也有较明显的发展。宁波在1902年尚无豆类出口，到1911年出口的大豆等已达37000余担。[148]
桐油桐油的大量出口和明显商品化是20世纪初年开始的。
桐油的主要产地是四川、湖南，贵州、湖北、广东、广西、浙江等省次之。四川桐油的出产和出口，主要集中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自1917年万县正式开埠，桐油出口数量日增。开埠当年仅3万余担，20年代初即增加到20余万担，1928年达32万余担。桐油销路的扩大，大大刺激了油桐的种植。20年代前后，万县以及附近的奉节、云阳、开县、开江、忠州、酆县、石柱、涪陵等川东各县，种桐榨油者，“激增不已” 。[149]
湖南桐油产于湘、沅、澧三水流域。长沙、常德、津市是湖南桐油的三大集散市场。岳阳、长沙的相继开埠，大大促进了湖南桐油的输出和商品化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每年集散于长沙的桐油约7万担上下。常德最后虽未正式开埠，但在桐油出口方面比长沙有更重要的地位。每年汇集于常德的桐油约在50万担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长沙、浏阳、醴陵、耒阳、祁阳、桂阳、郴州、衡阳等湘江沿岸、粤汉沿线诸县，以及沅澧两水流域的油桐种植都有了明显的发展。[150]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湖北沙市、江陵附近地区，鄂西山区，汉水流域以及鄂东长江两岸地区，广西相当一部分地区，油桐的种植和桐油商品化，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20年代，由于桐油行销，广西地方政府采用奖惩办法，鼓励农民植桐。在1926～1928年的3年间，该省大面积的土地栽种了桐树，柳州附近尤多。[151]东部的雒容、榴江，“人民以植桐为业者渐众” 。雒容县城及其附近，“土地之上。遍植桐茶” 。这些桐茶林场，“均属新开者” 。[152]柳州西部的宜山，桐油亦为出产大宗。[153]
浙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发展起来的桐油生产和出口区。油桐种植主要集中在离杭州较近和水陆交通比较方便的浙西一带，以及温州、宁波周围地区。由杭州、温州、宁波出口的桐油，1920年前，每年仅二三百担，此后迅速增加，1927年达28730担。出口的增加，刺激了油桐种植的扩大。这时，不但平地、山坡广栽桐树，即“山之高处，亦辟为种植之区” 。在分水、于潜、昌化等地，还出现了油桐的专业性种植。该地农民分为“田农” 、 “山农”两种。以客籍农民为主的山农，就是以开山植桐为业。[154]
桐庐、建德、遂安、寿昌等县的油桐种植也都是在20年代前后发展起来的。此外，温州附近的永嘉、丽水、缙云等县的植桐业，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大。
园艺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的同时，一些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水果、蔬菜等园艺作物种植，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厦门、福州，广东汕头、江门附近地区，柑橘等果树种植，迅速扩大，出口逐年增加。据1925年的估计，福州附近一带，年产柑橘60余万担，橄榄三四十万担，龙眼20余万担。[155]20世纪初，在汕头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水果罐头工业的飞速发展，开辟了许多新果园，潮安、饶平、普宁、蕉岭、惠来等地发展为产橘中心。[156]1920年，潮州销往上海和香港的柑子分别为1610万斤和850万斤。[157]江门附近地区，这一时期的柑橘和其他水果生产发展很快，出口逐年增加。[158]
在北方，烟台附近一带的果树栽培，是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行业。[159]烟台所在的福山县，苹果、海棠等果树，从前“植仅庭院；近数十年来，以此为业者甚多，每年出口数十万” 。[160]直隶昌黎一带，过去的果树栽培，仅限于山边或贫瘠土地，自从京奉铁路通车，水果销路大畅，“山间农家恒于农地之内，竞植果树” 。又据海关报告，20年代后半期，在昌黎一些肥地上，开辟了许多新果园。[161]京汉、津浦沿线一些地区的鸭梨、葡萄、柿子等的种植和商品化也有了发展。奉天京奉沿线和辽东半岛，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水果产区。锦西县大部地区，“居民多以果园为业” 。[162]北镇、海城、辽阳、金州等地，果树栽培不但普遍成为农家重要副业，专业性生产也有所发展。如海城，农家园中庭畔，每植果树三五株，“至园林则山中最多” 。[163]辽阳的果树经营规模，“每处数千百万株，所在多有” 。[164]
随着近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城镇郊区和附近农村的蔬菜生产和商品化，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农村，尤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专营或兼营菜蔬、瓜果的农户增加。广州附城东北一带，“民多为圃，蔬果瓜豆，因时易种，以供城市” 。[165]江苏宝山，邑城内外以菜圃为业者“甚多” ，各乡镇四周“亦属不少” 。[166]无锡城郊农民，“大都栽种蔬菜，以供给城厢内外之需要” 。[167]河南新乡，素产西瓜，但过去种者有限，自火车通行，“获利颇厚，种者亦繁” 。[168]山东福山等地所产白菜，素胜于他省，“近日业此者甚多” 。[169]奉天辽阳，城厢市镇中专以种菜为业者，“不可胜计” 。[170]安东县城附近，专以种蔬为业者约530余户，用地3000余亩。[171]黑龙江博克图，种菜一业，据说“自有博克图以来，即已盛行，现时兼营菜园者，约占居民50%” 。[172]20年代中期的绥远包头，业园艺者也有千余人。[173]
二是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城郊原有闲荒瘠地被纷纷辟作菜园，一些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现在也改种蔬菜。如广东三水，20世纪初“出现了蔬菜种植的发展，特别是三水城四周，从前的闲荒瘠地，现在布满了菜园” 。[174]奉天辽阳，“城内四隅空地皆系菜园” 。[175]开原县城“四隅旷土，今已悉改为园圃” 。附城厢关农户，“因获利较巨，不种谷而种菜” 。[176]
一些蔬菜新品种也得到了推广。如上海吴淞江、蒲汇塘两岸间。马铃薯“种植甚富” ，洋葱、卷心菜、花菜等，“近邑人种植日多” 。[177]无锡城郊，茭白种植的发展“尤为迅速。原仅个别地方种植，今则四乡多有栽植者” 。[178]奉天安东，洋白菜等新品种也都扩大了种植。[179]
三是蔬菜的商品化程度提高，销售范围扩大，一些地方的蔬菜不仅供应本地，而且远销外县、外省，乃至国外市场。江苏无锡的茭白，大多行销苏、沪及宜（兴）溧（阳）一带。[180]直隶完县，城关所产菜蔬，“可供全县之用” 。[181]三河邑北灵山等处，蔬菜占农业收入之半，“北平所需葱蒜，恒仰给焉” 。[182]滦县大白菜，被加工腌作冬菜后，“分销全国各省” 。[183]山东福山的大白菜，“竟成为出口大宗” 。[184]察哈尔万全县，所产蔬菜除售卖各乡外，并行销张家口、宣化、张北、怀安等地。[185]东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奉天北镇，“近年菜蔬运销外县者甚夥” 。[186]铁岭蔬菜“除供给阖城食用外，并贩销他处” 。[187]安东的情况是，菘、韭等普通蔬菜供给国内菜市，勾帮、洋白菜、萝卜等则专售日本菜市。[188]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养禽、养畜等家庭副业的商业化。
禽畜饲养本是中国农村古老的自给性家庭副业，商品化程度很低。20世纪初，由于近代工业、交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品流通等条件的改变，一些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家禽、禽蛋、家畜等，越来越商品化了。例如，广东江门附近，每年有大量鸭、鹅、鸡、猪和鸡蛋投放当地和国外市场。[189]二三十年代，清远小贩收买各乡之鸡，运销广州，每年售价数万元。运销广州的鹅亦不少。[190]同时期的江苏川沙，鸡蛋“广销国外，价甚昂；鸭蛋尤多，只销本地” 。[191]河南安阳，居民养鸡甚多，但过去只供自食，并非营利。到20年代，由于该地蛋厂的设立，饲鸡遂成为营利性副业之一。[192]在邯郸，农民无不养鸡营利，最少数只，多则十数只、数十只不等。[193]房山县属，养鸡产蛋，“为人大利，畜者甚多” 。[194]南皮所养洋鸡，以肉肥味美，大量行销天津。鸡蛋亦“近年为出口货物” 。[195]景县也因鸡蛋价昂，养鸡业发展，“多者三四十只，少者七八只，几乎无家无之” 。[196]山东昌乐，鸡蛋每年出口价值“颇巨” 。[197]寿光的情况是，“鸡比户皆养，鸡卵甲他县” 。[198]
关于养猪业的发展和商品化，直隶邯郸，农家十之八九，多饲一豕或二豕，“端午、中秋两节辗转买卖，获利倍蓰” 。[199]藁城肥猪，“多沽于北平” 。[200]河南正阳，猪、羊、鸡等，“间或家畜百数十头，售裕日用” 。[201]吉林双城，“猪为农家产，一户有饲养数头、数十头者” 。[202]广西桂平，自梧州开埠，轮船通行，鸡豚“载之舟中，随大江东去，售诸港粤，日月不休” 。[203]河南正阳、吉林双城的一部分牲畜饲养，在当时已经是规模较大的商品性生产了。
随着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在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畜禽，特别是鸭鹅的专业饲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专业养鸭户数十家。1927年，养鸭户还成立了“北京市鸭业同业公会” 。[204]上海仅白莲泾河两岸，以养鸭为业者，凡20余家。[205]江苏里下河一带，专业饲鸭户不少，有的还雇工放鸭。肥鸭和鸭蛋多运销上海。[206]湖南常德、汉寿滨湖地区，专业饲鸭户亦不少。[207]在成都平原一带，专业饲鸭十分普遍。当地鸭户通常采用成群游牧放养的形式，一群鸭常有好几千只。每年深秋后，稻田已经收割灌水，“鸭群逐田而游，布满整个田野和沟渠，一面觅食，一面向市场方向前进。经过几周的旅行喂养，逐渐肥硕壮大，等到达市场时，便可发卖了” 。[208]
商业发达的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禽畜的专业饲养更多一些。据20年代的调查，惠阳、博罗、顺德、番禺、开平、中山、紫金、潮安、澄海、南雄、始兴、英德、清远、从化、罗定、新会、茂名、信宜、电白、吴川、海康、徐闻、遂溪，以及海南岛的澄迈、临高、儋县、琼东、文昌、琼山等县，都有数量和规模不等的畜禽专业或兼业饲养户。如遂溪，肉猪饲养有多至五六头者，饲鸡亦多至二三百只。鹅鸭更是专业居多。饲养数目，少者数百，多则上千。而且出现了比较明细的专业和地区分工，在鹅的饲养方面尤为明显。通常养鹅户分为种鹅孵雏、草鹅（瘦鹅）和肥鹅三个专业或阶段。有的专养母鹅产卵孵雏，谓之“鹅厂” 。雏鹅孵出三天后，即出售给称为“鹅群”的草鹅饲养户。雏鹅养至六七十天，待其长至二三斤，再卖给肥鹅饲养户催肥后，方才上市出售。养鸭的专业分工亦大致相似。[209]专业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畜禽商业性饲养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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